关于论文的检讨
毕业论文工作还是没有完成，虽然交稿时间接近了，但是老师所下达的修改指示还是无法实现，这种无法实现造成了一些后果，主要是一种自我抨击的欲望。不管怎么说，我应当学会说明自己的错误。我似乎喜欢尽量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显然这本身是个最严重的错误，所以不管有没有什么意义，需要进行一个检讨。
1，尽管以郭沫若为主题即表明我并不认同以郭沫若为“死狗”的态度，但是在工作开始时仍然充满了一种无理由的自以为是，即我们的时代在理论方面当然比郭进步，我在思考问题是可以在高处，在有利的位置去观察。但是这种想法没有考虑到显而易见的东西，即在知识上我了解多少。我们都知道，郭的一大特点是他活跃在许多不同的战线上，作为后人想对他进行追击是十分困难的，而对于缺乏中国思想史常识的我而言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是一种狂妄。所以我就算知道也无法分析一些显然的，最重要的问题，比如廖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观念，阳明心学与郭的观点之间的联系。
2，我尝试去考虑郭沫若与政治这一主题，即郭沫若对韩非的态度所表现出来的对政治的不理解。但是事实上我把握不了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只能重复一些空话，比如关于“人民”概念的空洞性的问题，关于郭的“王道政治”观念与传统的联系等。实际上我强调郭不理解政治理论本身就有包含了一种无理由的狂妄，即我好像是了解政治理论的一样，而郭无论如何还是有实际政治经验的。其实在理论工作中我至多能援引马基雅维利——葛兰西的理论路线进行一些初步思考罢了，且不说我对于这个思路的理解幼稚以极，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的确，是今天），不了解像宪政自由主义这样的伟大理论传统（是“了解”，就是说，知道一些，可以谈论），也不了解运用了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现代社会科学在政治学领域所取得的进步，这本身就是理论错误，也许还是政治错误，表明对当代某些政治现实的无视，明知如此还要去讨论与政治有关的理论问题，就是错上加错。
3，还需要进行一些理论上更深入的检讨，比如作为历史系学生，我有比较严重的空谈理论的错误倾向，空谈理论的后果就是喜爱夸夸其谈，而最后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历史系毕业生，就是说，无法进行真实的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考辨分析的工作，而常常进行的是以外在的理论介入文本，产生一些话语，或者说空谈，因为很显然这样不能生产历史知识。
但是这种错误还有更加严重的层面，比如说我在理论上四处游荡，四面出击，缺乏起码的认真的，一贯的态度，或者说我声称学习历史几乎是一种欺骗，一种不参加社会工作而向父母申请资金援助的伎俩，因为这种没完没了的理论旅游不是别的，就是一项漫长的娱乐活动。从一种幼稚园级别的唯心主义（夹杂着通俗读本上的康德和网络宣言上的新儒家）到一种文艺青年式的施特劳斯主义（鉴于它的中国特色的犬儒特征，宜称之为甘阳——刘小枫主义），再到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阿尔都塞主义（这和小资有什么关系呢？对了！它就是很标准的小资意识形态）。这样一种理论旅游有什么意义呢，正确的看法是事实上我没有移动，四年以来我在同一个位置，什么都没有发生，所谓理论的变化根本就是一种梦境。
梦境是有原因的，是错位的结果，这种理论游戏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在很多方面与我的政治感情有关，是政治情结的错位。一般的说来，对社会政治现实的不满，但是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民族感情什么的。但是，在政治我同样也是游移的态度，无论是对政治历史（对我们而言症结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还是对于政治现实，都不是足够一贯的，认真的态度，这种状况表明我对政治的关心有很大的虚假性，它是与严酷的政治历史和目前严酷的政治现实完全不符的，它表明这种看似有一些意义的“关心郭嘉大事”无非是一种小资情调，一种咖啡馆马克思主义，“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你为何如此富有？”，这种态度表明，实际上我缺乏介入政治现实的勇气，思考政治是一种自我蒙蔽，自我安慰，或者是一种娱乐，政治现实并没有真的威胁到我，我根本没有真实的对灾难性的现实的体验。从我的一位底层出身的具有深厚理论修养的学长那里可以感受到，真正关心这一问题的人是清楚的、坚定的、不需要左顾右盼曲为解释修辞及其他等等之类的东西。所以这整个的是一个虚假意识、一种自我欺骗。
所以这种政治感情并不严肃，它是另一个错位的结果，但它并不是问题的结果，而是难题性的后果，它应当解释为，由于我个人成长上的失败所造成，显然我难以获得一个成年人的自我认同，不能摆脱青春期的存在焦虑感，不具有健全的人格，缺乏和女性交往的能力（应该承认这是过度决定的因素），虚构一贯性的自我形象，不能接受自我的分裂。当然，我们都可以发现这和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是相关的（“超我”断裂了，所以都陷入紊乱），这种社会地震的确造成了众多的存在性焦虑，也使80后成为一个非常尴尬的历史人群，但是强调这一点就是在为上面的错位辩护，所以这个请求应当驳回，而将这个自我检查进行到底。不过，这的确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知识。
“我说过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1，尽管以郭沫若为主题即表明我并不认同以郭沫若为“死狗”的态度，但是在工作开始时仍然充满了一种无理由的自以为是，即我们的时代在理论方面当然比郭进步，我在思考问题是可以在高处，在有利的位置去观察。但是这种想法没有考虑到显而易见的东西，即在知识上我了解多少。我们都知道，郭的一大特点是他活跃在许多不同的战线上，作为后人想对他进行追击是十分困难的，而对于缺乏中国思想史常识的我而言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是一种狂妄。所以我就算知道也无法分析一些显然的，最重要的问题，比如廖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观念，阳明心学与郭的观点之间的联系。
2，我尝试去考虑郭沫若与政治这一主题，即郭沫若对韩非的态度所表现出来的对政治的不理解。但是事实上我把握不了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只能重复一些空话，比如关于“人民”概念的空洞性的问题，关于郭的“王道政治”观念与传统的联系等。实际上我强调郭不理解政治理论本身就有包含了一种无理由的狂妄，即我好像是了解政治理论的一样，而郭无论如何还是有实际政治经验的。其实在理论工作中我至多能援引马基雅维利——葛兰西的理论路线进行一些初步思考罢了，且不说我对于这个思路的理解幼稚以极，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的确，是今天），不了解像宪政自由主义这样的伟大理论传统（是“了解”，就是说，知道一些，可以谈论），也不了解运用了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现代社会科学在政治学领域所取得的进步，这本身就是理论错误，也许还是政治错误，表明对当代某些政治现实的无视，明知如此还要去讨论与政治有关的理论问题，就是错上加错。
3，还需要进行一些理论上更深入的检讨，比如作为历史系学生，我有比较严重的空谈理论的错误倾向，空谈理论的后果就是喜爱夸夸其谈，而最后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历史系毕业生，就是说，无法进行真实的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考辨分析的工作，而常常进行的是以外在的理论介入文本，产生一些话语，或者说空谈，因为很显然这样不能生产历史知识。
但是这种错误还有更加严重的层面，比如说我在理论上四处游荡，四面出击，缺乏起码的认真的，一贯的态度，或者说我声称学习历史几乎是一种欺骗，一种不参加社会工作而向父母申请资金援助的伎俩，因为这种没完没了的理论旅游不是别的，就是一项漫长的娱乐活动。从一种幼稚园级别的唯心主义（夹杂着通俗读本上的康德和网络宣言上的新儒家）到一种文艺青年式的施特劳斯主义（鉴于它的中国特色的犬儒特征，宜称之为甘阳——刘小枫主义），再到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阿尔都塞主义（这和小资有什么关系呢？对了！它就是很标准的小资意识形态）。这样一种理论旅游有什么意义呢，正确的看法是事实上我没有移动，四年以来我在同一个位置，什么都没有发生，所谓理论的变化根本就是一种梦境。
梦境是有原因的，是错位的结果，这种理论游戏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在很多方面与我的政治感情有关，是政治情结的错位。一般的说来，对社会政治现实的不满，但是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民族感情什么的。但是，在政治我同样也是游移的态度，无论是对政治历史（对我们而言症结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还是对于政治现实，都不是足够一贯的，认真的态度，这种状况表明我对政治的关心有很大的虚假性，它是与严酷的政治历史和目前严酷的政治现实完全不符的，它表明这种看似有一些意义的“关心郭嘉大事”无非是一种小资情调，一种咖啡馆马克思主义，“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你为何如此富有？”，这种态度表明，实际上我缺乏介入政治现实的勇气，思考政治是一种自我蒙蔽，自我安慰，或者是一种娱乐，政治现实并没有真的威胁到我，我根本没有真实的对灾难性的现实的体验。从我的一位底层出身的具有深厚理论修养的学长那里可以感受到，真正关心这一问题的人是清楚的、坚定的、不需要左顾右盼曲为解释修辞及其他等等之类的东西。所以这整个的是一个虚假意识、一种自我欺骗。
所以这种政治感情并不严肃，它是另一个错位的结果，但它并不是问题的结果，而是难题性的后果，它应当解释为，由于我个人成长上的失败所造成，显然我难以获得一个成年人的自我认同，不能摆脱青春期的存在焦虑感，不具有健全的人格，缺乏和女性交往的能力（应该承认这是过度决定的因素），虚构一贯性的自我形象，不能接受自我的分裂。当然，我们都可以发现这和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是相关的（“超我”断裂了，所以都陷入紊乱），这种社会地震的确造成了众多的存在性焦虑，也使80后成为一个非常尴尬的历史人群，但是强调这一点就是在为上面的错位辩护，所以这个请求应当驳回，而将这个自我检查进行到底。不过，这的确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知识。
“我说过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