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婚还两次怀着别人的孩子找到接盘侠的叛逆女作家？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萧红
萧红曾说“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为了继续学业她逃婚了，后来惨遭未婚夫抛弃怀着未婚夫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再后来又怀着萧军的孩子和端木蕻良在一起，真是命运多舛的一生，下面具体了解下她短暂的31年的人间历程吧！
萧红
没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萧红的作品，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呼兰河传》的长处在于它的高度的真实感，萧红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夏志清（文学评论家）
我更愿意把萧红归类为是一个贫民作家，她笔下的主角经常是生活困窘的女性。萧红自己本身也生活困苦，她更能体会到处于社会中弱势群体的艰难和不易。——章海宁（记者、萧红研究会副会长）
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中国近现代著名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张廼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等。
萧红的祖父张维帧
1911年6月1日萧红生于呼兰府城，祖上山东，后来迁居到呼兰，其祖父张维祯是封建地主。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童年时代的萧红
父亲张廷举毕业于齐齐哈尔省立优级师范学校，随后，当教师、当校长、当教育局局长等，终生从事教育工作，他力主女儿接受新式教育。但萧红参与到反对日本侵略的学生运动队伍中，令他很担心。
萧红的父亲和弟弟
（父亲老去后，曾托人寻找萧红的文学作品，他期望从书中看到萧红的现状和思想，可是殊不知，那时候的萧红已经逝世于香港。）
其母姜玉兰，为呼兰著名私塾先生姜文选之女，自幼随父读书，婚后育有三子一女，萧兰为长女。
1916年和母亲在呼兰
萧红幼年时，深得祖父张维祯的喜爱，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教育，使萧红从小就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幼年和祖父在一起无忧无虑，代表作《呼兰河传》就是回忆那时生活的。
1919年8岁时，生母姜玉兰病故，同年12月，父亲张廷举续娶，继母梁亚兰对萧红姐弟感情一般。
1920年萧红进入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读书，1924年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作文尤其突出,曾多次得奖。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呼兰县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萧红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斗争。
萧红中学同学合影
1927年7月，萧红高小毕业，因呼兰只有男子中学，没有女子中学，萧红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萧红爱好文学和绘画，特别爱读鲁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
在初中一年纪时，父亲给14岁的萧红订了亲，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汪廷兰之子汪恩甲，未婚夫是滨江小学教员。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
1930年7月，萧红初中毕业，想继续升学。
但父亲却叫她结婚，并给了一笔钱买嫁妆。萧红抗婚想继续学业，偷偷跟已婚的表兄陆振舜乘车去北平，入北平女师大附中高中部学习。
萧红擅自逃婚到北平读书这一大胆举动在家乡引起了轩然大波。萧红出走后，父亲大为恼火，身为教育部长的他因“教子无方”被革除官职，父亲宣称"开除她的祖籍”。
1931年1月，萧红寒假中离开北平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同年2月底，萧红再次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到3月中旬，萧红与未婚夫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
此时，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引发萧红的不满，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庭审中，汪恩甲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与哥哥无关。
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后随家搬到阿城县（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
19岁的萧红
1931年10月，萧红从福昌号屯经阿城逃到哈尔滨。一个月后，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与汪恩甲一起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由于汪恩甲没有足够的钱（欠下的钱相当于现在的5万那样）交给旅馆，弃萧红而去。
当时萧红居住的东兴顺旅馆
萧红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与孟希、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人日久生情，互相爱慕。
萧军去探看萧红时，这位怀孕临产、穿着一双变了形的鞋子的女作者，一番谈话，竟让他“感觉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在我面前的只剩下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临行时我指着桌子上用一片纸盖着的那半碗高粱米饭问着她：‘这就是您的饭食吗？’她漠然地点了点头，一股森凉的酸楚与要流出来的泪水冲到我的眼睛里来了，我装作寻找衣袋里什么东西低下头来……”
萧红与萧军在道里公园
21岁的萧红当时写的两首诗也打动了26岁的萧军，那两首诗是这样的：
“这边的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正是吃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两萧”结合后，萧红深情地称萧军为三郎，在诗里大写“琼瑶体”：“三郎，我并不是残忍，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立起”、“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
“电灯照耀着满城市的人家。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就这样两个人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穿过电车道，穿过扰嚷着的那条破街。”
“偶是相逢患难中，怜才济困一肩承；松花江畔饥寒日，上海滩头共命行。”这是萧军写的《抄录萧红故信后有感》中的几句诗。
萧红与萧军
1932年，松花江决堤，由于萧红欠旅馆的钱太多，旅馆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出水困。不久萧红进医院分娩，但她无力抚养孩子，医院看门的老大爷把这个孩子抱走了。
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当地的欧罗巴旅馆，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患难与共，感情融洽。
两人以黑面包加盐充饥，你咬一口，我吃一下，盐抹多了，还要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两人穷的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更没有固定的家。不过，二萧可以逛免费的公园，一直逛到公园关门。
但是，萧军大男子主义，个性粗暴，而且情感轻浮，在两年里先后跟三个女子有暧昧。而且，他并未拿萧红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我的灵魂比她当然粗大、宽宏一些。她虽然‘崇敬’，但我以为她并不‘爱’具有这样灵魂的人，相反的，她会感到它——这样的灵魂——伤害到她的灵魂的自尊，因此她可能还憎恨它，最终要逃开它……她曾骂过我是具有‘强盗’一般灵魂的人！这确是伤害了我，如果我没有类于这样的灵魂，恐怕她是不会得救的！”
1934年6月，因《跋涉》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
两人在青岛海边
1936年，萧红和萧军辗转到了上海，生活上逐渐好转，但在感情上却出现了摩擦，由于萧军有了"旧相识"，给萧红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较大刺激与损伤。
在上海的萧红创作了《生死场》，鲁迅看过后大为赞赏，亲自作序：“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萧红为了摆脱爱情的痛苦和烦恼，同年7月，萧红去日本东京呆了半年，其间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
1937年萧红在东京
萧红从日本回国不久，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民族的灾难，生活的变迁，使萧红暂时摆脱了个人生活的痛苦。
1937年萧红和萧军、许广平、周海婴在鲁迅墓碑前
1938年2月下旬，萧红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副主席亲切会见了她们。
这年初夏，萧红决定和她共同生活6年的萧军分手，结束了这段既爱且痛的恋情。（萧军被问及当年与萧红相处时，他提及“那时确实脾气不好，常对萧红发火”，并亲口承认“打过萧红”。）
而最让萧红接受不了的，是萧军从来只认为自己是他的附属，两人就算是讨论文学问题，他也有可能拍案而起，吼道：“你必须听我的，不然我揍你！”
萧军脾气暴躁，两人经常争吵，有一次友人见萧红的眼角青紫，问缘由，萧红说，是自己不小心磕到的，而在一旁的萧军则大言不惭：“什么跌伤，是我醉酒后打伤的！”
黄源、萧军与萧红
后来，萧军离开西安，与王德芬女士结婚去了延安。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萧红传记中说，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
1938年5月，怀着萧军孩子的萧红和端木蕻良在武汉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曾是萧红和萧军共同的朋友。
萧红和端木蕻良
主持婚礼的胡风提议新人谈恋爱经过，萧红讲了一段话：“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1938年11月，战火逼近武汉，大腹便便的萧红由重庆到江津，住在好友白朗家待产。两个月后顺利生下一个男婴，几天后，刚出生的婴儿夭折。萧红凄然地对白朗说：“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寞忧悒以终生！”
萧红（右一）和友人在一起 1939年冬，28岁
1939年底，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政府采取迫降政策，大肆轰炸重庆。为躲避日本轰炸，1940年春端木蕻良和萧红去香港。
在香港，萧红创作了《呼兰河传》，《呼兰河传》是萧红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被茅盾先生誉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占香港、九龙。端木蕻良撤离香港，嘱托好友骆宾基暂留香港协助照料病重的萧红，骆宾基慨然允诺。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萧红病逝的44天中，骆宾基始终守护在萧红身边。
骆宾基
1942年1月，萧红患肺结核病重，被送入跑马地协和医院治疗，庸医误诊为喉瘤，开刀手术，误切喉管，萧红进食艰难，加重了病情。
1月18日，转入玛丽医院，确诊为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此时萧红已不能说话，在纸上写到：“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月21日，玛丽医院为日军占领，萧红被从病床上赶走，处在危险期的萧红第二天便离开了人世，年仅31岁。
萧红的墓碑
萧红遗言把《商市街》版税留给弟弟，《生死场》版税留给萧军，《呼兰河传》版税留给骆宾基。
萧红故居，坐落在呼兰县城南二道街204号，始建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现辟为萧红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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