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

虽然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开端就写下“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自杀”这样的话，但我明白他想表达的是另外一种思想策略，也就是承认世界和人存在的前提就是荒诞，但却否认自杀，认为有勇气担当荒诞恰恰就是人的胜利，所以他说，我们应该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在我以悲观为基调的思维体系中，一想到这，心里就多了一丝近似于乐观的勇气，希望这些话也能安慰到那些感受不到生之希望的伤心人。

读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之后重新审视自己：彻头彻尾的悲观，否定唯物主义，却没有精神信仰，持宿命论观点，认为每个人的归途都指向悲剧性，同时漠视生命，也漠视爱情，所以我注定缺乏感受持久快乐的能力，像左拉在《娜娜》中所阐发的：“所有快乐都转瞬即逝了，抓也抓不住；所有痛苦却挥之不去，逃也逃不脱。”面对这一切，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边怀疑，一边跳下水去。

看《四个春天》， 影片中的那对父母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我对人生的理解，受哈代影响，我笃定人生究其根本是苦难，但饭叔的父母让我见识到了真正的快乐是可以持久的，只是未发生在我身上罢了。其实苦难是客观存在的，没有人可以逃匿，这对父母面对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是足以使我、使很多人的精神得以崩溃的痛楚，但苦难降临在他们身上，就像是一片树叶落在他们肩上那样轻盈，他们只是轻轻地托起这片落叶，将其郑重地埋在土里，一切都顺其自然。

读《地下室手记》，我相信陀氏笔下的那个小文员的性格特质中必定隐含着陀氏的影子，无论是病态的古怪自负，还是带有犬儒主义性质的自我冲突与懦弱。真正的天才或许天生就是自相矛盾的，这是原罪，亦是天赋的根源，矛盾中迸发出挣扎的痛苦，痛苦中体现洞察本质的深刻，而我恰恰能从这种矛盾中感受到共鸣，这让我乐观地认为自己与陀氏之间存在某种共通性，或者说是某种近乎于“同类”的倾向，我的过度敏感与生俱来，似乎一旦拥有了这种性格特质，就很难不滋生复杂的心绪，从而很难不拾起那支用以表达心绪并宣泄复杂的笔。

看《英儿》时我心情极度复杂，竟惊叹于顾城的文字天赋，又对他在爱情里的自私性厌恶到了极点，因此书中所彰显的浪漫主义也让我觉得异常残忍，尤其是他在书中写英儿，写她的美，写她带给他的心灵层面的触动和沉醉，写“你就是我的妻子，我用生命这样说”并不止一次地赌誓。读到这儿，我想到谢烨，想到那颗利他主义的心或许就在滴血，又或许破碎了一次又一次。谢烨为他付出了全部的爱，当然他可以选择不要，但他明明离不开这爱，却又将被谢烨之爱浇灌出来的自己的爱尽数倾注给别人，我想不出比这更羞辱人的途经。如果是我，顾城要自杀，我也绝不阻拦，即便是为我而死。有时我甚至觉得谢烨是我的一个影子，我很理解她，不知谢烨是否珍视她的爱犹如我珍视自己的爱一般，很多时候，我也将自身看得很低，觉得自身存在太多卑微的东西，但唯独我的爱，我坚信它是不可亵渎的，任谁都没有践踏的资格，包括我最爱的人。我毫不认为这样的女人就注定要面对一场关于爱情的悲剧，即便要面对，我也要复仇，哪怕这种报复是哈姆雷特式的，哪怕是亲手将自己心爱的人摧毁，让悲剧变得更加悲剧。如果我的余生都将活在仇恨火焰的炽烈中，我宁可选择在此刻化为灰烬。

与钱理群相似，我理解的鲁迅既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也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的经验主义在于，从柔石等具体的早期共产党党员身上看到了一种纯粹的希望，一种可以与国民党专制相抗衡的新生力量，彼时的中国，如若想要推动社会变革，他要选择的就只能是支持这股力量，也就相当于支持其背后的政党组织，但鲁迅从未推崇过集体主义，也并非所谓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但他不是没有信仰，而是对每一种盲目的崇拜表示怀疑，这就注定了他与其他左翼分子之间存在着本质性差异，看似是走向同一出口，然而进入和平年代，双方就会背道而驰。事实上，历史也证明了某些人一旦掌握权利，必将反过来奴役他人，而其奴役的对象，其中也必将包括鲁迅，一切都无可奈何，所以他说: 你来了，我就要逃亡。这句话让我真正看懂了鲁迅的透彻。

福山指出，或者说， 福山站在黑格尔的传统中指出，历史根本上而言，由人们寻求“承认”的需要——而不仅仅是生存或者利益的需要——所推动，这种对“承认”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共产主义体制、法西斯体制等）所包含的“承认形式”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构成了推动历史演变的“矛盾”，导致了制度的更新。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所以它导致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读完《雾》，书中的语言描写生硬，动作描写不自然，有种“拿腔作调”的感觉，而且详略亦不得当，故事本身较为单薄和类型化，人物形象也都相当扁平，几位男性角色无一不令我大跌眼镜。比如陈真，一个叛离了温暖富裕的家庭，一心想要投身革命的青年，但他看似凛然的种种言行在我看来却是极其愚蠢和做作，明明被小资女性所吸引，却又带着自己的刻板印象在心里唾弃她们，以示个人的清高；明明渴望爱情，却偏偏要将爱情掷碎在地上，刻意将自己打造成苦行僧的形象，于是自我感动和高潮。读下来还以为是作者的反讽，但越读越觉得是自己意会过度了，尤其是返过身来看陈真初登场的那一段，作者明明写道“陈真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身材并不高，瘦削的脸上永远带着刚毅的表情。一副大眼镜罩住他的近视眼。此外也没有别的特征。但从各方面都可看出来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第四章），想起巴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正值二十几岁的年龄，那会儿的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大概是折射进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来塑造了这样一个角色，如此看来，彼时的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是片面而幼稚的，甚至带着几分的无知，不过同样是写革命分子，巴金在《灭亡》里塑造的杜大心一角相对就成功很多。 再就是周若水一角，一边向自己心仪的女性反复吹嘘自己对大自然、对乡土的热爱，认为建设乡村比建设城市更为重要，一边带着一身布尔乔亚习气，既不想回到乡下去，但仍然四处宣扬自己所推崇的“土还主义”， 虽然他并不曾熟读过室伏高信的《文明之没落》等著作，而且便是那一本《土还》也只翻阅了前面的十几页（因为他不喜欢那个日本政论家），但他已经觉得自己的“土还主义”是非常坚定且无可动摇的了。所以他的所谓"土还主义"究竟代表什么，我想他本人也不甚清楚，但推崇这样的观念似乎很有些彰显他“卓然脱俗”的文人气质，所以他必是要四处宣扬。另外，他面对感情和新生活时所展现出来的懦弱、无能和无担当也着实令人“怒其不争”，尤其是当这种懦弱却多情、多情又自大的复杂特质缠绕在同一个人身上之时，我会觉得后来的一切悲剧都是其咎由自取。

同样是写悲剧，大学期间的我固执地认为萧红笔下的悲剧更具现实感，用一支质朴、有力的笔书写女性的苦难命运，呈现出的一个几乎无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符合我的想象的，而萧红在描绘女性悲剧的同时，又充当着前瞻者的角色，批判群众的愚昧，关注女性个体价值的缺失，宣扬了一种较为超前的反抗精神。

韦力说胡适压根就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因为他几乎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世界主义者。当年胡适留美七年，没有弱国子民的心态和民族情绪的积攒，所以也就没有鲁迅、钱玄同等留日学子那般拯救国民性的决心，他吸纳的是一套成熟的学术独立体系和政治民主制度，所以推崇的是一条超越阶级斗争、和平独立的发展道路，这与当时所有的政党理念都有所违背，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结合战乱的大背景，也难以定论是对是非，但他终生坚守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最后沦为了一个处境尴尬、进退维谷的“局外人”，被学生和社会所唾骂，不被理解，生活也注定蒙上一层不合时宜的、先知先觉的悲哀。张爱玲曾将他比喻成被误解的摩西，她认为年代久了，人们又会倒过来依旧信奉他，我不知道将来如何，至少在如今这个时代，似乎大家赞扬胡适，皆不知在赞扬什么，反胡适，亦不知在反些什么，这对胡适，对年轻人，甚至对一个谋求现代文明和自由精神的国家来说，或许才是最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