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教父”战争（名利场特稿）
超精彩，看激动了，不翻译过来推荐给更多人的话，实在是心痒。文章很长，慢慢更~~~
作者：马克·西尔（《名利场》特约编辑）
译者：梁圈圈
鸣谢：杜森、晴阳阳；特别鸣谢：腾讯翻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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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教父》的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制片人阿尔·拉迪（Al Ruddy）、派拉蒙高管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和彼得·巴特（Peter Bart）以及海湾与西方公司（Gulf & Western）老板查尔斯·布卢多恩（Charles Bluhdorn）在很多方面都和马里奥·普佐（Mario Puzo）写的这部大片中的黑手党一样冷酷无情。在围绕马龙·白兰度和阿尔·帕西诺的选角发生激烈争执后，他们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暴徒纠缠在一起，而后者根本不想拍这部电影。本文作者回顾了好莱坞大鳄、黑手党头目和电影天才之间激烈的冲突最终如何造就一部好莱坞杰作。
唯一能保他不断腿的希望
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脏兮兮、意味深长的词流传开来：黑手党（Mafia）。它象征着地球上最可怕的力量，即有组织犯罪的意大利-美国派系，当然，领导这支力量的人不愿说出这个词，即便未能把它完全消灭。当这个词成为一本畅销书的基础，而这本书被卖给了电影，那些人决定，他们必须采取行动。
这一切始于1968年春天，当时一位名叫马里奥·普佐的、几乎一文不名的作家走进派拉蒙电影公司制片主管罗伯特·埃文斯的办公室。埃文斯挺着大肚子，叼着一支大雪茄，这位无所不能的大人物答应与纽约来的无名小卒见面，只是为了帮一个朋友的忙。作家的胳膊夹着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里面有五六十页的打字稿，他迫切需要用它作抵押换取现金。
“有麻烦了？”埃文斯问道。
是怎样呢。普佐是个赌徒，赌了一万块钱，也许唯一能保他不断腿的希望就在这个信封里——一本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小说，标题就是黑社会想要消灭的那个词：黑手党。这个词自19世纪以来在意大利一直沿用至今，但1951年由田纳西州民主党参议员埃斯蒂斯·克夫弗（Estes Kefauver）领导的国会小组凯弗委员会（Kefauver Committee）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这个词得到了美国的认可。该委员会是为调查有组织犯罪而成立的。好消息是，普佐声称，这个词以前从未在书或电影标题中使用过。
埃文斯回忆说：“我出一万美金，买这个故事的改编期权（option），而如果能出成书的话，我会给你七万五。”埃文斯回忆说，这更多是出于同情而不是兴奋，“然后普佐看着我说，‘你不如给我十五万’，我回道，‘十二万五怎么样？’”（钱数跟官方记载有些出入，应该是1.25万改编权，拍成电影给8万，有浮动）
埃文斯甚至没有看一眼这些稿子，就把它们连同一张付款单一起送到派拉蒙的商业部，压根没想到会再见到普佐，更不用说他那本矫揉造作的小说了。几个月后，当普佐打电话问道：“如果我改了书的名字，我算违反合同吗？”埃文斯几乎大笑起来。“我都忘了他还在写呢。”普佐说：“我想叫它《教父》（The Godfather）。”
“刊登那个传奇”
埃文斯坐在贝弗利山的家中，显然很享受这样漫不经心地描述一部现代史诗的诞生。马里奥·普佐的书则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后来又成为一部经典电影，它彻底改变了电影制作，拯救了派拉蒙电影公司，塑造了新一代的电影明星，让作家赚钱又出名，并在美国最强大的两大力量之间引发了一场战争：好莱坞大鳄和黑手党头目。
在约翰·福特1962年杰出的西部片《双虎屠龙》中，一位记者说：“当传奇变成事实时，要刊登那个传奇。”因此，倘若真相不像埃文斯所说，而是如马里奥·普佐后来描述的另一种会面情形，或者如时任埃文斯手下负责创意事务的副总裁、如今的《综艺》编辑彼得·巴特（Peter Bart）所说，普佐的书稿一开始是交给他的，而不是埃文斯，那又怎样呢？不管怎么说，这个项目一开始诞生于创作者之间的激烈争论，枪🔫对这部电影的影响丝毫不亚于摄影机🎥。
“我们去床那里看看吧，”埃文斯带着我穿过他位于好莱坞的、摄政时期风格的家，来到他的卧室。在制片人的鼎盛时期，很多明星都睡在那里，他的管家会把前一天晚上“战利品”的名牌放在他早餐桌上的咖啡杯旁边，以便他能恰当地称呼她。自从埃文斯的放映室在2003年被烧毁后，就开始在他的卧室里放映电影。
当我们并排躺在一件毛皮大衣上时，尼诺·罗塔（Nino Rota）著名的那首主题曲弥漫在整个房间，很快银幕上就被老柯里昂（Don Corleone）在女儿婚礼那天的脸占据。“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部电影。”埃文斯在谈到这部他声称“触动了魔法”的电影时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他几乎毁了自己。
“意大利面的味道”
1969年出版的《教父》花了67周时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普佐说他不再关注这本书了。派拉蒙廉价买了一部大片，但制片厂老板们却不想拍这部电影。他们认为，黑帮片（Mob film）行不通，1969年由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主演的西西里黑帮片《天伦劫》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埃文斯和巴特认为他们知道原因：过去成功的黑帮片一直都是由“好莱坞意大利人”编剧、导演和出演的。为了让《教父》这样一部如此真实的电影获得成功——用埃文斯的话来说，观众需要“闻到意大利面的味道”——他们需要真正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来制作、导演和主演。
但是，在电影制作过程中无休止的矛盾中，他们选择了非意大利裔艾伯特·阿尔·拉迪（Albert “Al” Ruddy）来担任制片人。他是一个高大、强硬、声音沙哑的纽约人，刚刚在热门电视剧《霍根英雄》（Hogan‘s Heroes）——一部关于纳粹战俘营地的喜剧中加入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且不论拉迪有多少艺术天赋，他赖以成名的拿手好戏是低廉而迅速地拍出一部电影。
“星期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你想接教父这个项目么？’”拉迪回忆道，“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对吧？我说，‘是的，当然，我爱那本书’——其实我从来没有读过。他们说，“你能飞到纽约吗，因为派拉蒙的母公司海湾与西方公司的老板查理·布卢多恩（即查尔斯·布卢多恩）想要亲自定这个片子的导演和制片人。”我说，‘当然可以’。”我跑到一家书店，买了一本书，一下午就读完了。”
在纽约，拉迪见到了奥地利大亨布卢多恩，这位满口喷火、脏话连篇的大亨，是1966年收购派拉蒙的帝国建设者。“我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的那句话是‘你想怎么搞这部电影？’”拉迪说。
拉迪已仔细地在书上标上了注释，但由于他听说了布卢多恩及其海湾与西方公司与黑手党有来往的传闻，便决定跟着直觉走，谁怕谁啊。“查理，我想拍一部关于你爱的人的电影，一部忧伤而令人生畏的电影。”他说。布卢多恩的眉毛朝天高挑，咧嘴笑了起来。“他砰地一拍桌子，接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拉迪得到了这份工作。
“我们真的需要这笔钱”
计划本来是把这部电影拍得低级粗俗，背景就在20世纪70年代，而不是一个年代片（period），因为年代片拍起来很昂贵，而《教父》的预算只有250万美元。不过，随着小说越来越受欢迎，预算也随之增加（达到600万美元），高层们也雄心更盛。布卢多恩和派拉蒙的总裁斯坦利·贾菲（Stanley Jaffe）开始邀约每一位可能执导的超级明星导演，他们都拒绝了。他们宣称，将黑手党浪漫化是不道德的。
彼得·巴特要求聘用31岁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他曾执导过几部电影，包括歌舞片《菲尼安的彩虹》，但从未获得成功。巴特觉得科波拉不会太贵，而且能够搞定小成本。科波拉不接这项计划，他承认曾尝试阅读普佐的书，但被书中露骨的性爱描写击退了，他停在了第50页。然而，他有一个问题：没钱。他那家旧金山的独立电影公司美国西洋镜（American Zoetrope）欠华纳兄弟60万美元，他的合伙人，特别是乔治·卢卡斯，苦劝他接受。“去吧，弗朗西斯，”卢卡斯说，“我们真的需要这笔钱。你有什么损失呢？”（译者：《星球大战如何征服全宇宙》中还透露了欠下这比债的原因，正是因为卢卡斯的项目《五百年后》）科波拉去了旧金山图书馆，借了一些关于黑手党的书，找到了更深层次的主题。他认为这不应该是一部关于有组织犯罪的电影，而应该是一部家庭编年史，是对美国资本主义的隐喻。
“他疯了吗？”这是埃文斯对科波拉的反应。但是由于派拉蒙试图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将这本书的版权卖给伯特·兰开斯特（Burt Lancaster），后者想扮演唐·柯里昂，埃文斯觉得他必须迅速行动，否则就会失去这个项目。所以他派科波拉去纽约见布卢多恩。
黑手党不会说什么“把蒜煎至焦黄”
科波拉说服了布卢多恩。很快，他开始和马里奥·普佐一起重写剧本，两个意大利裔美国人开始彼此相爱。“普佐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科波拉说，“要概括他这个人的话，举个例子，剧本中描述如何做酱汁时的一句台词，我写了句‘首先你把蒜煎至焦黄’，他划掉改写成‘你要炸点蒜‘。黑手党不会说什么‘把蒜煎至焦黄’。”
对科波拉来说，有两件事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要想让这部电影显得真实，它必须是一部年代片，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必须在纽约拍摄，纽约是黑手党的根据地。
普佐非常熟悉黑手党的世界，但都是来自远距离的观察。“我很惭愧但必须承认，我写教父完全是靠调研，”他在他的回忆录The Godfather Papers and Other Confessions中写道。埃德·沃尔特斯（Ed Walters）曾是拉斯维加斯金沙酒店（Sands Hotel）的赌场监场经理，他回忆起普佐独特的调研方式：他会在轮盘赌上一连站上几个小时，在下注的时候问问题。沃尔特斯说：“一旦我们了解到他不是警察，也不是什么调查员，”他和赌场庄荷（dealer，发牌员）以及其他监场经理就会跟普佐聊下去——只要他继续下注。
普佐在他的回忆录中补充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货真价实的黑手党。”科波拉也没有：“马里奥告诉我永远不要见他们，永远不要答应去见，因为他们尊重这一点：如果他们知道你不想接触他们，他们就会远离你。”
“什么是黑手党？没有黑手党。”
但是，当《教父》被发展成一部大制作影片的消息传开时，一名黑手党头目奋起反抗。虽然大多数黑手党避开了聚光灯，但纽约五大家族之一、48岁的老约瑟夫·科伦坡（Joseph Columbo Sr.）——这位短小精悍、衣冠楚楚的媒体通——却肆无忌惮地插手进来。在FBI对他的活动，包括高利贷、抢劫珠宝、逃税以及控制一家每年1000万美元的州际赌博业务——用他自己的话说——“表现出过分的兴趣”后，他向FBI提出了指控，指控该局不仅骚扰他和他的家人，还骚扰了所有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他协助创建了意裔美国人公民权利联盟，称FBI对黑手党的追捕实际上是对公民权利的迫害和侵犯，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大胆举措。联盟的当务之急是从英语中根除“黑手党”这个词，因为科伦坡声称这已经变成了一场贴标签的诽谤运动。1970年，他曾问记者：“黑手党？什么是黑手党？没有黑手党。难道我不是一家之主吗？是的。我有妻子、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那是我的家人。”
停拍那部电影，否则……
这一切始于1970年3月30日FBI的一次纠察行动，这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参与人数达4.5万名成员，涉及100万美元战争基金的斗争行动。据估计，有25万人参加了联盟在纽约市举行的首次集会，目的是让FBI的人注意到。科伦坡说：“那些反对联盟的人会感觉到上帝的刺痛。”god's sting
这部电影《教父》很快成为联盟的头号敌人。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一次为反对拍摄这部影片筹集了50万美元的集会之后，联盟写给派拉蒙和许多民选官员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教父》这样的书令人作呕。”
“很显然，黑手党——他们并不会自称黑手党——不希望我们的电影拍出来，”阿尔·拉迪的助手Bettye McCartt说，“我们开始受到威胁。”
洛杉矶警方警告拉迪说他被跟踪了。他开始非常担心，以至于开始定期与员工交换汽车，以避免被认出。一天晚上，在他用他的老式跑车换了麦卡特的公司用车后，麦卡特听到了她位于穆赫兰道的房子外面传来的枪声。“孩子们歇斯底里了，”麦卡特回忆道。“我们到外面去看，跑车所有的窗户都被击碎了。这是对阿尔的警告。”
仪表板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停拍那部电影，否则……
“一个矮子演不了教父。”
然而，试镜已经开始了。从一开始，科波拉就想好了包括马龙·白兰度在内的四位男演员最终将出演主角，但他不得不为每一个人与派拉蒙公司的高管进行斗争。“科波拉给罗伯特·杜瓦尔（Robert Duvall）、阿尔·帕西诺（Al Pacino）和我，”詹姆斯·卡安（James Caan）说，“然后我们飞到旧金山的Zoetrope公司，”科波拉在那里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试镜，没有告诉派拉蒙。“他的妻子埃莉诺在我们头上放了一个碗，为我们剪了头发，他用16毫米拍下了我们的即兴表演，只花了我们午餐吃的四个咸牛肉三明治同样的价钱。”卡恩补充道。
科波拉说：“我的妻子埃莉（埃莉诺的昵称）帮他们剪了头发，不过后来，当制片厂觉得阿尔·帕西诺太邋遢时，我们带他去找一个真正的理发师，告诉他给帕西诺理一个大学生一一般的发型。”“当理发师听说这是给可能在《教父》中扮演迈克尔的人理发时，他真的心脏病发作了，他们不得不把他送到医院。但是，是的，我们拍了那些测试片，包括黛安娜·基顿的，在旧金山拍非常便宜。但是罗伯特·埃文斯并没有看上，所以我们后来花了几十万美元在纽约和好莱坞为几乎每个年轻演员又拍了一堆试片。”
埃文斯、布卢多恩和其他高管都讨厌科波拉的选角，尤其是帕西诺，他们觉得帕西诺太矮，不能扮演未来成为新教父的军人。“一个矮子（runt）演不了教父。”埃文斯告诉科波拉。
在埃文斯的洛杉矶办公室里，选角导演弗雷德·鲁斯（Fred Roos）列了一长串被考虑出演迈克尔·柯里昂的演员名单：罗伯特·雷德福、马丁·辛、瑞安·奥尼尔（《巴黎林登》男主）、大卫·卡拉丁（《杀死比尔》的比尔）、杰克·尼科尔森和沃伦·比蒂。鲁斯说出“比蒂”这个名字后不久，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演员本人就站在门口。
“你差点得到迈克尔这个角色？”我问。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比蒂说，“在马龙·白兰度出演《教父》之前，我就被邀请了。丹尼·托马斯（Danny Thomas）是教父的主要候选人时，我被邀请出演教父。我通过了。杰克·（尼克尔森）也通过了。我还记得另外一件事，我还被邀请担任制片人和导演。查理·布卢多恩是《雌雄大盗》的粉丝，他给我寄了这本书…我读过了。大概看了一眼。我说，‘查理，我不想再拍一部黑帮片了！’”
“弗朗西斯，帕西诺算你赢了，但有一个条件……”
“科波拉有一天晚上打电话给我，‘吉米，他们想请你来试镜。他们希望你扮演迈克尔。’”詹姆斯·卡安说，“这是弗朗西斯最不希望看到的，因为他认为迈克尔得长得像西西里人，桑尼是美国化的版本。所以我飞到纽约，这个巨大的摄影棚，拍了那些测试片。当时一定有300个人坐在那里。你能想到的每个演员都在为《教父》试镜。“派拉蒙最终花了42万美元在试镜上，卡安表示，他不仅试了迈克尔的角色，也试了“顾问”（consigliere）汤姆·哈根的角色。
曾经一度，卡安被选为迈克尔，卡米尼·卡里迪（Carmine Caridi）被选中演桑尼。出身自纽约贫民区的卡里迪活脱脱就是普佐书中的桑尼: 身高6英尺4英寸、壮如公牛的黑发意大利裔美国人。卡里迪被告知得到了这个角色，于是退出了他正出演的戏剧，也为桑尼试了服装。当走过他长大的街区时，窗边闲聊的人尖叫道：“这个男孩成功了！”卡里迪说：“女人甚至带她们的孩子过来吻我求好运。”卡安回忆道：“他和我的一些朋友奔走相告，疯狂庆祝。我说，‘嘿，不要这样做。上面的人还没拿定主意呢，我知道弗朗西斯想要什么——无意冒犯你哦。’……他游荡于俱乐部中（卡安曾经住过社区的男孩经常去的俱乐部），那些朋友们会说‘你跟我们混是想干嘛？’他说‘嗯，我就是想找到感觉。’他们说，‘我们会给你这种感觉。我们会在90迈的时候把你他妈的扔出车。’”
卡里迪出局了，但并非拜黑手党所赐。
“为柯里昂家族选角的战争比柯里昂家族在银幕上的战争更激烈……”埃文斯在他1994年的回忆录The Kid Stays in the Picture中写道，然后他描述了最终屈服于科波拉，同意让帕西诺扮演迈克尔。
“弗朗西斯，帕西诺算你赢了，但有一个条件……”他告诉科波拉。
“是什么？”
“让詹姆斯·卡安扮演桑尼。”
“已经签了卡里迪。他适合这个角色。不管怎样，卡安是犹太人。他不是意大利人。”
“是啊，但是他没有六尺五寸，他只有五尺十寸。这又不是‘马特和杰夫’（指体型差异大）。这个孩子帕西诺只有五尺五寸，还得穿着高跟鞋。”
“我不要用卡安。”
“我不用帕西诺。”
“砰的一声门关上了，”埃文斯写道，“十分钟后，门开了。‘你赢了。’”
弗兰克·辛纳屈十分讨厌《教父》
埃文斯说，他必须找来自己的教父西德尼·科尔沙克（Sidney Korshak），这位臭名昭著的好莱坞超级律师、罪犯的救星，才能让帕西诺从米高梅的合同中获释，他本来要去出演由吉米·布雷斯林的黑帮小说改编的喜剧《我的子弹会拐弯》（The Gang That Couldn’t Shoot Straight，罗伯特·德尼罗最终出演了这个角色）。因此，科波拉说，他在旧金山偷偷试镜那次参加选角的演员“最终得到了角色”，而卡米尼·卡里迪没有得到桑尼的角色。
“我觉得我还没有从中走出来。”卡里迪说。科波拉显然对此也感到非常难过，以至于他和普佐在《教父2》中为卡里迪写了一个角色。卡里迪回忆道：“我说，‘弗朗西斯，我有一些官司缠身，我得付钱给律师。’”科波拉问了律师叫什么名字，并给他寄了一张支票。卡里迪后来在电视领域的职业生涯发展很成功。他还出演了许多其他电影，包括《教父3》。
除了要应付乔·科伦坡和黑帮分子，制片人还必须在预演期间与弗兰克·辛纳屈斗争。辛纳屈厌恶《教父》，无论是作为一本小说，还是作为一部电影，理由很充分：约翰尼·方坦这个醉醺醺、淫荡的、由黑手党控制的歌手，后来又变成了电影明星，他在第11页就出现在普佐的小说中，这个邋遢的醉鬼，幻想着在他“水性杨花的妻子回家后谋杀她”，这一角色被广泛认为原型是弗兰克·辛纳屈。方坦渴望从一个歌手上升到演员，这个角色也像在影射阿尔·马蒂诺（Al Martino），他曾在沿海一带和拉斯维加斯的黑帮夜总会表演过。菲利斯·麦奎尔（Phyllis McGuire）是著名的三姐妹合唱团成员之一，也是黑帮分子萨姆·吉安卡纳的女朋友，他认为方坦和马蒂诺一模一样。根据马蒂诺的说法，麦奎尔告诉他，“我刚刚读了一本书，《教父》。阿尔，约翰尼·方坦就是你，我知道你可以在电影里演他。”
无法拒绝的条件
马蒂诺说他联系了阿尔·拉迪，鉴于马蒂诺从来没有演过戏，拉迪竟给了他这个角色，这是相当出人意料的。他与拉斯维加斯沙漠酒店解除了合同，他估计在等待《教父》开拍的过程中，夜总会的出场费损失为25万美元。但当科波拉签约担任导演时，他却从演员阵容中消失了。
但后来他又拿回了角色。当我请他解释这是怎么回事时，他说：“嗯，过去和未来有很大关系。”当我们坐在贝弗利山的Nate‘nAl餐厅的一个包厢里时，他给我讲了一个与约翰尼·方坦的故事非常相似的故事。1952年，当马蒂诺录制的Here in My Heart成为美国第一单曲时，两个黑帮分子出现在他经理家的门口，要求买下他的合同。被告知这是非卖品后，那些人威胁经理不照办会有生命威胁。“于是他免费把的合同给了他们。”马蒂诺说。
马蒂诺解雇了帮他办事儿的帮派分子之后，他接到了一个警告，让他不要再回到东部，他对此置若罔闻。他和迪恩·马丁和杰里·刘易斯一起出现在大西洋城的传奇黑手党夜总会——500俱乐部，那两个帮派分子揍了他一顿。然后他们在他面前拿了一张8万美元的期票，他们解释说这是“未来的收益——我们本可以从你身上赚到的钱”。他签了字条，逃往英国，在那里住了六年。1958年，他尊称安吉洛·布鲁诺（Angelo Bruno）为“慈爱的阁下”（The Gentle Don）方得以回国。
马蒂诺说，既然他已经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有什么电影导演能挡他的路？他给我看了自己与普佐、科波拉、拉迪和一些赌场老板勾肩搭背的一张照片，他们在拉斯维加斯正要去参加一个派对——还有表演女郎和他的“大手笔”——这位歌手马蒂诺声称，为使科波拉相信他是约翰尼·方坦的最佳人选，说服过程花了他2万美元。在结果尚不明了之时，他采取的行动方针很可能就来自《教父》。“教父不是派汤姆·黑根去说服（制片厂老板）杰克·沃尔茨让约翰尼·方坦演他的电影吗？”他问，“这不正是跟我的所为一样吗？沃尔茨不想要约翰尼，科波拉也不想要我。虽然没有马的头，但我也有我的武器……为了出演这部该死的电影，我不得不采取了点措施，我去找了我的教父拉斯·布法里诺。“他所说的正是东海岸的黑道头子。
他拿出了一本旧的新闻剪报本，其中包括好莱坞合作专栏作家迪克·凯鹏纳（Dick Kleiner）的剪报：“科波拉不知道拉迪-马蒂诺的协议，选择维克·达蒙（Vic Damone）出演约翰尼·方坦，而达蒙退出了。人们怀疑达蒙从黑手党那里得到了退出的指令，因为他们之前正式答应了马蒂诺。“
辛纳屈暴走了
与此同时，1970年的一天晚上，在洛杉矶的Chasen‘s餐厅，辛纳屈爆发了。当拉迪和普佐一起走进来的时候，这位歌手正和他的朋友吉利·里佐坐在长沙发上。与其他许多意大利裔美国人一样，普佐成长中，家中墙上一直挂着两幅画——教皇和弗兰克·辛纳特拉。他说：“我要向弗兰克要签名。”
“算了吧，马里奥。他正在通过起诉阻止《教父》电影的拍摄。“拉迪说。
但是拉迪，这个在好莱坞一心向上爬的人，开始周旋于饭桌之间，试图给辛纳屈留个好印象，此时他抓着普佐一起去了辛纳屈那桌。辛纳屈脸都气黑了。“我应该打断你的腿，”他怒气冲冲地对普佐说，“Did the F.B.I. help you with your book?”（一句带有威胁意味的话，语气不太好翻，先不译了）
“弗兰克当时抓狂了，对马里奥大喊大叫。”拉迪回忆道。普佐后来写道，西纳屈称他为“皮条客”，并威胁说要把他打得屁滚尿流。
“我知道弗兰克在做什么，”马蒂诺说，“他想把这个角色的戏份降到最低。你知道约翰尼·方坦在书里有多少篇幅的。“然而，据科波拉说，“约翰尼·方坦的戏份减少只是因为马蒂诺缺乏演员经验。”马蒂诺还击说：“就是因为科波拉，我在片场完全被排挤了。白兰度是唯一一个没有忽视我的人。“。
谁也可以，就是白兰度不行
三年来，普佐一直在为摆脱经济上的困窘而努力。他有一个妻子和五个孩子，他的债主名单，除了赌场的人，还包括“亲戚、金融公司、银行，以及各种高利贷”。普佐在全国电视转播的Kefauver案听证会的文字记录和录像资料中为他的教父人物找到了一个原型，这个审理过程后来被描述为“600多名匪徒、皮条客、赌徒、政客，以及臭名昭著的律师的游行”。这场演出的主角是美国犯罪头子弗兰克·科斯特洛（Frank Costello）。科斯特洛粗粝、暴躁的、嗓音、他与政客的关系，以及他对毒品交易的鄙夷态度，都是普佐塑造唐·维托·柯里昂的素材。
普佐还把他从母亲（生于意大利，独自抚养了七个孩子）那里学来的语言给了柯里昂阁下，但他脸上的表情是马龙·白兰度的。“我写了一本叫《教父》的书，”普佐在给白兰度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认为你是唯一一个能用这个角色所需要的那种安静的力量和讽刺意味来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白兰度很感兴趣，因为他认为这个电影讲的不是关于打打杀杀的故事，而是“关于企业理念的故事”。就像他后来说的，“这个黑手党如此‘美国’！在我看来，故事的一个关键词是，每当他们要杀人时，面临的总是一个政策问题（a matter of policy）。在扣动扳机之前，他们会告诉被杀的人，当我读到‘只是生意，不是私事’时，浮现在我脑海的是（越战发动者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林登）约翰逊和（迪恩）拉斯克闪现在我的眼前。”
制片厂高管希望扮演柯里昂的是劳伦斯·奥利弗、欧内斯特·博格宁、理查德·康特、安东尼·奎恩、卡洛·庞蒂或丹尼·托马斯。谁都行，就是白兰度不行。当时47岁的白兰度，被认为是票房毒药。他近期的影片都是失败的，他超重、抑郁，因造成超支和提出令人无法容忍的要求而名声很坏。制片方的当权者拒绝为白兰度出演主角出资，在纽约给创作者打了电报。不再回应。案子了结。
让白兰度试镜？科波拉又不傻
但科波拉没有屈服，极力争取，最后制片厂高管们同意考虑白兰度，但有三个条件：他不要钱（科波拉后来给他争取到50000美元片酬）；为他造成的任何超支提供保证金；以及——也是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接受试镜。科波拉又不傻，当然在联系白兰度时并没有这么说。一天早上，他说他只想拍一小段镜头，就带着道具和摄影机来到了白兰度家。
白兰度穿着和式睡袍走出卧室，一头金色长发扎着马尾辫。当科波拉透过镜头观看时，白兰度开始做出惊人的转变，这是他之前在镜子前排好的。用科波拉的话来说，“你便看到他把头发卷成一个发髻，用鞋油涂黑，喋喋不休地说着他在做什么。你看到他把纸巾卷起来塞进嘴里。他已经设定好了这场戏，教父被射中喉咙，所以他开始说些糊话。然后他拿起一件夹克，像那些真正的黑手党人那样，把领子翻到后面。”白兰度解释道：“那是斗牛犬脸：看起来很刻薄，但内在却很温暖。”
科波拉把试镜的样片拿给布卢多恩看。“当他看到是白兰度，连连后退，说：“不！不看！”但接着，他就眼看着白兰度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称赞：“太棒了。”科波拉回忆说，“一旦布卢多恩接受了白兰度演教父，所有其他高管便都同意了。”
配角稍微好选一些。纽约演员约翰·卡扎尔（John Cazale）在科波拉和弗雷德·鲁斯（Fred Roos）看到他演的一部非百老汇音乐剧后一，得到了柯里昂没出息的次子弗雷多一角。（后来与梅丽尔·斯特里普订过婚的卡扎尔于1978年死于癌症。)舞台兼电影演员理查德·卡斯特拉诺（Richard Castellano）是教父手下和蔼可亲的胖副手克莱门扎的自然人选，而高大、阴暗、热情洋溢的泰希奥则由资深舞台演员安倍·维戈达（Abe Vigoda）扮演。“我真的不是黑手党人，”他如今说，“我是一个在剧院里度过一生的演员。但弗朗西斯说：‘我不想把黑手党看作暴徒和黑帮分子，而是看成罗马的皇室成员。’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些与泰希欧相契合的东西，就像人们看罗马的经典作品一样。”为了找对感觉，这位要强的俄罗斯裔演员说，他“在拍摄期间实际上住在小意大利”。他的表演很有说服力，他之后的作品主要是由黑帮片和侦探片组成的。
白兰度获得了露臀冠军腰带
1971年3月中旬，科波拉在曼哈顿的一家意大利餐馆集合了演员——柯里昂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排练开始了。科波拉还找了很多自己家里的人来参演《教父》，这倒是符合他对这部电影的核心概念——一个家庭的传奇，特别是他的妹妹塔莉娅·希雷（Talia Shire）演了教父的女儿康妮·柯里昂，希雷后来将康妮这个人物描述为众有权势的男人的阴影下“一个令人头疼的、牢骚满腹的人”。科波拉还让他的父亲卡尔米内·科波拉（Carmin Coppola）——这位受过古典训练的音乐家和作曲家，扮演在六大家族开战期间、柯里昂家族也进入床垫战备状态（go to the mattresses）时，为持枪歹徒们演奏钢琴的人。科波拉的父母都在意大利餐厅的关键枪杀场景中担任群众演员，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在影片最后的洗礼那场戏中担任群众演员。科波拉的小女儿索菲亚饰演接受洗礼的婴儿。(十九年后，她在《教父3》中扮演迈克尔和凯的女儿。)
在演员中，白兰度是一家之主，就像在电影中一样。他喝了一杯酒，打破了僵局。罗伯特·杜瓦尔说：“我们这些演员年轻的时候，白兰度就像我们的教父。我曾跟达斯汀·霍夫曼在克伦威尔的药店见过他一次，但凡我们提到他的名字，那一天就会提到25次。”卡安补充道：“我们第一次见到白兰度的那一天，每个人都深感敬畏。”
饭后，卡安和杜瓦尔驾车沿着第二大道行驶，他们停在白兰度乘坐的汽车旁边。“来吧，”杜瓦尔说，“向他露出你的屁股！”
“我说，‘你疯了吗？我不会那么做的。你才是这方面的翘楚。’”卡安说，“但杜瓦尔说，‘你必须这样做。’”所以我把车窗摇下来，然后把屁股伸了出去。白兰度乐翻了。我们都乐不可支，笑出了眼泪。那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露臀，对白兰度来说，那是我们相遇的第一天。但是白兰度赢了腰带。我们有一条腰带——露臀冠军腰带，他有一天对着500来名演职人员亮出了屁股。”
“我们不想弄花你的漂亮脸蛋儿”
当演员们互相认识的时候，制片人们开始熟悉黑帮了。据报道，这部电影的制片办公室位于哥伦布圈的海湾与西部大厦，“里面最瞩目的是一个巨大的公告栏，上面布满了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黑社会杀戮和黑帮葬礼的8×10大小的新闻照片，以及纽约街道和夜总会的照片，甚至还有从著名敲诈勒索者家中拍卖的家具。”当布景设计师和服装设计师开始工作，道具部开始搜寻那个年代的汽车，科波拉则在小意大利四处勘景。
与此同时，根据2006年的英国纪录片《教父与黑手党》描述，意裔美国人公民权利联盟非常强势，小意大利区的商人和居民纷纷购买联盟贴花，贴在橱窗上以显示他们的支持，以及对《教父》的谴责。接下来，联盟威胁司机工会要罢工，其中包括卡车司机、司机和这部电影的关键制作人员。海湾与西部大厦甚至因炸弹威胁两次被迫疏散。最后一根稻草是罗伯特·埃文斯接到一通电话，他和妻子Ali MacGraw和他们年幼儿子约书亚住在Sherry-Netherland酒店。埃文斯拿起电话，听到一个声音，就像他在The Kid Stays in the Picture一书写的那样，电话里的声音十分低沉，跟他比起来“约翰·戈蒂（黑手党头目）听起来就像个女高音。”埃文斯收到的信息是：“听话。我们不想弄花你的漂亮脸蛋儿，伤害你新出生的孩子。滚出城去。别在这里拍关于家庭的电影。明白了吗？”
阿尔·拉迪回忆道：“鲍勃·埃文斯给我打电话，他的声音有点崩溃。他说，‘我刚接到一个叫乔·科伦坡的人来电话，说如果这部电影在那里拍的话，会遇到麻烦。’所以鲍勃说，‘我不当制片人了。阿尔·拉迪是制片人了。乔·科伦坡还说，‘当我们杀死一条蛇时，我们会把它的头砍下来。’”
“咱们得去见见乔·科伦坡，”埃文斯对拉迪说。
“那我们他妈为什么要读这个剧本呢？”
“我们与联盟在纽约的公园喜来登酒店会面，那里就是著名的黑手党头目阿尔伯特·阿纳斯塔西亚（Albert Anastasia）在理发店被杀之地。”拉迪回忆道。他经过聚集在酒店里的50到60人，直到他看到乔·科伦坡，“一个长相平平、衣着光鲜的人——与人们印象中的帮派分子形象截然不同。完全没有‘嘿，我要杀了你！’那一套，他们努力让自己以一个公民权利组织的形象示人。”
“嘿，乔，这部电影不会贬低意大利裔美国人，”拉迪记得当时跟他说，“这部电影对各种族群都的描绘都是公平的。我们有个腐败的爱尔兰警察，一个腐败的犹太制片人。人们不会专挑意大利人的刺儿。你明天来我办公室，我给你看剧本。你先读读，我们再看能不能达成共识。”
“好的。我三点到。”
拉迪继续说：“所以第二天乔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出现了。乔坐在我对面，另外一人坐在沙发上，一个人坐在窗边。”拉迪拿出了155页的剧本，交给了这位黑帮老大。“他戴上他的小本·富兰克林眼镜，看了大约两分钟。“淡入是什么意思？”他问。我意识到乔不可能翻到第二页了。”
“哦，这破眼镜。我没法儿看书，”科伦坡说，把剧本扔给他的手下，“给你，你看。”
“为什么让我看？”那人说着，又把剧本扔给了下面的人。
最后，科伦坡抓住剧本，把它摔在桌子上。“等一下！我们能相信这家伙吗？”他问他的人。他们回答可以。
“那我们他妈为什么要读这个剧本呢？”科伦坡说。他对拉迪说：“我们谈个条件吧。”
科伦坡希望从剧本中删除MAFIA这个词。
拉迪知道剧本里只提到了一句，当汤姆·黑根在好莱坞的工作室拜访电影制片人杰克·沃尔茨时，说服他给约翰尼·方坦在他的新电影中扮演一个角色，沃尔茨吼道：“约翰尼·方坦永远不会得到那部电影的角色！我才不管有多少dago guinea wop greaseball Mafia goombahs come out of the woodwork！”
“对我来说没问题，兄弟们。”拉迪说，这位制片人和帮派成员握了握手。
还有一件事：科伦坡希望把这部电影的全球首映所得捐给联盟，以示善意。拉迪也同意了这一点。拉迪说：“我更愿意和黑帮的人合作，而不是好莱坞的律师，他们一签合同，就开始想办法搞你。”(不过最终，收益没有给联盟。)两天后，科伦坡打电话给拉迪，邀请他参加一个临时新闻发布会。“让我们的人知道我们现在支持这部电影了。”他解释道。
拉迪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本以为可能会有“几家意大利报纸”报道这一事件。可是，他来到麦迪逊大道的联盟办公室，却发现了一大群人：所有的报纸记者都来了，三大电视网络的人也都在场，来记录派拉蒙与联盟的交易时刻。“第二天早上，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有一张我在新闻发布会上与有组织犯罪头领的合影。”拉迪说。他引用了当天《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新闻：所谓的黑手党头目极力反对说MAFIA字眼；《教父》电影删台词。
布卢多恩气疯了。拉迪不仅未经布卢多恩同意便与黑手党举行了一次重要的新闻发布会，他还做出了承诺，与其达成了协议。布卢多恩恨不得杀了拉迪，决定解雇他。拉迪说：“我跑到海湾与西部大厦，来到布卢多恩先生那一层，他正在开一个董事会危机会议。”“海湾与西部公司的股票当天早上下跌了两个半点。我走进去，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庄严的一群人。查理·布卢多恩说：“你毁了我的公司！”
拉迪当场被解雇，但在离开之前，他对董事会说：“先生们，我没有你该死的公司的一份股份。我对海湾与西部股票的情况不感兴趣。我有兴趣的是拍电影。”
这是拍摄的第一天，雪景中，黛安·基顿和阿尔·帕西诺从第五大道百货公司Best&Co.出来。布卢多恩关闭了片场，建议科波拉和埃文斯寻找另一个制片人。科波拉对他说：“阿尔·拉迪是唯一能让这部电影拍下去的人！”
布卢多恩别无选择。拉迪又回来了。小意大利恢复了生机。“第二天，大家便纷纷前来登门了，我们的办公室里挤满了想要电影中扮演角色的意裔美国人。”副制片人格雷·弗雷德里克森（Gray Frederickson）如是说。
这部电影于1972年3月29日在美国全面上映，成为当时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6个月的票房收入超过了《乱世佳人》30多年来的票房，并赢得了1972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33年后的2005年，阿尔·拉迪凭借《百万美元宝贝》再次获得奥斯卡奖，这是个人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长时间间隔的纪录）。
随着《教父》热卖，1亿美元大片的时代开始了，但它的创造者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说：“我已经习惯了这部电影很糟糕的想法——太它暗、太长、太无聊——我觉得它不会获得任何成功。”“事实上，我之所以接受为（1974翻拍版）《了不起的盖茨比》写剧本的这份工作，是因为我没钱，我有三个孩子，当然了，我需要这些钱。”我从妻子那里听说了《教父》的成功，我正写着“盖茨比剧本呢，她打电话给我。（这部作品的成功）我根本没有在场。大师杰作哈！我甚至不相信它会小卖一把。”
即使到了今天，阿尔·帕西诺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部让他成为明星的电影如此牵动世界各地的观众的心。“我猜想，”他告诉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家庭的事，马里奥·普佐和弗朗西斯·科波拉把这个故事讲得格外的好。”
普佐小说中引用最多的一句话从未出现在银幕上：“一个带着公文包的律师可以偷走的东西远超一百多个持枪的人。（A lawyer with his briefcase can steal more than a hundred men with guns.）”在他于1999年去世之前，普佐在一次研讨会上说：“我认为电影业远比拉斯维加斯扭曲，并且，我要说的是，比黑手党还要糟糕。”当《教父》开始拍摄的时候，黑手党的律师和商务人员正一起走在海湾与西部公司的走廊上。在电影的创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查理·布卢多恩甚至和一个名叫Michele Sindona的西西里人做生意，他是甘比诺（Gambino）家族和其他黑手党家族，以及罗马梵蒂冈银行的洗钱者和顾问（科波拉在组织《教父3》的情节时会用到的元素）。1970年，派拉蒙开始拍摄《教父》，布卢多恩与Sindona达成协议，致使黑帮的建筑和房地产公司拥有派拉蒙厂区的大部分股份。1980年，Sindona被判65项罪名成立，其中包括欺诈和伪证罪。四年后，他被引渡到意大利，并被判犯有谋杀罪。他在米兰监狱牢房里，吞下（或被喂食了）致命剂量的氰化物，这是黑手党喜欢的用来让警方眼线噤声的处方。
“黑手党”和“拍电影的”行事向来是一致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