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俄罗斯时代西伯利亚的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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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俄罗斯时代西伯利亚的酒精饮料（续）
[美]Thomas Allsen 著
翻译by chrisminte
（原发表Sino-Platonic Papers，No. 277 Apr 2018）
谷物酒
与野生和本地物种的白桦树不同，西伯利亚南部酿造啤酒的主要原料，黍，是从外部传入的古老驯化作物。
在东亚北部，很早就驯化或引进了抗旱的黍。它很好地适应了东到松花江，西到甘肃走廊的广大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通过杂交产生了越来越多子品种。[1]这很可能促成了黍成功引入到西伯利亚具有挑战性的环境条件中。
黍沿着森林草原边界的早期种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阿尔泰的斯基泰墓葬里发现的大量种子。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是由游牧民种植，还是从他们定居的邻居或依附者那里获得的。[2]
在墓葬中放入大量黍米的习惯，延续到随后的匈奴时代（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3]它们被作为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主要或优先食用的谷物。无论如何，黍米传统一旦建立，就具有很强的持久力，因为它直到最近，还受到图瓦、阿尔泰和叶尼塞的居民的青睐。[4]
这些地区在之前很多个世纪里，种植食用黍米获得了明确文献证据的支持。根据1060年完成的《新唐书》，叶尼塞黠戛斯种植黍米和其他谷物，他们在第三个月播种，在第九个月收获，并从中制作一种酒精饮料（酒）。[5]
虽然我们不知道黠戛斯人怎么称呼这种酿造物，但后来它被操突厥语的民族称为buza，这个术语在蒙古帝国时期出现，并一直用到现在。[6]
黍米穿透到西伯利亚中部，有几条合理的途径。原则上，它可能早已从满洲通过森林区传播到叶尼塞，因为如上所述，黍米是北亚新石器时代开始种植的作物，它适应该地区的自然条件。但同样有可能的是，它通过草原区进入西伯利亚的一些地区，因为黍米是游牧民族的首选作物，他们经常作为其牧区经济次要组成的种植作物。
为了评估这种选择的可能性，我们需要简要探讨草原与森林之间关系的长期模式。首先要说的是他们的互动是动态的，激烈的和古老的。考古记录和历史语言学都提供了证据。
与我们主题最接近的，是在乌拉尔和突厥语言里使用的啤酒的众多变体：sör，sur，săra和sïra ，可以与古印度sura“发酵饮料”相关联。当然，直接接触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通过早期主导草原的伊朗语民族所借用。[7]
中世纪文献里也提到过这种互动，通常涉及小米和其它基础原料。可以引用两个例子。
十世纪后期，卡伊人（Qay）一个分支，被推测为是蒙古西南部的森林草原边境居住的蒙古语或半蒙古语的使用者，于985年向辽代（907-1125）的契丹统治者寻求援助，来收获他们的黍。[8]应强调的是，这种特殊品种是华北和满洲的居民一直喜欢用来酿造啤酒的。
接下来，据10-12世纪穆斯林地理学家所说，突厥语游牧民族的分散联盟，基马克人（Kimek）统治了中央草原，也种植着包括黍米（tari）在内的各种谷物。[9]同期的其他穆斯林史料特别指出，基马克人的势力扩张到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之间的“无人居住的北方土地”，地穴住宅在其居民中很常见，而黑貂皮和貂皮是他们土地的主要商业产品。[10]虽然从未明确如此在这些文本中说明，现有数据使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这些草原游牧民族经常接触并从他们的森林附属者那里征收贡品。
森林草原关系中固有的极端流动性也导致两个区域之间的大量迁移。这种运动实际上是欧亚历史的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毕竟，在8-11世纪之间，蒙古人原本是一个来自满洲西北部的森林民族，向南移动并成为草原游牧民族，而长期以来作为波泰（Pontic）草原上的一支力量，保加尔突厥人的一个分支分几波向北移动，成为森林民族。
这种人口变化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沿着这个边界形成的政治和种族有时有两个分支，一个识别为森林的，另一个识别为草原的，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每个分支用不同的语言。[11]
在这些条件下， 两个生态区之间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不仅频繁而且不可避免。这些转移的程度和方向可以从马奶酒的例子里得到很好说明。
奶酒
奶酒（Koumiss），来自突厥语qïmïz，最早出现在公元前四千纪或三千纪早期的草原西部或中部。[12]它的出现是“二次产品革命”的结果，即根据众多考古和动物学证据，驯养动物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可持续资源，如羊毛，牛奶和牵引，而不是肉，皮和骨头。[13]
可以预料到，来自邻近定居民族的关于草原民族的早期文献，把饮用奶酒作为他们的特征，这种文化标记持续了许多个世纪。虽然这些文献没有明确提及其酒精含量，但可以安全地推断，对奶的发酵很持续，而后来的历史和民族志资料也一致肯定草原游牧民并没有把动物奶用作其它用途。[14]
奶酒何时传到西伯利亚边界还不确定，但是可以提出它存在的有力的间接例证：（1）公元前4-3世纪，这种饮料已经在波泰和内亚游牧民族中广泛传播，并且（2）有实物证据表明，巴泽雷克（Pazyryk）墓葬里有腐烂牛奶的干凝结物，它可能是森林地带奶酒的开端形式。[15]
奶酒后来对森林地区的逐步渗透，被记录在一系列同时期的史料中。
第一阶段以基马克为例。与其他基于草原的游牧民一样，对奶酒的开发也是其生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地理学家始终正确地将他们的饮食描述为由马奶组成，夏天有“他们称之为koumiss（qimiz）”，冬天则有肉干。[16]
虽然这里没有明确对其森林附庸一同饮酒的叙述，毫无疑问他们这样做了，因为游牧治理技术，特别是那些与部属安排和政治等级制定相关的技巧，总是需要精心设计的社区宴会，这在没有饮酒仪式的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
同一时代的中国史料也支持了这一点，并揭示了第二阶段，即这些实践被森林区域政治体所吸收。《新唐书》说叶尼塞黠戛斯的统治者和他的高级官员被称为“以肉和发酵的马奶（马酪）为生”。[17]他们不时向唐朝廷慷慨地展示，包括纯白色马匹在内的整个内亚流行的马酒庆典。[18]不仅精英喜欢喝酒，普通骑兵也容易得到它。[19]
在下一阶段，奶酒进一步传播到森林，那里组织比较松散的外围民族开始接受这种做法。我们从同一史料得知，尽管居住在黠戛斯以北的弊剌或遏羅支不骑马，但他们饮用马奶（湩酪）。[20]而按该文章传达的观念，这些民族还没有完全同化于草原的马文化。
然而，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偏远的森林民族，叶尼塞黠戛斯的北方邻居乌斯（Urusut）迈入下一阶段，他们更充分地接受了南部游牧和奶制品的复合体。[21]
《元史》为他们的传统提供了一段信息：“每年在六月上旬，他们的习惯是牺牲白马、牛和羊，洒上马奶（马湩）”。[22]
从这一点来看，很明显，马奶是他们精神生活生活的核心特征，这个主题在下面的更广泛的比较视角中得到了解决。
在这次转变中最后也是最引人注目的阶段是雅库特人（Yakuts），他们将草原的乳业文化带入了苔原。
在蒙古人崛起之前或期间，这些讲突厥语的牧民从贝加尔附近迁入勒拿盆地；在这里，他们成为政治上的主导者，征服和吸收了一些土著人民。值得注意的是，环境的巨大变化并没有削弱他们对奶制品的守望，其中包括酸奶、酸乳酪、凝乳和奶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23]
尽管他们的动物死亡率很高，雅库特人仍保持着大量的马群，通常约占总量的百分之四十，因此有稳定的马奶供应。[24]为了准备马奶酒，他们使用旧的马奶酒或酸奶牛奶作为酵母。
在技术上他们与南方的联系，因几个原产于蒙古民族的关键术语而得到证明。[25]作为雅库特坚定维持其早期牧业实践的另一个证据，他们称三月是“捕获马驹的[月]”，也就是挤母马奶的时间，这是适合此时草原气候条件的活动，但肯定不是适合勒拿河一带气候的活动。[26]
对于雅库特人来说，马奶酒不仅是一种重要的食物，而且是一种神圣的饮料，用于在每年几次的Ysyakh节祭祀神灵。根据他们的传统，这个节日被认为是古老的，是一种表现出对创造者的敬畏和躲避邪恶，吸引好运和保证繁荣的手段。[27]
由于节日由领导人和富人赞助，并结合了血缘、大家族、代理人和被庇护者，其庆祝活动促进了集体认同。[28]
当然，这些与草原地区的政治动员方法很接近，在其中奶制品以奶酒的形式，传达了重要意义。对于蒙古人来说，白色不仅象征着好运（su），所有白色物体，在经过适当的仪式时，都会被创造出来，从而为个人及其社区增加了这种运气。
奶，生育和繁荣之间的联系，是蒙古族民间信仰的核心，是覆盖东部草原和相邻森林区域更广泛的文化综合体的一部分。他们的共同信仰清楚地表现在马奶酒节日、白色动物的牺牲和森林人民的神话中。
在南西伯利亚突厥人保存的神话中，人类和动物的生育能力、好运（qut）和牛奶之间有一个明显的等式，有时以马奶酒的形式，有时以“奶湖”的形式出现。后者是一个充裕的地方，居住着突厥人和蒙古人共同信奉的大地女神Umai。[29]
显然，当草原民族将这种新饮料引入森林区时，还伴随包裹着广泛的意识形态，它们被保存下来，在新家园里蓬勃发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通过口头民间传统传播的信仰，进一步构成了建立和阐明更广泛的政治信息和学说的基本原料。在这方面，成吉思汗的崛起提供了这种改造的明显例证，因为好运（su）成为他们的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他们的合法性主张以及他们吸引具有类似民间信仰的其他民族（包括住在森林区域里的）支持的能力。
本部分结束时，需要简要考虑驯鹿和利用其奶的问题。驯鹿的驯化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从中文资料来看，这似乎始于公元前几世纪初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地带，这是对模仿草原游牧民族的放牧习俗的刺激性扩散。[30]
在更远的北方苔原带，16到18世纪之间蔓延着更广泛和更密集的驯鹿游牧形式，此时恰逢俄罗斯进入该地区。[31]然而，对它们奶的系统性开发，并不是驯鹿游牧民族出现或随后扩张的组成部分。
从一些观察结果来看，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亚大陆北部的驯鹿育种者通常不会给他们的动物挤奶，除非那些给其它物种挤奶的邻居刺激它们。这可以从斯堪的纳维亚人对拉普人（Lapps），以及蒙古人对萨彦通古斯人的影响等例子里看出来。[32]
《元史》记载了这类影响的运行过程。据描述，撼合纳（Qamqanas或Qabqanas），是养马的乌斯的邻居，广泛使用驯鹿（中文称为“白鹿”）为驮兽，它们的奶则成为食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3]
以此类推，或许可以进一步推断，由于他们的乌斯邻居消耗马奶酒，撼合纳有一个收获和发酵驯鹿奶的模仿对象。然而，在这段文字里描述奶的中文“乳”，经常指的是未加工的、未发酵的人类和动物奶，这会破坏上述结论。据我所知，从19世纪和20世纪开始才有对驯鹿奶酒的极少数记载，这似乎表明其零星的使用和有限的发展。[34]
总而言之，虽然很多关于这个问题仍然不确定，但似乎可以自我证明一个结论：即使在那些挤驯鹿的牧民中，与草原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其发酵形式的消费，很少是他们生存策略的关键因素，也不是他们精神仪式生活的核心。
蜜酒
可以说，蜜酒是人类制造的第一种酒精饮料，因为大约含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糖，蜂蜜在自然条件下经常发酵。有趣的是，公元501年，约达尼斯（Jordanes）在著作中对遥远的北方没有蜜蜂感到遗憾。[35]像没有葡萄藤一样，这也是地中海世界之外气候恶劣，经济落后、不完善的一个标志。
最早提到西伯利亚的蜂蜜酒是在1581年，在托博尔河和额尔齐斯河交汇处附近，当时入侵的俄罗斯军队遇到了西伯利亚汗国库楚汗（Küchüm）的一名亲密伙伴，并在他匆忙废弃的营地中看到“一些大汗的蜜酒”。[36]
它在西伯利亚西部的存在，从一部突厥历史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在其中库楚汗的另一个仆人怀旧地回忆起他对饮用蜂蜜酒（bal）的喜悦。[37]这些引用提出了其来源的问题：它是本地生产还是引入的？
西伯利亚的养蜂问题很复杂且长期存在争议，因为其地理分布问题在围绕马扎尔人和其他乌拉尔人的古老家园的争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38]英国旅行家Tooke最早论及此点，他在1790年代明确表示乌拉尔以东没有蜜蜂（Apis mallifera）。[39]虽然19世纪的一些观察者注意到，阿尔泰地区森林里有“野蜂群”，当地村庄里也养蜂，但它们可能是后来从俄罗斯引入的。
无论如何，这是18世纪60年代著名的俄罗斯突厥学家拉德洛夫所询问的本土线人的观点；作为回应，他们非常有力地说“早些时候阿尔泰没有蜜蜂，只有俄罗斯人带来它们，此后许多群体变得狂野，它们的数量大大增加”。[40]
这似乎很可能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是野生蜜蜂成功地适应了西伯利亚最南端森林条件的例子。然而，这显然代表了它们在西伯利亚人为引入的殖民化的最北端极限，因为后来沿着森林-苔原边界引入养蜂的尝试惨遭失败。[41]
尽管如此，有报道称鄂毕-乌拉尔人、奥斯恰克/汉特人（Ostyaks / Khanti）和曼西人（Voguls/Mansi），有时还包括西伯利亚汗国居民，在其领土范围的南部，从野生蜜蜂中采集蜂蜜。[42]尽管可以想象到，但这表明在乌拉尔西侧实施养蜂业，反过来西伯利亚鞑靼人的领土更可能是蜂蜜酒的另一起源地。
伏尔加-卡马地区实际上是欧亚大陆最古老，最富有成效的养蜂中心之一。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芬兰-乌戈尔语民族发展出通常被称为“森林养蜂”，俄语是bortnichestvo，这是猎取蜂蜜和可移动蜂巢之间的养蜂形式。作为第一步，这需要在靠近花粉源的活树中人为制造空洞（bort），来吸引蜜蜂。一旦形成蜂巢，人们就会刻上所有权标记，并在树上安装木桩和套圈以阻止熊。之后养蜂人按季节爬绳梯收获蜂蜜。[43]
围绕森林养蜂出现的词汇也引起了很多关注。除去一些正在进行的细节讨论，目前的共识是，原芬兰-乌戈尔语里的*mete，“蜂蜜”， 是从印欧语medhu借来的。蜜蜂和蜂蜡的词语也有类似的起源。[44]
此外，语言证据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在斯拉夫语、突厥语、蒙古语和芬兰-乌戈尔语中，往往用同一单词（med, bal等）来表示蜂蜜和蜂蜜酒。这表明这些多样化和广泛分散的民族语言群体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蜂蜜的主要和正确使用是生产酒精饮料。
到了中世纪，森林养蜂的重要经济意义越来越明显。穆斯林，拜占庭和古罗斯史料都断言，来自北方的商品，主要由动物产品组成，其中南方最需要的是毛皮，奴隶，蜂蜡和蜂蜜。[45]最后这项贸易也通过乌拉尔中部和南部的通道向东进行。
这种连通的关系是乌戈尔（Ugria）或尤拉（Yura），这是前蒙古时期罗斯和穆斯林史料中提到的疆域。这个地名指定了乌拉尔中部两侧大型但不明确的领土，这些领土主要由鄂毕-乌拉尔人居住，他们与伏尔加保加尔人、诺夫哥罗德和伊斯兰东部地区深入开展毛皮贸易。[46]
从12世纪中期的穆斯林旅行者Gharnaṭī的证词中可以看出，这些交流还包括蜜酒。他报告说，蜂蜜聚集在尤拉的森林中；这项活动是否局限于乌拉尔西部，或者是否构成养蜂“渗透”进西伯利亚的进一步证据，目前还无法用资料来确定。[47]
无论如何，到16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向东推进势头正盛，当时莫斯科、喀山、乌戈尔（Ugria）、巴什基尔人（Bashkirs）和乌德穆尔特人（Udmurts）之间，存在一个扩展和完善的贸易和支流关系网络，这些民族都出产充足的蜂蜜。[48]
简而言之，西伯利亚汗国可以随时获取大量的蜂蜜酒和/或蜂蜜，他们急切地利用这些来源的原因，可以归于以伏尔加河下游流域为中心的金帐汗国宫廷里，蜂蜜酒享有崇高地位。在十四世纪，这是一种很有威望的饮料，人们把它慷慨地献给受宠的被庇护者和尊贵的客人，而且被用于庄严的仪式，以确认等级和忠诚。[49]
同样，在乌拉尔山以东、由Abū'l Khayr（统治于1428-1468年）建立的昔班尼（乌兹别克）汗国等部落王朝的继承者那里，它也具有仪式和政治用途。[50]根据这些做法和先例，后来的西伯利亚汗国把蜂蜜酒视为一种宫廷饮料，并不让人觉得奇怪。
最后，更一般地说，在上述案例中表现出的偏好完全符合管理沿着森林边缘的酒精饮料分布的基本原则：这里形成的饮酒文化受到酒精生产和邻近民族消费模式的严重影响。[51]
蒸馏酒
蒸馏形式的酒精的早期历史非常模糊，这种状况有很好的理由：现有数据稀少，大部分用炼金术的神秘语言编码，以及技术本身在制造其他产品时，如香水、汞、樟脑、松节油等都有很好的应用。[52]当然，这提出了另一系列挑战，因为该技术的多种应用意味着早期蒸馏设备的出现并不等同于烈性酒的生产或消费。
对于我们的直接目的，应当指出蒸馏酒作为社交饮料，首先是在公元后头几个世纪在印度被证实，然后是在唐朝的中国西南地区。蒙古前期，对蒸馏饮料的明确提及非常罕见，但到了十四世纪，它们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成吉思汗家族大大推动了这种强效新饮料及其相关技术在北亚和内亚地区的展示和传播。
在蒙古语中，烈酒被称为ariki/arkhi，这个术语最初适用于在十三世纪末或十四世纪初首先制作的蒸馏形式。它的名字来源于阿拉伯语ʿaraq，“汗水”或“蒸汽”，以及通过蒸馏提取的任何物质的“内在本质”。
蒙古人采用这个术语，很可能来自元朝宫廷里的穆斯林专家，他们制作常含有玫瑰水的饮料果子露（sherbet），玫瑰水是一种不含酒精的蒸馏液体，称作gulāb（我们的玫瑰露julep），或者波斯语里的ʿaraq-i gul。[53]容易想象蒙古人会非常感兴趣品尝和体验那些“增强”的马奶酒，尽管还没有确切证据。
这项技术随后传播到西伯利亚的证据既有历史的，也有语言的。先谈前者。1647年通古斯人告诉来访的俄罗斯使节，附近达斡尔人（Daurs）统治者的宫殿里有“各种各样的谷物、vino [和] arak”。[54]虽然简短，但经过更详细的检查，这段文本传达了许多有用的信息。
首先，它的词汇可以提供很多信息。虽然新语言借用的外来词的含义经常被扭曲，但俄语文本里最早能看到的arak，并没有含糊不清的状况，这个词明确无误地表示蒸馏酒。
另一方面，vino这个词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在11世纪被引入旧罗斯文献时，它意味着“葡萄”或“葡萄酒”，但在16和17世纪，它成为伏特加和其他形式蒸馏酒的共同名称。[55]
从一段与达斡尔人农业资源里的vino清楚相联系的一段话，我们可以概括出，在这个特定语境里，它指的是从谷物中提取的酒精，而arak指的是从奶中提取的酒精。
文中提到的两个民族的地理和政治关系也具有指导意义。此时，操古蒙古语方言的达斡尔人，居住在阿穆尔河和希尔卡河的上游地区，宽松地控制着邻近的通古斯人，因此他们能够准确地传递其统治者的食物和饮料偏好。达斡尔的东部近邻是女真人，他们大部分是定居的农耕者，与南方满洲之间具有亲密的种族和文化亲缘关系。[56]
接下来，还有关于这个问题的额外且同样有用的语言证据。从基础知识开始，通古斯和满族关于蒸馏酒的术语无疑来自蒙古语。[57]
此外，有可靠的史料能够显示术语向北传播的过程。在明朝可定为16世纪上半叶编制的汉文-女真文词汇表里，有一条女真或老满文词条arki，转写为a-er-qi，汉文释义为烧酒，即蒸馏酒。[58]
总的来说，这一系列证据表明了蒸馏酒扩散到西伯利亚的以下途径。起点是满洲南部和中部。在元朝统治期间或明初可能出现蒸馏酒，这些政权与女真人有广泛的政治联系。无论如何，他们的后代满洲人在前帝国时期从高粱和小米中提取了shanyan arki，“白酒”。[59]
从那里，这种饮料及其技术通过森林区传播到上阿穆尔盆地民族那里。按时间顺序，这意味着使用谷物和奶作为基础材料的新饮料，在17世纪中叶俄罗斯人到达西伯利亚东部之前的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内，在通古斯语使用者中已经建立起来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它向北扩散了多远？普遍的共识是，在前俄罗斯时期，蒸馏酒没有到达苔原地区。所有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观察家都坚持认为，虽然雅库特人当时提炼了马奶酒，但他们在被征服之前并不知道这种技术。[60]这些结论也适用于更北方的民族，如堪察加人、科里亚克人等。[61]
但是这种技术扩散到苔原可能比最初看起来更复杂。这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最多是对不存在的证明，其次，雅库特的主要术语是arïgï，显然源于是蒙古语，而不是俄语。[62]词语的借用强烈意味着在俄罗斯接触之前，雅库特人对蒸馏品种有一定接触，这很可能来自于与南方森林民族的贸易关系。
在这里，正如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烈性酒扩散一样，生产资料的获得跟随着产品的接受，这一过程通过渐进式简化和随后的蒸馏装置在分散的社区，种族和政体中的可接近性得到了更大的促进。
最后，为了将历史和语言证据置于更广泛的比较视角中，ariki及其变体构成了“漫游词”（Wanderwort）的典型例子。更具体和更具启发性的是，许多液体形式的兴奋剂，如蜜酒、茶和咖啡等，在其大陆和世界范围内的分散中都保留其原始名称。
在ariki的情况下，这个词，总是意味着烈酒，在它首先于俄罗斯文本中出现时，它已经常见于南亚和东南亚、伊斯兰世界东部和欧洲。[63]
显然，它的传播途径是各种各样的，包括那些通过草原区。突厥史诗中提出了这样的路线，其中库楚汗（Küchüm）的一位家臣把他的爱好归结为蒸馏酒。[64]口述史中传播的时间表当然受到怀疑，因为他们经常压缩时间，将不连续的事件捆绑在一起，并经常以每个新时代“更新”的方式错乱地介绍时间。
但是，尽管有这些限制，相对年代表可以准确地重建，特别是在与其他独立证据想参考的情况下。[65]那么，这篇史诗中关于西伯利亚西部烈酒存在的具体说法，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可信。
Ariki在十四世纪初的几十年开始渗透内亚，可能在库楚汗时代就到达了西伯利亚汗国。[66]这个特殊情况下，可以确定一个直接和可行的供应来源，因为在这个时期汗国与突厥斯坦已知的蒸馏酒生产商之一，布哈拉，建立了良好记录的政治-商业联系。[67]
结论
无论酒精何时首先到达西伯利亚，它进入了一个把药物作为主要的精神活性物质的区域。后俄罗斯时期的史料清楚证明了那里迷幻药物的流行，尤其是毒蝇伞。[68]当然，这会引发与前哥伦布时代新世界的情况进行比较，那里大致对应于现代美国和加拿大，是一个真正的无酒精区，其中仙人掌和类似的兴奋剂占主导地位。[69]
虽然相似之处是不可否认的，但两者之间的差异同样明显且同样值得注意：当欧洲人抵达北美时，土著居民之前没有遇到酒，而西伯利亚的人，至少在森林区，有几个世纪的经验。这反过来又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由于他们的经验，西伯利亚人因此享有适应性优势吗？美洲印第安人是否因为缺乏而遭受更大的伤害？
当然，反过来说的答案是，西伯利亚人更好地准备应对引入的酒精形式带来的挑战。然而，在进一步考虑时，也可以反过来说，他们以前的经历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影响并且容易受到其诱惑的影响。这是因为他们的大多数本地饮料都是季节性的，含有低酒精含量，因此他们习惯于在机会出现时参与持续的饮酒。正如许多前现代社会所做的那样，特别是在北方地区，为了不可避免的贫困时期而进行暴饮暴食是一项古老且非常成功的生存策略。
因此，随着全年饮酒供应充足且效果更为强大，西伯利亚人民极易受到过度消费及其后果的影响。当然，俄罗斯人在与土著人民的政治和商业交往中大量使用酒精，特别是其蒸馏形式，并且从征服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苏联时期的早期就开始使用。[70]这种破坏性的影响俄罗斯帝国政府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一再禁止这种交通，这一切都证明是无效的。[71]
但是，在评估其引入西伯利亚或北美的可怕后果时，它也应该是请记住，蒸馏酒的推广是大量精神活性物质 - 咖啡，茶，糖，可可，烟草，大麻和鸦片 - 在1500年后在世界各地稳定扩散的一部分。[72]
遍布整个亚欧大陆内部的蒸馏酒传播的全球背景，是我希望在未来研究中探讨的问题。
[1] Kwang-chih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3r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94–95, 192, 196 and 289, and Francesca Bray,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VI,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t. 2, Agri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15 and 434–48.
[2] S. I. Rudenko, Kul’tura naseleniia tsentral’nogo Altaia v skifskoe vremia (Moscow-Leningrad: 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 1960), 200.
[3] L. P. Potapov, ed., Istoriia Tuva (Moscow: Izdatel’stvo nauka, 1964), 25.
[4] Sev’yan I. Vainshtein, Nomads of South Sibe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46, 149–50, 155–57 and 162, and Douglas Carruthers, Unknown Mongolia: A Record of Travel and Exploration in Northwest Mongolia and Dzungaria, 2 vols. (repr. Delhi: Asian Educational Sources, 1994) I, 173, 183 and 189–90.
[5] Xin Tangshu, ch. 217b, 6147. In Chinese jiu denotes any fermented beverage irrespective of base material.
[6] Ibn Baṭṭuṭah, The Travels of Ibn Baṭṭuṭah, tr. H. A. R. Gibb, 4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Hakuyt Society, 1958–94), II, 474, 475, 477, 485 and 499–500, and Bertold Laufer, “On the Possible Oriental Origin of Our Word Booz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49 (1929): 56–58.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English “booze” is uncertain.
[7] Margaret K. Palló, “The Bulghar-Turkish Loanwords of the Hungarian Language as Sources of Chuvash Prehistory,” in Chuvash Studies, ed. Róna-Tas, 110, and Alexander Lubotsky, “The Indo-Iranian Substratum” in Early Contacts between Uralic and Indo-European: Linguistic and Archa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ed. Christian Carpelan, Akso Parpola and Petteri Koskikallio (Helsinki: Suomalais-Ugriiainen Seura, 2001), 309.
[8] Liaosh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74), ch. 69, 1092, and Wolfram Eberhard, “Sinologische Bemerkungen über den Stamm der Kay,”Monumenta Serica 12 (1947): 213 and 215.
[9] Analyzed by B. E. Kumekov, Gosudarstvo kimakov IX-XI vv. po arabskim istochnikam (Alma Ata: Izdatel’stvo nauka kazakhskoi SSSR, 1972), 94.
[10] Ḥudūd al-ʿAlam, tr. Minorsky, 99; “Gardīzī,” ed. Bartol’d, 26–27, Persian text, and 43–44, trans.; “Gardīzī,” tr. Martinez, 120–21; and Marvazī, tr. Minorsky, *19–20, Arab text, and 32, trans.
[11] Cf. the comments of Käthe Uray-Kőhalmi, “Tungusen in der Geheimen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55 (2002): 252–63.
[12] Alan K. Outram et al., “The Earliest Horse Harnessing and Milking,” Science (6 March 2009) 323: 1332–35.
[13] Haskel J. Greenfield, “The Origins of Milk and Wool Production in the Old World,” Current Anthropology 29 (1988): 573– 93 and 743–48, with invited commentary.
[14] See, e.g., Radlov, Iz Sibiri, 283, and Ch. Ch. Valikhanov, Sobranie sochineniia, 5 vols. (Alma Ata: Glavnaia redaktsiia kazakhskoi sovetskoi entsiklopedii, 1984–85), V, 268.
[15] Cf. the arguments of Rudenko, Kul’tura naseleniia tsentral’nogo Altaia, 203, and S.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0), 35 and 61.
[16] Ḥudūd al-ʿAlam, tr. Minorsky, 99–100; “Gardīzī,” ed. Bartol’d, 28, Persian text, and 45, trans.; “Gardīzī,” tr. Martinez, 123 and Marvazī, tr. Minorsky, *19–20, Arabic text, and 32, trans.
[17] Xin Tangshu, ch 217b, 6148.
[18] Michael R. Drompp, 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Leiden: Brill, 2005), 146, 294, 300 and 308, and 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in T’ang Exo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64–65 and 69.
[19] Xin Tangshu, ch. 2017b, 6130, and Drompp, 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 37 and 277.
[20] Xin Tangshu, ch. 217b, 6146.
[21] For indications of their location, see Rashīd al-Dīn ed. Alizade, I/1 239–40.
[22] Yuanshi, ch. 63, 1574, and Francis W. Cleaves, “Qabqanas—Qamqana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 (1956), 401.
[23] Okladnikov, Yakutia (1970), 241–42; Peter Dobell, Travels in Kamchatka and Siberia, 3 vols. (London: Colburn and Bently, 1830), I, 306 and 342–43, and II, 37 and 39–40; and I. W. Shklovsky, In Far Northeast Siberia (London: MacMillan, 1916), 54–55.
[24] V. F. Ivanov, Sotsial’no-ekonomicheskie otnosheniia v Iakutii (konets XVII-nachalo XIX v. (Novosibirsk: VO nauka, 1992), 16–23.
[25] Jochelson, “Kumiss Festivals of the Yakut,” 259–61, and S. A. Ivanov, “Sledy mongol’skogo iazykovogo vliianiia v govorakh iakutskogo iazyka,” in Etnokul’turnye protessy v Iugo-Vostochnoi Sibiri v srednie veka ed. Mikhailov, 162.
[26] Okladnikov, Yakutia, 234.
[27] This composite picture draws on E. N. Romanova, Iakutskii prazdnik ysyakh: Itogi i predstavleniia (Novosibirsk: VO nauka, 1994), 82 ff. and 115 ff.; Okladnikov, Yakutia, 241–42, 258, 355, 394, 398 (fig. 82), 409 and 435; Jochelson, “Kumiss Festivals of the Yakut,” 263–66; Jochelson, The Yakut, 197–205; and S. V. Ivanov, “Iakutskie konoviazi,” in Material’naia
kul’tura narodov Sibiri i Severa, ed. I. S. Vdovin (Leningrad: Nauka, 1976), 220.
[28] A. I. Gogolov, “Skifo-sibirskie istoki traditsionnoi kul’tury Iakutov” in Skifo-sibirskii mir: Iskusstva i ideologiia (Novosibirsk: Nauka, sibirskoe otdelenie, 1987), 144, and Okladnikov, Yakutia, 423–25, 428 and 431.
[29] E. L. L’vova, I. V. Oktiabr’skaia, A. M. Sagalaev and M. S. Usmanova, Traditsionnoe mirovozzrenie tiurkov Iuzhnoi Sibiri(Novosibirsk: Nauka, sibirskoe otdelenie, 1989, 74–77; G. V. Dluzhnevskaia, “Eshche raz o ‘kudyrinskom valune’ (k voprosy ob ikonografii Umai y drevnikh Tiurkov)” in Tiurkologicheskii sbornik 1974 (Moscow: Nauka, 1978), 230–38; and Uno Harva, Der religiösen Vorstellungen der altaischen Völker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demia, 1938), 85–89.
[30] For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references, see Bertold Laufer, The Reindeer and Its Domestication,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4, no. 2 (Lancaster, PA, 1917): 105–139.
[31] I. I. Krupnik, Articheskaia etnoekologiia: Modely traditsionnnogo prirodaopol’zovananiia morskikh okhotnikov I olenevodov Severnoi Evrazii (Moscow: Nauka, 1989), 146 ff., and Juliet Clutton-Brock, A Natural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Mammal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9), 130–34. Arguments for an earlier transition to reindeer nomadism in the Tundra have been proposed by Sev’yan I. Vainshtein, “One of the Origins of Nomadism,” in Ecology and Empire: Nomads in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the Old World , ed. Gary Seaman (Los Angeles: Ethnographics/USC, 1989), 75–79.
[32] Tim Ingold, Hunters, Pastoralists, and Ranchers: Reindeer Economic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01–03; Carruthers, Unknown Mongolia, I, 220, and S. M. Shirokogoroff,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3), 32.
[33] Yuanshi, ch. 63, 1574, and Cleaves, “Qabqanas—Qamqanas,” 401.
[34] For an example, see Carruthers, Unknown Mongolia, I, 226.
[35] Jordanes, The Gothic History, tr. Christopher Miero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15), 55–56.
[36] Basil Dmytryshyn, E. A. P. Crownhart-Vaughan and Thomas Vaughan, eds. and trs., Russia’s Conquest of Siberia, vol. I, A Documentary Record, 1558–1700 (Portland, OR: Western Imprints, 1985), 48 and 71.
[37] Nora K. Chadwick and Victor Zhirmunsky, Oral Epics of Central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65.
[38] Vuorela, Finno-Ugric Peoples, 9–10, and István Fodor, In Search of a New Homel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Hungarian People and the Conquest (Gyomas: Corvina Kiadó, 1975), 49–50.
[39] Tooke, View of the Russian Empire, III, 272.
[40] Radlov, Iz Sibiri, 51, 210, 215–17 and 221, direct quote from 217.
[41] Jochelson, The Yakut, 191.
[42] Forsyth,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Siberia, 13.
[43] For details, see Eva Crane, The Archaeology of Beekeeping(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77–86, and R. G. Kuzeev,Narody Srednego Povolzh’ia i Iuzhnogo Urala: Etnogeneticheskii vzgliad na istoriia (Moscow: Nauka, 1992), 30–31.
[44] Christian Carpelan and Akso Parpola, “Emergence, Contacts and Dispersals of Proto-Indo-European, Proto-Uralic and Proto-Aryan i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in Early Contact between Uralic and Indo-European, ed. Carpelan et al., 114–26 and 131.
[45] Janet Martin, Treasure of the Land of Darkness: The Fur Trade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Medieval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6–7, 10, 12–14, 22 and 39, and N. Makarov, “Traders in the Northern Forest: The Periphery of Rus’ in the Medieval Trade Network,” in Pre-Modern Russia and Its World: Essays in Honor of Thomas S. Noonan, ed. Katheryn L. Reyerson, Theofanis G. Stavrou and James D. Tracy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6), 116.
[46] István Vásáry, “The ‘Ugria’ Problem,” in Chuvash Studies, ed. Roná-Tas, 249–53.
[47] Paul Lunde and Caroline Stone, trs., Ibn Faḍlān and the Land of Darkness: Arab Travelers in the Far North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12), 71.
[48] Raymond H. Fisher, The Russian Fur Trade, 1550–17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3), 9–16; N. A. Mazhitov, Iuzhnyi Ural v XII-XIV vv. (Moscow: Izdatel’stvo nauka, 1977), 159; Kazanskaia istoriia in Pamiatniki literatury drevnei Rusi: Seredina XVI veka, ed. L. A. Dmitrieva and D. S. Likhachev (Moscow: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1985), 302, 303, 314 and 315; Robert Craig Howes, Jr., tr.,The Testaments of the Grand Princes of Moscow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168 and 345; and J. L. I. Fennell, tr., Kurbsky’s History of Ivan I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50 and 51.
[49] Ibn Baṭṭuṭah tr. Gibb, II, 495–96.
[50] Valikhanov, Sobranie sochinenii, I, 232.
[51] On this theme, see Thomas T. Allsen, “The Qipchaqs, an Alcohol History, 900–1400” in Central Eurasia in the Middle Ages: Studies in Honour of Peter B. Golden, ed. István Zimonyi and Osman Karatay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6), 11–22.
[52] S. A. M. Adshead, China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1988), 227–28.
[53] On the career of one such she-li-ba-chi, “sherbet-maker,” in China, see Louis Ligeti, “Les sept monastèries nestoriens de Mar Sarghi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6 (1972): 169–78.
[54] Dmytryshyn et al., trs. Russian Conquest of Siberia, 232.
[55] Slovar russkogo iazyka, II, 183.
[56] Juha Janhunen, Manchuria, an Ethnic History (Helsinki: The Finno-Ugrian Society, 1996), 50–52, 101–06 and 120.
[57] William Rozcyski, Mongol Elements in Manchu (Indiana University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no. 157; Bloomington, 1994), 21, and V. I. Tsintsius, ed., Sravnitel’nyi slovar Tunguso-man’chzhurskim iazykov, 2 vols. (Leningrad: Izdatel’stvo nauka, 1975–77), I, 48.
[58] Daniel Kane, tr., 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 (Indiana University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no. 153; Bloomington, 1989), 129 and 343 (#1029). On its date, see Paul Pelliot, “Le Hō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 T’oung-pao 38/2–5 (1948): 281–84.
[59] Alessandra Pozzi, “A Birthday Banquet for Our Guest of Honour Professor Denis Sinor à la mode of the Ancestors of [the] Manchu People,” in Florilegia Altaistica: Studies in Honour of Denis Sino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90th Birthday, ed. Elena V. Boikov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6), 115.
[60] See, e.g., Stephen D. Watrous, ed., John Ledyard‘s Journey through Russia and Siberia, 1787–88: The Journal and Selected Letters(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1), 173.
[61] Krashenninikov, Explorations of Kamchatka, 111, 113, 227–28, 322 and 327–28, and Waldemar Bogoras, The Jes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vol. VII, The Chukchee (Leiden: E. J. Brill, 1904–09), 208.
[62] Okladnikov, Yakutia, 242.
[63] See Slovar russkogo iazyka, I, 44, for early Russian references, and Sir Henry Yule and A. C. Burnell,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 (London: John Murray, 1903), 36–37, for Asian and European languages.
[64] Chadwick and Zhirmunsky, Oral Epics of Central Asia, 65.
[65] The best introduction to these problems is Jan Vansina, 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23–24, 54, 56, 117, 148, 168–69 and 173–85.
[66] For a preliminary sketch, See Thomas T. Allsen, “Ever Closer Encounter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Apportionment of People in the Mongol Empire,”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1 (1997): 13–15.
[67] R. G. Mukminova, Ocherki po istorii remesla v Samarkande i Bukhare v XVI veke (Tashkent: Izdatel’stvo Fan, 1976), 144.
[68] Bernát Munkácsi, “’Pilz’ und ‘Rausch’,” Keleti Szemle 8 (1907), 343–44; Eliade, Shamanism, 400–01, and N. V. Lukina, “Traditsii prigotovleniia pishchi y vostochnykh Khantov in Uralo-altaistika: Arkheologiia, etnografiia, iazyk, ed. E. I. Ubratova (Novosibirsk: Izdatel’stvo nauka, sibirskoe otdelenie, 1985), 130.
[69] Henry J. Bruman, Alcohol in Ancient Mexico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0), 7–11.
[70] Thomas Wallace Knox, Overland through Asia: Pictures of Siberian, Tartar and Chinese Life (repr. Charleston, SC: Bibliobazar, 2008), 156; Bogoras, The Chukchee, 60–61 and 207–08; and Shklovsky,In Far Northeast Siberia, 7–8, 13, 89, etc.
[71] Forsyth,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Siberia, 160–61, 185, 243, 262 and 264.
[72] For differing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grated character of their diffusion, see Rudi Matthee, “Exotic Substances and the Global Spread of Tobacco, Coffee, Cocoa, Tea and Distilled Liquor,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Drugs and Narcotics in History, ed. Ray Porter and Mikuláš Te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4–51; David T. Courtwright, “Mr. ATOD’s Wild Ride: What Do Alcohol, Tobacco and Other Drugs Have in Comm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Alcohol and Drug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0 (2005): 105–40 with invited discussion; and Frank Dikötter, Lars aamann and Zhou Xun,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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