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案与二次革命：半路夭折的民国宪政
辛亥革命的浪潮，迅猛地冲垮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和二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促进了民主精神的空前高涨。这次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又是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反帝斗争等不能相比的。但是，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幼稚的革命党人，没有充分发动农民群众，而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谋求妥协，推翻的只是末代封建王朝和君主政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没有改变。在庆祝共和胜利、南北统一声中，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夭折了。
临时政府北迁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统治虽已建立，却未完全巩固；资产阶级民主派虽已失败，但南方革命力量还在，一场南北双方、革命与反革命、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的斗争仍在继续。当时，虽然同盟会内部妥协势力日益占据上风，但仍有民主斗士宋教仁挺身而出，同袁世凯展开正面斗争。他以“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为武器，主张改组同盟会，扩大党的势力，造成议会多数，进而组织责任内阁，以钳制袁世凯，把中国纳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轨道。
1912年4月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提出欲于同盟会之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之地”。说明在颇习政党纵横之术，素主内阁制尤其是政党内阁制的宋教仁心中一直有缔造一个理想政党，以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夙愿。同盟会改组实际上是宋教仁个人理想与集体事业的有机结合。
随着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同盟会进行改组，以扩大党势的必要性日益增大。1912年5月9日，民社、统一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等党合并成立共和党，专意抵制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主要政敌。
不久，袁世凯违反《临时约法》，不经内阁副署即发布命令，宋教仁等四名同盟会阁员辞职，唐绍仪内阁垮台。此事使宋进一步感到要防止袁世凯利用混合内阁把持权力，实行独裁，必须联合其它政见接近的政团，组成一强大的、具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的“强健而良善”的政党，遂积极主张并实际主持了同盟会的改组。
1912年7月21日，中国同盟会本部举行夏季会员大会，虽然代理总务干事魏宸组声明极端反对更改“同盟会”名称，但经过选举，主张改组的宋教仁、孙毓筠、张耀曾分别当选总务、财政、政事三部主任干事，同盟会扩党改组步伐加快。宋教仁等遂与统一共和党多次商议合并事宜。据闻，统一共和党“以不争总统为合并之唯一条件”。8月5日，以旧官僚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得知同盟会计划与统一共和党合并的消息后，表示愿意加入。两日后，声势较小的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也请求加盟。
8月10日，同盟会本部召开职员会，讨论并党事宜，到会者70余人。总务部干事宋教仁宣读了孙中山、黄兴赞成与他党合并的来电，并演说了同盟会改组并党的必要性，介绍了与他党的交涉经过。与会者多数赞成合并，并推举张继、刘彦、仇亮等为交涉委员，代表同盟会与他党进一步磋商相关事宜。11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在京举行合并筹备会，举宋教仁为临时主席，与会各党代表分别就并党宣言、新党组织机构等进行了商议。8月13日，同盟会与其它四党联合发表宣言，正式宣布合并国民党。
1912年8月25日上午，同盟会本部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二千多人到会，由张继报告了并党情形，孙中山发表重要讲话。同日下午，国民党在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国民党名称、政纲，宣告这个民国初年最大政党的正式成立。宋教仁一再强调，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国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政府”。国民党与同盟会所持态度与手段虽有不同，但牺牲精神、进取精神，必须始终如一，不能更易。他指出，从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国民党成立前夕，孙中山与黄兴联电同盟会各支部，说明同盟会改组及改变名称之必要，要求各支部对改组“务求同意”。
在成立大会上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贡桑诺尔布8人为理事，胡汉民等29人为参议。另设总务部、交际部、政事部、文学部、会计部、政务研究会六个职能部门，共有干事312人。从领导组成人员看，老同盟会员占据优势。不久，孙中山委任宋教仁代理理事长，党务实权一直为宋所掌握。国民党在北京设本部，在各省和海外各埠设立支部，国内各交通口岸设立交通部。国民党成立后，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人数众多、机构遍于海内外、在临时参议院占有三分之二席位的第一大党。
国民党成立之后，为了配合国会选举，还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这是由宋教仁起草的代表国民党的政见表达。在政体方面，国民党主张单一国制，实行责任内阁，由内阁代替总统对议会负责，凡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主张国务总理由众议院选出，各省行政长官先由民选，再行委任；省级自治团体对于财政、实业、工程、教育、交通和公益等地方事业，有一定的立法与行政权，“庶地方之权，得所保障”。在政策方面，国民党主张整理军政，划分中央与地方之行政权限，整理行政，开发产业，振兴民政，兴办国有交通业，振兴教育，统一司法，讲求外交策略。
1912年12月，直隶总督冯国璋、豫督张镇芳联名密电各省都督反对实行内阁制，同时提出新修宪法应由冯国璋等人委托北京法制局、法学会和指定的各省代表来完成，这些代表需由各省都督委派，否则制宪无效。这就是说与国会没一点关系了，言外之意，连国会都可以不要了。
显然国民党从开始就看错了形势，误判了对手，总以为既然公布了共和，接受了临时约法，那么剩下来的南北之争只能是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是权力之争，而不是政体之争，没有看清对方的胃口早已超出了《临时约法》的原则范围，要的是共和总统旗号的皇上朝廷大权，是三权合一的权力。因此，冯国璋、张镇芳的密电传出去后，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1913年1月，国民党河南支部所办《自由报》发表《反对反宪法之冯国璋、张镇芳》的评论，声讨张镇芳“破坏约法”、“藐视国会”，妄图“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而此时，豫督张镇芳早已认定双方迟早会南辕北辙撕破脸皮，与其虚情假意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当即派军警抓了《自由报》主编、国民党河南支部总务主任贾英。此举立即引起了国民党及众多团体的抗议，认为如此荒唐的做法违反了《临时约法》，要求放人。豫督张镇芳根本没把约法放眼里，他要推翻的正是临时约法。面对抗议民众的激行丝毫不为所动，没两天，心里一烦干脆封了报社。
1月26日，《自由报》刊登《张镇芳罪大恶极》的文章后，被迫停刊。这还不算，小肚鸡肠的张镇芳开始动用军警宪特各种力量大范围地摸排国民党组织和人员情况，即使同情南方主张的人也统统列入了黑名单。就在《自由报》停刊的同一天，全国临时参议会在南京成立，行使立法权，经过三读程序通过了《临时约法》。
1913年2月，各省国会议员初选与复选相继完成，国民党取得较大胜利，共得参议院123席，众议院269席。
在各地陆续传来国民党胜选消息的鼓舞下，宋教仁先后到湖北、湖南、浙江、江苏、上海等地，为意想中的国民党执政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所到之处，他猛烈批评政府官制腐败、财政紊乱、内政低效、法律残缺与外交方面的不负责任。他特别指出；旧政府已病入膏肓，那种主张“维持现状”的说法，“可谓糊涂不通已极”，不啻对一个危急的病人实施“停止血脉”的疗法。而“延聘医生之责任，则在吾国民党也”；“欲建设良好政府，则舍政党内阁莫属。此吾人进行之第一步也”。尤其是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宋教仁“演说现政府种种失政，滔滔数万言”。很快就遭到了来自北京的匿名辩驳和所谓“救国团”的通电反对。
宋教仁在同盟会公开活动之后，多被认为是主张同袁世凯合作的“稳健派”，他曾因同意袁在北京就任总统职，而被斥为袁世凯的说客，并因之遭到马君武的拳殴。国民党成立后，宋教仁也被认为是党中的“亲袁派者”。但是，宋教仁又是共和政治的坚定维护者与责任内阁的积极倡导者，他对执政当局种种弊端的指摘，虽“系平心之论”，却不能被袁世凯容忍。
当时，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整个北洋派系，都没有多少现代政治常识，篡夺政权后已经丧失了任何进步的动力，只有靠倒退才有理由把持政权，用的还是前清官场那一套，两眼只盯着权力，处理难题的办法主要依赖实力，实在无法实力解决的，只好使用江湖黑道手段。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许，上海火车站，随着三声枪响，怀揣袁世凯“即日赴京，商决要政”急电的宋教仁倒在血泊中，两天后因伤重不治身亡。弥留之际的宋教仁，仍不忘致电袁世凯“以共和为重”。
刺杀宋教仁是袁世凯集团打击、破坏国民党的总体行动中最狠毒的一着。而且，袁世凯还要彻底翦除国民党中的“强健分子”。如白逾桓、柏文蔚、田桐先后遭到行刺，尤其是田桐曾三次遇刺。国民党四川支部部长张百祥亦曾遇刺。在文攻方面，袁世凯利用进步党，对国民党大肆诽谤诬蔑，并以大量经费收买国民党议员；在其拉拢下，渐有国民党议员转投进步党。“宋案”发生后，因于“第二次革命”风声的影响，国民党内脱党及组织第三党者络绎不绝。
随着有关证据的披露，宋案的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国民党人很快对宋案的幕后指使者袁世凯与赵秉钧展开了口诛笔伐，同时号召党内同志继承宋教仁遗志，“万众一心，万矢一的”，为实现国民党的政治与社会理想而奋斗。
1913年3月25日上午，孙中山从日本返回上海寓所，随后来到黄兴家里，表示对于宋教仁案“尤当慎重，一以法律为准绳”。所谓“一以法律为准绳”，就是在已经初步建立的五族共和、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内，以宋教仁案为借口，通过议会弹劾、投票选举以及法律调查之类的和平手段，架空甚至剥夺袁世凯“乃一傀儡而已”的总统职位。
当议会斗争达不到架空甚至剥夺袁世凯总统职权的政治目的时，退出中华民国已经初步建立的五族共和、民主立宪的制度框架，单方面挑起发动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便成为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选项。
面对国民党的指责，袁世凯毫无愧意。1913年4月26日，袁政府未经国会同意，与英、法、德、俄、日五国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袁世凯自恃军费不愁，遂调兵遣将，准备对国民党进行武力镇压。
1913年6月9日，袁世凯断然下令免除李烈钧的江西都督之职。6月30日又下令免去柏文蔚的安徽都督一职，改任陕甘筹边使，南北形势因此急转直下。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立即派遣南下讨袁的参议院议长张继与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一起前往南昌，动员李烈钧起兵造反。与此同时，他还秘密派遣自己的贴身亲信、前南京总统府庶务长、旅美洪门致公堂成员朱卓文，携带巨款潜入黄兴仅有的嫡系武装南京第八师，煽动低级军官采取杀死师长、旅长的极端方式发动军事政变。
7月6日，李烈钧在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鼓动下，离开上海经南京赶回江西，于7月8日到达湖口部署军事行动。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率先宣布独立以发动“二次革命”。7月15日凌晨，在孙中山、陈其美等人胁迫下从上海赶往南京的黄兴，率领军队胁迫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讨袁。
在前方战场，第三师师长冷遹于7月16日早晨率部向韩庄进攻。袁世凯命令张勋率领的武卫前军和驻天津的北洋第四师驰援韩庄。17日早晨，北洋援军赶到韩庄，冷遹寡不敌众，向利国驿、孙庄退却。18日退至柳泉。此后数日，江苏讨袁军与北洋军在利国驿展开激战。江苏讨袁军因兵力不足而退守徐州。北洋军队派出谍报人员收买徐州土匪从背后袭击江苏讨袁军，徐州土匪又买通第三师骑兵团团长张宗昌不战而溃、临阵脱逃，江苏讨袁军被迫于22日放弃徐州退往蚌埠。第三师败退浦口之后，师长冷遹等人逃亡，张宗昌以第三师名义与北洋军接洽投降事宜，随后便投入进攻南京的战斗之中。
7月23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统一指挥江苏方向的作战部队。7月25日，冯国璋将北洋军主力集中在徐州一带，整修铁路，调集粮弹，准备向南推进。徐州作战失利，使江苏讨袁军内部进一步分化。7月28日，程德全密令卫队营长张鹏翥捉拿黄兴，张鹏翥把密令报告给黄兴，黄兴见军队不服调遣又缺乏粮饷弹药，便像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汉阳保卫战失败后一样企图自杀，经部下劝说于7月29日由讨袁军参谋长黄恺元陪同，乘坐停在下关的日本军舰嵯峨号离开南京逃回上海。黄兴于7月30日抵达上海后，于第二天早晨改乘静冈丸前往日本。
由于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民意支持加上军政实力过于悬殊，随着主将黄兴退出战场，国民党方面的武装力量在“二次革命”中像落花流水一样一触即溃。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不顾黄兴、谭人凤、李烈钧一派人坚决反对，另行创建秘密会党性质的中华革命党。宋教仁主持缔造的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被彻底断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