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咏离去，带走了央视名嘴的黄金年代
文 | 江宇琦 张锐
编辑 | 吴燕雨
1988年，30岁的中央电视台迎来了几件大事：开播十年的《新闻联播》，正式确立了一男一女搭档出镜的形式；央视总部从广播大厦院内迁至玉渊潭旁的彩色电视中心，几代央视人在这一直工作到“大裤衩”竣工；同时，央视开始了一系列商业化改革，允许播放商业广告，是央视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转变。
从内容形式到商业模式，央视迈出了新的一步。不止于此，更多的改革还在孕育当中。
这一年，25岁的天津小伙崔永元参加工作刚满一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做记者；当时，他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师弟毕福剑和白岩松，还没念完大学。一年后，白岩松毕业，靠着老院长的争取，他获得了留京机会；比他们入学更晚的李咏，这年才刚刚念大二；而时年24岁的朱军，却在遥远的大西北，作为兰州军区歌舞团相声演员的他，在那些年里累计为西北官兵表演超过500场……
当时的他们不会想到，十年后他们将开启央视最好的时代，颠覆电视新闻、娱乐综艺等多类节目的形态；他们更想不到的是，在近二十年的巅峰后，电视媒体会迅速迎来衰颓，央视也会遭遇员工离职大潮……他们个人的命运更是叫人唏嘘，有人祸从口出，有人深陷丑闻，有人争议不断，不少人已经永远离开了主持的舞台。
2018年10月25日，这代名嘴中最年轻的李咏，因病在美国逝世，享年五十岁。在毒眸看来，随他一同离去的，还有那个或许早已落幕的“央视名嘴”的黄金时代。
年轻人的改革年代
1991年毕业的李咏，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他大学毕业时，正好赶上央视首次面向各大对口院校招收播音员，通过面试，他获得了那年唯一的名额。后来，他在自传里提及这段经历时开玩笑地说：“世界上确实有‘狗屎运’这种东西存在，我李咏，何德何能？”
沉浸在喜悦中的青年李咏，或许不会意识到，在这份“狗屎运”背后，时代的脉搏有了怎样的跳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电视节目该如何做”的讨论在行业内展开。处在改革期的央视，对于人才有了进一步的渴求，故而改变了原本固定的人才引进模式、放开了招聘渠道。
两年之后，他的两位师哥崔永元和白岩松，率先在电视新闻的改革中，感受到了变革的力量。
1992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提出，新闻媒体应该抓热点问题，电视新闻可以对腐败等问题进行揭露批判。当时任央视台长的杨伟光为此设立了专门的节目小组，但他心里没底，“很怕抓热点抓出问题”。由于不希望太多人看到，于是他打破了央视维持三十多年的习惯，将新节目从八点改为早上七点。
在台里这种暧昧的态度下，新节目想组建合适的团队并不容易，大家只能动用关系找人兼职。栏目负责人张海潮找到了还在新华社工作的水均益，另一位负责人时间找来了大学同学崔永元，而崔永元又找到了师弟白岩松。
央视未来一代的名嘴们，就这样汇聚在了这档后来定名为《东方时空》的节目里。
对于兼职这件事，白岩松一开始很担心，很怕被央广的领导发现后惹麻烦。因此，当时间提出让他出镜当主持人时，白岩松立刻表示了拒绝。时间劝他：“你见过有人早上看电视吗？没有人啊，谁会看你啊？等单位发现，估计是半年、一年后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个临时拼凑的“理想主义”团队，“意外”地创造了历史。当年，《东方时空》一经播出就迅速走红，一年内广告费用翻了十多倍，当年广告总营收高达5000万。而丁关根也在一次座谈会上表扬了这档节目，原本对改革态度不明朗的台领导，这次彻底打消了顾虑。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正在做着一场被后来称为革命的事情。”事后回忆起那段激情岁月，水均益很感慨。而杨伟光则直接表示：“那是一个大胆创新的年代，以前不是很强调创新，对中央台来说，真正的创新是从《东方时空》开始的。”
《东方时空》成功后，白岩松、崔永元等人陆续被调到了央视，电视新闻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节目播出半年后，晚间新闻评论节目《焦点访谈》诞生；而后，《焦点访谈》升级版《新闻调查》诞生……随后的二十多年里，从这一系列节目中走出了敬一丹、王志等一批名嘴，他们撑起了中国电视新闻的半壁江山。
不过，崔永元的走红有些意外。1996年，《东方时空》要录制周末特别版《实话实说》，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主持人，时间决定让崔永元顶上。可实话实说，刚开始小崔并不适合做主持，最初几期节目录制时老出问题，惹得摄影师大发脾气。
好在适应了这一角色后，擅长做采访的小崔，还是把《实话实说》做成了国民级的访谈节目。资料显示，《实话实说》的最高收视率达到了5.4%，是当时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每年能够为央视带来超过6000万的广告费。而这样的国民度，也让崔永元获得了主持千禧年春晚的机会，这也是他唯一一次以主持人的身份站上春晚。
而就在电视新闻改革滚滚向前的同时，综艺改革也在悄然间开展起来。
中传凤凰学院研发中心总监吴闻博在一次发言中指出，90年代前，中国电视“没有太强的娱乐性，更多是政治宣教功能”。从90年代开始，《综艺大观》《正大综艺》陆续出现，看似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但更重要的是“松绑了政治意识形态”；而等到《艺术人生》的出现，中国娱乐节目才能被称作“内容为王”。
也正是在这种松绑、改革的浪潮中，另一批年轻人有了站到台前的机会。
1991年，朱军被调到甘肃台主持演出，他在主持综艺节目《花好月圆》时发挥出彩，很快被央视相中，获得了主持《中国音乐电视》等栏目的机会。2000年，由他主持的《艺术人生》开播，开播的头几年里，这档节目最低的收视率都高达1.8%，长期位居央视收视榜前三。
而对朱军来说，最让他大放异彩的则是春晚。1997年，跨界做主持人还不到6年的他站上春晚舞台，而这一站，就长达21年。这让他成为春晚历史上主持次数最多的人，连比他大5岁的毕福剑，也是到了52岁才圆了春晚主持梦。
但在央视综艺的改革中，毕福剑也有自己的好运气。1997年，央视上马了一系列娱乐节目，已经在文艺部做了几年导演的毕福剑，成为了《梦想剧场》的制片人与主持人，从台前走到幕后。自此，毕福剑就成了央视“平民综艺”的“代言人”，多年之后，靠着另一档“百姓选秀节目”《星光大道》，“毕姥爷”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同样享受到央视综艺改革红利的，还有李咏。刚进入央视时，李咏有些不羁的主持风格引发了很多争议，他总爱临场发挥、时常被人说不够稳重，就连他的父亲也劝他“跟罗京学一学”。可也正是因为这种率性，1998年，当央视第一次推出纯娱乐类节目《幸运52》时，台领导率先想到了他。
在电视台普遍没有什么娱乐节目的年代，《幸运52》成了一个先驱者，影响了一代人。《2004年全国娱乐节目收视分析》显示，当年中国人均收视时间排名前10位的娱乐栏目中，《幸运52》以100分钟名列第一，排在第三的，是另一档由李咏主持的节目《非常6+1》，日后被誉为国民级综艺的《快乐大本营》，仅位列第四。而那时的李咏，也和朱军一样，成了春晚的“常驻主持”。
一次母校的校庆将他们聚在了一起。2004年，五十年校庆之际，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改名中国传媒大学。为庆祝校庆，学校将包括罗京、李咏、白岩松、崔永元、毕福剑、敬一丹、周涛在内的数十位优秀毕业生请了回来，拍摄了一支校歌MV。这支MV在中传的各大活动上播放了十余年，直到00后们进入校园，谈起知名的师哥师姐时候，说的还是这批人。
中国传媒大学校歌MV
从中央到地方，名嘴的群雄割据
中传的那首校歌MV，不仅汇集了璀璨一时的“主持天团”，也成了央视辉煌时期的一个缩影：在当年人均观看时间排名前十的娱乐节目中，八档来自央视。但在这份辉煌之后，央视和名嘴们个人的“中年危机”，却已经悄然而至。
MV中，刚过40岁的崔永元望着镜头，笑着说：“实话实说，在广院的日子是我最难忘的。”
此时的“小崔”已经离开《实话实说》两年，节目收视率不佳等原因，导致他压力过大。他一度对柴静悲观地表示：“那六年半，我和好人告别了。“
深受收视率困扰的崔永元，后来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时甚至感慨：“（电视节目）庸俗到头了。”当时，他和朱军、李咏参加了名为《珍惜受众信任，树立健康形象》的座谈会，这次会上“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说法，第一次被专家学者们所提出。
但专家和央视名嘴们的批判，却无法改变潮水的方向。
2004 年，广电总局发布《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将新闻宣传以外的“社会服务类、大众娱乐类节目的制作经营从现有体制中逐步分离出来”，按照产业发展方向组建公司，“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这份文件，彻底打开了国内电视节目创作的闸门，市场化浪潮下，创新井喷。尤其在限制较少、经营压力较大的地方卫视，如何出奇出新，就成了重要命题。中国电视娱乐化的种子，就此埋下。
浪潮之中，首先站出来的是湖南卫视。2004年，湖南卫视推出了选秀综艺《超级女声》，经过一年的试水和铺陈，2005年的《超级女声》在短短几个月内颠覆了中国电视产业：当年节目最高收视率达到了11.749%，成为当年收视冠军，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三人收获了超900万条的短信投票。这是国内偶像选秀节目的开端，粉丝经济产业的雏形初现，为此，“粉丝”一词，甚至出现在了当年学术界的研究里。
《超级女声》决赛夜的晚上，担当主持人的是崔永元的师妹李湘，及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一年后，汪涵挤进了《中国最具价值主持人》排行榜，排名第五，品牌价值达到2.4个亿，超过了朱军与白岩松。在这份榜单的发展趋势中，除了王小丫，其他三位入榜的央视主持人，发展趋势都显示为停止增长。
此役过后，湖南卫视“娱乐霸主”的地位逐渐奠定下来。
面对这样的变革，央视也想过调整，但这并非易事。在大环境“封闭”的年代，敢于创新的央视能够先行一步；可当全行业开启创新思潮，官方媒体的诸多限制也就随之而凸显，央视很难像其他卫视一样“放开手脚”。
2006年，央视推出选秀节目《梦想中国》，分区决赛间隙，李咏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直言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触摸到了央视的底线”，很多好玩的东西没法呈现：“在选秀过程中，评委与选手之间的对抗确实是好看的环节，但是中央电视台有自己的标准和限制。我只能说，央视做这样一档节目的压力比任何同类节目的压力都要大。”最终，这档节目于2007年就因故停播。
李咏遭遇的挫折远不止于此。2007年春晚，李咏、朱军等人在春晚舞台上经历了史上最为艰难的“黑色三分钟”。短短三分钟里，六位顶级的主持人出现忘词、抢词、口误的行为，春晚结束后，大家选择“一言不发各自回家”。
这次的失误像是时代给予的一个小小的隐喻：曾经辉煌一时、毫不出错的“主持天团”也会在大型场合出错，面临“窘迫”的场景。
那天回家后，李咏第一次对“公家人”的身份无所适从，而那些年里，由于待遇、工作压力、发展空间等原因，包括罗振宇在内的许多主持人已经离开央视，李咏也有了辞职的念头。得知此事，领导赶忙来劝他：“全中国哪儿有比这更好的平台？”
但领导的“预言”又一次错了。
2008年，汪涵开始主持《天天向上》；同年，《幸运52》停播，李咏转而成为《咏乐汇》的主持人。这两部同样兼具娱乐及访谈元素的综艺，命运却截然不同——前者在今年迎来十周年庆，而《咏乐汇》则在开播两年后，就因收视率不佳而停播。
而伴随着《幸运52》等昔日的王牌停播，央视“制霸”收视榜的时代也终于完结。2009年8月，央视索福瑞 22 城市的收视数据显示，湖南卫视的月收视率首次超过央视升至第一；同年，湖南广电单频道广告收入也突破了20亿元，超过除央视一套外、央视其他频道的单频道收入，位居全国第二。
湖南卫视的成功，让其他地方卫视看到了挑战“权威”的可能。2010年起，江苏卫视、浙江卫视等地方卫视也陆续在综艺领域发力，《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奔跑吧！兄弟》等爆款综艺层出不穷，中国电视产业娱乐化的时代开启。
地方卫视的崛起，是央视众多节目集体落寞的开始。
2010年，《演艺竞技场》停播；2011年，《曲苑杂坛》《周末喜相逢》《神州大舞台》停播；2013年，另一档人们的童年记忆《开心辞典》也正式停播。受平台性质等因素影响，在娱乐至上的年代，央视在创新上，逐渐开始乏力：数据显示，2007—2017年十年间，收视率前118部综艺类节目中，央视没有一部上榜。
不过，处在内容“低谷”的央视也曾做出改变，希望能够推一些新人。2012年，两位青年主持人李思思和撒贝宁首次登上春晚的舞台，那年的春晚舞台，汇集了老中青三代的主持人，星光璀璨——只不过，这一年春晚的收视率仅为32.75%，是十年来的最低值。
伴随着节目影响力的下降，央视的收入和商业价值也遭遇重创。2013年，全国电视媒体广告刊例合计增长11.3%，其中各大省级卫视增长高达28%，但央视却只增长了14.7%，成长的增速开始有了差距。
央视的名嘴们有了离开的想法。2013年，崔永元录制最后一场《谢天谢地，你来啦》，向现场观众三鞠躬，离开央视成立“崔永元工作室”；同一年，李咏卸任了《非常6+1》主持人，也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央视，他说：“我想改变，再不改变就没意思了。”
谢幕时刻
撒贝宁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被很多人认为是入行13年后，主持2012年春晚。然而，真正让小撒在年轻人中“红起来”的，不是春晚、也不是央视此后一系列的“新节目”，而是4年后由芒果TV推出的《明星大侦探》，这档豆瓣评分高达9分的节目，第一季播完时网络点击量就突破了9亿。甚至由于市场表现出色，成为了第一档真正意义上“网转台”的综艺。
台网关系的变化，让央视迎来了第二波离职潮。如果说2012年前的离职潮，是因为“想去一个更开阔的平台”，那这次的打击却远比当年来的更加猛烈。
2014年，央视前主持人马东，与高晓松、蔡康永一起，穿着格子裙回归到了大众的视野里，《奇葩说》成为第一代网络综艺，开启了一个属于互联网的新时代。在这档节目里，马东和一众或许原本难被主流媒体接受的“奇葩”们，一起讨论了早恋、出轨等“电视上不让播”的内容。
看了20多年台综的中国观众，很快被这类全新的内容所吸引，第一季《奇葩说》网播量便冲到了2.6亿。此后，网综市场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扩容，很快在数量上与台综平分秋色。2015年的215档综艺里，有近半数是网综。与此同时，《我们15个》等播放量破10亿的网综开始涌现，《大牌驾到》等则首次实现向网络综艺到电视端的反向输出。
这一年的“视频进化论”论坛上，时任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的马东直言：“互联网视频平台已经成熟，用户数量完成原始积累，纯网综艺即将迎来黄金时代。”
马东的预言在2017年彻底被印证。2017年，《中国综艺发展现状及网络综艺的发展趋势》分析，电视综艺比重开始出现下滑，由去年上半年的14.7%降至今年上半年的13.3%；而今年暑期，台综在网络端的有效总播放量为123亿，同比降低3.9%，网综则从99亿升至110亿，同比增长11.0%，台网差距进一步缩小；2014年上半年到今年上半年5年间，实际人均收视时长由163分钟下降至132分钟，电视的平均到达率由64.5%下降至52.5%。
除了政策限制、人员流失等原因，“缺乏创新力”被普遍认为是电视台综艺数据下降的主要原因。曾常年位居收视榜榜首的“常青树”综艺《快乐大本营》，也从2017开始，多次掉出收视榜前三。在去年年底的湖南卫视招商中，光是这一档节目的流标率就高达32%。
而与此同时，《中国有嘻哈》《明日之子》《创造101》《这！就是街舞》等一大批爆款网综陆续涌现。一时间，央视节目遭遇的困境，开始在地方台综艺身上重演。
今年暑期档综艺“有效播放榜单”显示，《奔跑吧》《极限挑战》《中国好声音》等老牌台综各项数据出现了明显下滑，国民综艺《奔跑吧》第二季的暑期播放量，甚至罕见地在暑假期间被反超，落后于《明日之子2》的23.4亿。
这种不景气在整个电视行业蔓延开来，早就在竞争中显现出一定劣势的央视，更是未能幸免，离职潮也被推上了顶峰。
2015年，《东方时空》总主持人张泉灵从央视离职，投身创投界。两年后，她与比她更早离职从商的罗振宇，相聚在了前同事马东打造的《奇葩说》上。而和她同一年离开央视的赵普，也在今年出现在了《奇葩大会》第二季上。
这次的离职潮中，受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央视体育频道。2014年，体育频道的台柱子刘建宏离开央视，加盟乐视体育；同年，在央视效力了11年的王涛也离职创业，并在微博里写下“你好，我自由美好的未来”；次年，在领导的再三挽留下，央视20年老员工段暄还是选择了离开……整个体育频道几乎被“掏空”了。
《新闻联播》第四代主持郎永淳离职后，有人曝光称，主要是因为电视台工资太低，而他的妻子却罹患癌症，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用。不过，当年白岩松在一次采访中却指出，工资不是离职潮的唯一原因：“人们不常说一句话吗，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那这个高应该就是‘未来’。”王涛日后也同样坦言，离职与薪水无关，只是觉得自己的才华被埋没了。
不知不觉间，原本被视作“金饭碗”的电视台主持人一职，逐渐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中国传媒大学一位毕业生告诉毒眸，在校期间，班上有三分之二的同学想进电视台，可毕业时真正选择这一工作的人其实很少。“就算是在做主持的同学里，也有很多在做副业。最近还当有主持人的同学跟我说，工作三年，觉得已经摸到行业天花板了，想转型。”
一边是人才在流失，一边又无法及时补充新鲜血液，几年下来，许多电视台都出现了人才荒。但直到近期李咏去世，叫人只叹时光荏苒、生命无常，多年不看电视的观众们才猛然意识到，央视也好、地方卫视也罢，已经很多年没再出过国民级的主持人了。
而更叫人唏嘘的是，当年家喻户晓的那一代央视名嘴，也已经纷纷走下神坛。2015年，毕福剑因为视频事件而离开央视，自此几乎消失在大众视野当中；朱军没出现在2018年春晚舞台上，不过因为性侵丑闻，很少有人会再纠结这件事了；仍旧拥有较高热度的，是最先离开央视的崔永元，只不过他的热度已和主持无关……
李咏的离世，则正式拉下了央视人黄金年代的谢幕幕布。就像人们再也听不到“我是李咏，下期节目，再见”一样，很多属于那个年代的回忆与滋味，也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流逝，直至消散。
如果说，那个时代还留存着一些什么的话，或许是以白岩松、水均益为代表的，少数几个仍旧活跃在央视的新闻名嘴。只不过比起娱乐向的电视节目，电视新闻“死”得更早，同时更悄无声息。
2010年春晚，小虎队合体，演唱了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青苹果乐园》。《东方时空》早期负责人王坚平很是感慨，给《东方时空》总策划、已是央视副台长的孙玉胜发了条短信：“看到小虎队这几个人在唱歌，我想到了我们的《东方时空》，当时小虎队的歌我们经常播放。”
而早在那时，孙玉胜就感叹道：“坚平，那个时光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