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事
第四章 伏羲与天人合‘一’之伏羲八卦
1916年6月当瑞典人安特生教授在山西勘探铜矿资源的时候，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一批古新生代的生物化石，这一发现结合当时矿藏资源勘探工作难以为继的状况，安特生教授以及当时地理测绘研究所所长丁文江先生随即调整了工作重心，转而进行对古新生代化石的大规模收集整理工作，同时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当时民国农商部以及瑞典皇家的支持，于是，安特生先生的考古生涯自此也拉开了帷幕。
当时瑞典的安特生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参与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后曾经认为仰韶文化来自西方的论点，但是后来他自己又加以否定。现在一般认为陕西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继老官台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按时代顺序可以分为半坡类型、庙底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河南龙山文化被看做它的继承文化。
最早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遗址中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多种。石器有刀、斧、杵、镞及纺织用的石制纺轮。骨器有缝纫用的针。陶器有钵、鼎等形制。仰韶陶器多数是粗陶，其中有一种彩陶，以表面红色，表里磨光，带有彩绘为特征。考古学上命名为仰韶文化或彩陶文化，当作同系统文化的代表名称。仰韶文化是中国先民所创造的重要文化之一，仰韶文化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河南为中心，分布于河南、陕西、甘肃、山西、河北、青海、湖北、山东等地。
仰韶村遗址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最厚达4米。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现这里有四层文化层相叠压，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由于以彩绘陶器为特征的文化现象首先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命名为“仰韶文化”，从而使仰韶村遗址闻名中外。1961年3月国务院将仰韶文化遗址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中国和美、英、日等国的考古专家进行国际田野文物考察，在仰韶村附近的班村，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数十斤5000年前的小米，说明中国农业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
仰韶文化是继承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而来的，社会经济比原始农业初期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地氏族部落在河谷阶地上营建了大大小小的部落，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氏族成员主要从事农业生活，同时饲养猪、羊等家畜，兼营狩猎、采集和捕捞水中的鱼蚌。这一时期的原始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制陶业、石器制造和其它手工业技术在各种类型的氏族经济生产中普遍得到推广和传播，一些先进技术已影响到长江流域和东北、西南地区。仰韶文化的两千年发展，既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仰韶文化的一般特征为遗迹多位于河流两岸的第二台地上，尤其于两河的交汇处多有遗迹分布。仰韶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相当发达的一种考古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分布地域辽阔，通过对仰韶文化遗存的碳十四年代数据看，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延续达2000年左右。
关于仰韶文化的分期问题，50年代庙底沟二期的发现澄清了它的下限；70年代磁山裴李刚、老官台的发现澄清了他的上限。仰韶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诸原始文化的相对年代是晚于磁山裴李刚、老官台文化而早于庙底沟二期的一个重要史前文化遗存。
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主题文化之一，它的地域之广，人口众多，延续时间之长，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之发达，堪称世界之一最，为雄踞东方的中华民族古代文明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仰韶文化居民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提高了技能，增长了才智，出现并发展了科学，文化和艺术，从而促进了生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为后来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大量的考古资料证实，当时的居民已掌握了一定的数学知识，如半坡、姜寨等出土的彩陶纹饰中。有不少的斜线和三角组成的纹饰，大多数以三角形为中轴，中轴两侧画有完全相同的斜线，少者个两条，多着可达十多条。庙底沟一件彩陶上饰有两个圆形网纹，两个圆圈内的交叉斜线数目完全相等，从右往左斜线各9条，从左往右斜线为12条。这些案例表明，仰韶居民至少也有了12以上数的概念，并能熟练的加减运算，否则，这些对称的纹饰是无法完成的。
仰韶居民具有一定识数能力的同时，也有一定形的知识，在彩陶纹饰中不仅有三角形，而且还有圆形、菱形等几何图形。当时房址平面多为圆形、方形、和长方形，大都非常规整，如果不能准确的计算和丈量，显然是难以做到的。早在通俗文化以前，人们已有物理知识的运用，如钻木取火、弓箭的发明等物理知识。仰韶居民用纺轮捻线，是对力学原理的运用。轮制陶器是运用离心力的现象。营建房屋时对柱、梁、檩、椽合理分布与组合，综合承重的计算以及尖底瓶的汲水等，都是对重心原理熟练掌握的反映。当时对兽皮加工的熟皮技术，对野生麻类纤维的浸沤剥去、纺线、织布、染色、缝衣以及酿酒等都是运用化学知识的反映。大河村彩陶上的太阳纹、日晕纹、月牙纹、星座纹等表明了当时人们已掌握了一定的天文知识。
《仰韶文化》 巩启明
在天水市秦安县城东北45公里处的五营乡邵店村东。大地湾是一处距今8000年—4800年的史前遗址。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遗址，比广为人们所知的河南渑池仰韶村和陕西西安的半坡村遗址都要早。天水是中华文明的多源生发地之一，距今78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遗址展示的天水远古文明，时间跨度越3000年，内容异常丰富。其在原始建筑、艺术、农业起源、文字和宗教等多方面，均是中华文明悠久、博大和先进的典型代表，是中华文明火花的最初闪现，故而被称之为“大地湾文化”。由于大地湾1期文化早于中原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半坡文化千年以上，两者在文化原貌上又有延袭承传的密切关系，因而，她上开中原仰韶文化之先河，下启陇右马家窑，齐家文化之滥觞，对探索中华文明的线索和原生面貌，揭示陇右与天水古代文化的考古编年和文化序列，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大地湾遗址、师赵村遗址发掘房屋遗址200多座，最早的是深穴窝棚式建筑，距今7000至8000年间，这是标志着人类的居住方式从穴居向半穴居迈进的一个新起点。到晚期，已发现平地起建、居住面多以白灰面涂抹或青灰色料礓石渣和细沙混合筑成。屋前有与住室相通的“凸”字形门斗。尤其编号为F901的房 址，是为止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最具中国建筑风格的“宫殿式建筑”，距今5000多年。代表了仰韶建筑的最高成就，其一是建筑规模巨大；其二是工艺精良，方法进步；其三是布局规整，平衡对称。它由主室、东西两侧室和后室、门前附属物构成，总面积420平方米，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典型代表。并在墙壁、门、灶台的设计布局上还增加了防火保护层。是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宫殿建筑雏形，而且开创了后世我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先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建筑丰碑。
在大地湾一期灰坑中，采集到已碳化的禾本科的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其中黍的碳测年代距今约7000多年，是中国同类作物中时代最早的标本。说明陇原大地最早的垦荒者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成功地将野生黍培养成裁培黍，纠正了国际农史界通行多年的中国黍源于国外的谬误，进而确立了中国黍源于陇西黄土高原的说法，证明了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清水河谷是中国最早的粮食和油料作物的种植地，也是中国旱作农业黍、稷的发祥地，这两种植物距今已有7800年左右，较之于半坡早了1500多年，两种植物种子的出土毫无疑问地认定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河谷是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的天水史前文化，对中国文明起源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许多遗迹证明了城市发生的前奏及父权制时代。所有这些“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
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是迄今为止渭河流域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此项发现为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生、发展提供了一批前所未有的新鲜资料，它同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山东北辛等发现一起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黄河流域考古的重大突破。继大地湾之后，渭河流域以及邻近地区相继发现了一批同类遗存，仅甘肃目前就已发现8处，集中在天水、陇南地区，最南端是嘉陵江流域的微县柳林，最西端则在武山西旱坪，还有天水师赵村、西山坪、西和宁家庄、礼县赵坪、盐关等遗址。这些发现无疑表明，甘肃东部、南部是研究我国农业起源和早期限陶器的重要地区，也是寻找新石器早期文化最有希望的地区。如果将渭河流域距今8000—7000年的文化遗存视为前仰韶文化时期，那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为：前仰韶文化分为两大阶段，由大地湾一期、西山坪一期、北刘下层、白家村等遗存共同构成前段，年代约为距今8000—7300年；后段则为西山坪二期、师赵村一期、北首岭下层等遗存，年代约为距今7300—7000年。它们共同的属性是均早于仰韶文化，两个阶段即为同一支文化前后承袭的不同发展阶段。
现代考古研究不但‘见物’更重要的是‘见人’，‘人’才是创造文明的主体。
甘谷古风台以及秦州画卦台都是伏羲时代古建筑“台”的遗存之地。经过几千年的风雨沧桑，岁月流逝，旧物已不复存在了，但名称却代代相传，留了下来，一代一代称颂不休。
古风台人说伏羲原名为“风伏羲”，和《三皇本记》记载“太昊庖牺氏，风姓”相吻合。当地人说伏羲原名“风伏羲”，此说则与《三皇本纪》载“太昊庖牺氏，风姓”相吻合。杜预曰：“太皓伏羲氏，风姓之祖也。”古风台有艾蒿山，分为圆咀、馒头咀、苜蓿梁、漩涡咀、艾蒿山五台，其山顶中央低凹，呈盆地状，面积约1400平方米。此地呈八卦状，据说伏羲在第五台艾蒿山摆卦，故艾蒿山又称“八卦山”。古风台有伏羲土碑存，碑前一平地，乡人称为“伏羲砚”。
伏羲王（约公元前5500年）的传说和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时段想吻合。
确定文化时段和确定文化时段的重大历史人物，当然重大历史人物必然有重大的历史事件。
伏羲王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立杆测日影’，伏羲王时代中华先民只用一个简单的立杆测日影的盈缩，就征服了那遥不可及而又神秘的太阳，使其规规矩矩的服务于人类。‘立杆测日影’开创了中国以至人类用劳动工具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先河。
伏羲：一作‘伏羲’‘包羲’‘庖羲’‘宓羲’古代传说中的部族首领，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渭水》载：‘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疱羲于城纪’，伏羲王（前5500年左右）生于城纪，徒于陈仓，都于陈，在位一百五年传十五世，伏羲氏发源于城纪，发展壮大后沿渭河谷地进入关中，出潼关，傍俙山 王屋山 太行山东迁，而后折向东南，都于陈，而殁于河南淮阳，这一活动区域大体正好和仰韶文化古遗迹的分布相吻合，而伏羲王的行动遗迹和生态迁徙或文化迁徙尚待研究。
在中国古代传说时代的帝王世系中，太昊伏羲氏被奉为“三皇之首(简称首皇)”“百王之先”，地位十分显赫。然而，自古及今，关于伏羲氏的名号、时代、地望、族系等问题争讼不已，伏羲是人还是神？
《中侯据河纪》： 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以画八卦。
《古书图书集成 职方典》：上古伏羲时，龙马负图处于河，其图之数，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伏羲则之，画八卦。
《周易 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乎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伏羲、神农与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氏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之一，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八卦，成了中国古文字的发端，结束了‘结绳记事’开创了中华文明新的开端！
伏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始画八卦，伏羲一画开天，进而推演成八卦，八卦可以推演出许多事物的变化，预卜事物的发展。八卦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宇宙间的一个高级“信息库”。早在十七世纪，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兹创立“中国学院”，研究八卦，并根据八卦的“两仪，四象，八卦，十六，三十二，六十四卦”，发明了二进位记数和当地欧洲先进的计算机。八卦中包含的“二进法”，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及电子学中。公元一九八四年，一位欧洲学家在谈到八卦的易理被现代广泛应用时，叹为“至为可惊”。八卦中的许多奥妙神奇之处，至今还正在研究和探讨之中。
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氏诞生于甘谷县白家湾乡蒋家湾村的古风台太昊山。甘谷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冀，为今甘谷县。有着近两千七百年的建县史，为全国县治肇始之地。
弘扬伏羲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从历史学的角度看，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和夏商周年表的正式公布，“三皇”文化的研究将日益突出，中华文明史的较为确切的年表将会从公元前2070年推向更早的年代。而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天水境内发现的大地湾文化遗址，与有关伏羲氏族的传说故事及史料记载有着种种吻合，成为最终揭开中华文明本源之谜的有利条件。可以说，通过对伏羲及伏羲文化的深入研究，将把中华文明史推向更早的年代。
考古的目的就是探索人类文明起源，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中华文明来说有着丰富的历史遗存遗迹和典藏记录，对历史的还原是一个点、线、面的相互印证，相互转换的过程，控制点、线、面的轴心是严格的时间差。
我们对每个时段的文明程度必须做到翔实、详尽，不但我们自己能认知，更需要让世界认可。作为让世界认可更需要‘国际化的语言’，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地有各地的‘方言’，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人际交流的复杂化，而‘普通话’使每个人的交流没有语言障碍，如果现在您用‘方言’和各地人交流只会给对方带来困惑对自己带来不便。同样道理，与世界对话如果我们把典藏记录的‘之乎者也’不加解释的照搬照抄这对世界来说这些只是‘中国方言’而已。
当然笔者的论述只是个人观点，难免有谬误之处，或者是以现代人的观点去解释古人之事，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历史遗迹星罗棋布，典藏记录浩若瀚海，但难免有很多的历史遗迹及典藏记录遭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在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必须有着正确的方法与思维，而方法与思维的正确与否验证与实践是唯一的法则。
中国在周之前‘学在官府’，因为文字和记录工具的不发达，对一些历史重大事件的刻录在甲骨或竹简上，他不可能作为长篇大论的翔实记录，可能会把一件大事件刻录在几篇甲骨上，一块甲骨的遗失可能后人就不能合理的解析，甲骨的刻录劳动量太大，所以只能是用简单的文字做以‘标题式’的记述，只有专业的‘官员’才能详细翔实的解释。如《中侯据河纪》： 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以画八卦。如果解释成伏羲王看见龙马从河流背出的《河图》而画的八卦，这根本就不可信。现代人对典藏记录研究时必须做到合理的‘序化’及用‘国际化的语音’注解，才可以让世界认知和认可。
如‘伏羲王立杆测日影’，既中华先民用劳动工具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有朋友会问在七八千年前中国也有‘科学’么？是的，中华先民的科学活动可以追溯的万年前的上古时代，只是没有‘科学’一词而已。中国传统上将所有的知识统称“学问”，古代将关于自然物道理的学问称为“物理”因此古代的物理即是自然科学，数学学科独立于“物理”。而自明代时中国则称为格致，即格物致知，以表示研究自然之物所得的学问。直至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版的许多科学书籍多冠以格致或格物之名。从唐朝到近代以前，“科学”作为“科举之学”的略语，“科学”一词虽在汉语典籍中偶有出现，但大多指“科举之学”。
最早使用“科学”一词之人似可溯及到唐末的罗衮。“科学”一词由近代日本学界初用于对译英文中的“Science”及其它欧洲语言中的相应词汇，欧洲语言中该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学问”，在近代侧重关于自然的学问，甲午海战以后，中国掀起了学习近代西方科技的高潮，清末主要通过近代化之路上走在前面的日本学习近代科学技术。许多人认为，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学者是康有为。他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中就列举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等书目。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使用“科学”一词的频率逐渐增多，出现了“科学”与“格致”两词并存的局面。在中华民国时期，通过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传播活动，“科学”一词才取代“格致”。直至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版的许多科学书籍多冠以格致或格物之名。
1888年，达尔文也曾给科学下过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达尔文的定义指出了科学的内涵，即事实与规律。科学要发现人类所未知的事实，并以此为依据，实事求是，而不是脱离现实的纯思维的空想。至于规律，则是指客观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因此，科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经过实践检验和严密逻辑论证的，关于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本质及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
观察和实验是自然科学两种最基本的方法和手段，《周易 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乎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以上记述既伏羲王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四季轮换，鸟兽随季节的迁徙或冬眠，包括人类自身衣物随热冷变化的增减，去寻求引起这一变化的核心所在。直观是不经过中介，直接反映客观的一种认识形式，在社会实践中，人的感觉器官直接接触客观事物并受其作用，在大脑中产生感觉、知觉和表象的反映，这些都是人的直观认识。感觉直观的特点是直接性、生动性、和具体性。它是对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的反映，要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必须从直观发展到‘抽象的思维、既理性认识。规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有对十分复杂的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认识规律，这一记录就是伏羲王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观察，观察是获取感性经验的基本途径，观察（查看、体验、测量等）是人们用感官和借助某些科学仪器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在自然发生的条件下进行考察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与实验方法不同，它是对客观现象不加以人为控制的条件下进行考察而描述事物的一种方法。人们通过观察去描述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大致分为质的描述（是怎样的）和量的描述（测量其各种数量关系）。在科学发展史上，观察起了相当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天文学。
自然界热冷变化的核心就是太阳的距离变化，所以伏羲王发明了‘立杆测日影’，‘伏羲王立杆测日影’是利用劳动工具进行科学实验，实验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方法。它是人们为了一定的目的，利用科学仪器、设备等，人为的控制或模拟自然现象来进行操作，了解自然现象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一方法。科学观测中的仪器，是人们感官的延伸，因而大大开阔了人们认识的界限，大大丰富了各种科学资料，所以科学仪器的进步，标志着人们的认识达到了一定新的高度。观察和实验是相辅相成的科学研究方法。为要做到观察的客观性，就必须尽可能地进行系统地、多方面地观察，仔细分析材料中所反映的自然现象的各种关系观察是有计划、有目的的科学活动，观察者必须具有关于对象的一定知识，对对象有相当的分析和综合的能力，才能通过观察在科学上做出贡献。
观察和实验是自然科学两种最基本的方法和手段。实验是有明确的目的，因为是有明确的目的，因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实验是人们正确反映、模写自然的有力武器。它不但提供延伸人的感官的各种装置，且可以提供对自然现象的模拟，使人们以较少的经济代价，按部就班地进行工作，实验一旦取得成功，由实验得出的发明创造就可以运用于社会生产中，极大的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实验是人类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作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和整理，仰韶文化是一个承上启下里程碑式的时间段，伏羲王属于仰韶文化时段，伏羲王是三皇之首，有其特殊和特定的意义所在。遗址、人物、具体的科学事件（立杆测日影）、具体的科学成果（伏羲八卦）一 一具备。他不像我们前面对《河图》《洛书》的解释需要神话和一些生活中民族文化基因来完善。
伏羲王立竿测日影，由被动到主动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明立竿测日影来研究天道规律。首先要确定是伏羲王立杆测日影是人类自然科学史中人类利用工具进行的一次自然科学研究。马克思把科学看作‘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即科学是人对自然的能动认识和反映关系的观点，是对科学本质的更一般的、更抽象、更深刻的哲学认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有其特殊的认识手段和认识方法。科学是一种方法，这是从认识的角度考察科学认识的方法，科学方法是以观察、实验为基础，运用经验方法与理性方法，形成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然后经过多次的反复实验，证明其客观真理的一种独特认识方法。
科学理论是系统化的科学知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相对正确的认识，是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并由一系列概念、判断和推理表达出来的知识体系。是在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运用理性方法（比较、分析、综合归纳与演绎，溯源与类比等方法）整理感性材料从而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所以说《伏羲八卦》是先民进行自然科学系统化研究的科学成果。不是用来占卜的工具或者是某个特殊的地理构造。
伏羲王立竿测日影，发现周期的始点和终点是特定的不是随意的更不人为的，只有按终点来划分周期才能表现周期的固有性质。科学方法是取得科学发现的重要可靠保证，实践证明，一些自然科学家之所以能在科学研究中做出重大的发现，除了当时的生产和科学实验条件之外，还往往是他们运用了正确的科学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伏羲八卦》中的八卦又叫四立、四象，四立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象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在中国历法制定中四立、四象点尤为重要。‘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以画八卦’。
则字又有何解呢？ （一）规则、制度、规程；
（二）效法；
（三）连词，表示因果关系，或表示转折，表示两件事在时间上前后相承。
从则字的字面意思上来讲《河洛图》和《伏羲八卦》在某种意义上说有着特殊的相辅相承的内在联系。既然具体的科学事件（立杆测日影）、具体的科学理论体系（伏羲八卦），而具体的科学成果（节气）我们现在以至于未来仍在应用，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否可以以此前推呢？而《伏羲八卦》就是中国历法系统的太阳历，《伏羲八卦》是在《河图》《洛书》的基础上的传承与创新，按照中国人粗俗的说法‘依瓢画葫芦’，那么《河图》《洛书》又能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中国的历法吗？我们在品味和享受着老母亲精制的美味鸡汤时，却东张西望、胡思乱想，难道是否定老母亲做美味鸡汤的事实存在和辛劳过程吗？
中华文化始终强调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何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者为神，人们对神的崇拜就是对文化的崇尚和对创立文化人的尊重，前面我们讲《河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是无字的中国哲学。‘天道左转’为历法，‘地道右旋’为预产表，也就是中华先民最在的‘结绳记事’。《河图》是中华先民根据月周期和女性生理周期相合拍而发明了最原始的中国历法体系，应该归属于太阴历。后经女娲的修订使其得到更高发展这就体现了文化的兼容性和互补性，母系社会应划分为中华文化的河洛文化时代，河洛文化时代后期已有国家的原始形态。而《伏羲八卦》就是节气应该属于太阳历。 历法更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时间周期所组成，而历法周期正是天象运行的各种空间系统的时间描述，而任何事物都是在历法所说的一系列时间周期内显现的，所以历法是天地人三界的一个结合体。
《河图》是中华先民根据月周期和女性生理周期相合拍而发明了最原始的中国历法体系，应该归属于太阴历。而《伏羲八卦》就是节气应该属于太阳历。因为太阴历有其局限性，但是她可以用‘北斗七星’的指向来规范。有了节气的规范使中国历法又有近一步的创新，使中国历法实现了阴阳合历。在中国的自然科学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当时没有文字，‘伏羲女娲交尾图’就是对这一中国自然科学事件的记录，前面已经讲过，这也如同考古‘叠层’一样，属于中国文化转化的‘叠层’，这也是裴李岗文化转化为仰韶文化的重要依据。
要强调一个误区，伏羲八卦（公元前5500年）和周易八卦（公元前1100左右）是两个概念，《易》图是伟大而智慧的中华先民依据日月运行规律创立的一个用严密的数理逻辑语言表达宇宙基本结构和根本规律的最合适、最简单化的科学体系，它不仅是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内核，而且是现代世界文化的科学内核。《易》是科学，包括天文，地理，气象，物侯，数学，等学科的人文科学。
伏羲《易》之后有《连山》和《归藏》，其后才有《周易》。《周易》是根据《易》推演的一种学术，伏羲之《易》与文王之《周易》在时差上也有数千年之遥。就好像中华武术包括，少林派，武当派等等武术派系。所谓的‘易学大师’请卸下这个沉重的枷锁，这也是对中华文化的尊重！
对文化的尊崇，如同我们游走在于古村落时，看见那一棵棵沧桑而虬劲的古树，如同‘圣者’般矗立与天地间，我们先是默默的仰望，然后轻轻地走近抚摸并拥抱来感触它的沧桑。越是对中华文化的深刻了解，越是能感触到它博大精深的文化氛围，如同母亲胸襟般博大与温润，而我们如同酣睡母亲怀抱里的无知小儿。
《易》文化丰富复杂，其基本观点则源于对天体运行的认识。
《易》学是天人之学，天人之学首先是研究天理的，天理通过《易》学的传播和展示，它绝不是宗教和迷信的产物，而是伏羲时代中华先民对远古人们进行天文科学实践活动的一次理论大总结。有时候我们不能狭隘而单纯的理解《伏羲八卦》就是伏羲一人所作，而是伏羲时代中华先民在前人科学研究结果基础上的一次积累与创新。
现代人对《易》的迷信源自于对《易》学基础概念的空洞理解和缺少精神的传承。
史学界一致人类在没有用词汇记录其思想和经验之前是用图画来行使这一行动的，所以说在伏羲画八卦以前包括《河图》《洛书》时代，人类没有文字，那么《河图》《洛书》《易》都是无字的哲学，他们来源于中华先民对自然科学的数千年的反复探索与实践的总结，这也解决了学界的一大论题，科学与哲学产生的先后问题，哲学来源于科学，凌驾于科学，笼统于科学，但其永远不会具体于科学。
对待某些问题时，我们要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来解决。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的‘一’它有时不是名词，‘一’对于《易》图来说‘一’是符号，是《易》图的基本符号。整齐划一的一是对《易》图的基本符号‘一’的来源解释。
母系社会即河洛文化时代人类已有组织出现，也就是国家的原始形态。在社会活动中首领们已经根据《河洛图》上的月份发布政令，指导集体的活动。
‘道’最原始的概念是时间，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讨论具有人文魅力的汉字，中国文字的特色就是形中有理，音中有意。文字将千万年的文化结晶运载至今，使我们对文明的认识和传承得以实现，是文化和文明的载体，是精神和道的载体。
时之造字，简体形符为日，声符为寸，繁体形符相同，声符为寺。时字以日为形符说明时的产生和太阳有很大关系，寺呢？法度也，太阳和法度，合起来即为时，而将这二者合起来为何‘物’呢？伟大而又智慧的中华先民只用这简单的‘一’道符号就掌握了地球在太阳系的运行规律，这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简单的象一’，简单吗？简单的我们只想长跪不起，只有真正的了解了《河图》才能真正的了解什么是天人合一，只有真正的了解伏羲王立杆测日影，理解了《易》图才能真正的明白中华先民如何实践‘天人合一’。
庄子《秋水篇》：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衔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无失，是谓反其真’。人类用笼头制服狂放不羁的野马，跨上马背驰骋天下，但这种方法对蛮力十足的牛却无效，但在牛鼻上穿根小小的木棍，就将其制服为我们拉磨耕田。
这就是人类最根本的‘道’，面对自然，尊重自然，总有一种最简单、最实际、最科学的方式来利用自然，这就是人类最根本的‘道’顺天应人，趋利弊害。
何谓‘道’？‘一阴一阳谓之道’，道生于阴阳，道法自然，但阴阳不是道。道就是‘一’，‘一’是标注阴阳变化规律的符号，‘一’是人为地，道是人给其的名。
有齐人乘船，剑不慎掉入水中，他不慌不忙的在船边做了个‘一’的记号，当船到岸边时他下水去捞剑，他捞到的是‘刻舟求剑’的千古笑话。 有人送曹操一头大象，大家都想知道大象到底有多重，但却无计可施，因为没有这么大的秤，曹冲让大家把大象赶到船上，然后在水淹到船帮的部位做了个‘一’的记号，把大象赶到岸上，往船上装石头，装到‘一’的记号时，把船上的石头再一块一块的称过，石头重量的总和就是大象的重量，‘神童’的称号就此传开。
道不是一成不变的，道无处不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中华文化温厚平和，内敛含蓄，中国哲学以它特有的‘直觉概念’为出发点。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觉解，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了他的人生境界，因觉解的不同，每个人有他的人生境界，而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叫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生活于道德境界的是贤人，生活与天地境界的是圣人，哲学教人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成为圣人就是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哲学是必须从感觉世界上升到理智世界。哲学要到了理智世界，也就是天地境界。在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就是自己与宇宙同一，而就是达到了这个同一，他也就超越了理智。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人的事，他做的却是平常人所做的最平常的事，但是由于其高度的觉解，他所做的事对于它有不同的意义，由于觉解产生的不同意义构成了他最高的人生境界。
既然中华文化是一种大气象、大文化。要了解伏羲王依《河图》《洛书》而画《易》之前，我们更应该深刻地来了解庄子《逍遥游》篇中的逍遥，真正的了解了这种逍遥，才能真正的了解远古时代中华先民意境之开阔，心理与精神之自由、以至于达到无己无功 无名的境地。
远古时代进行立杆测影这一天文观测活动所用的“表”，是通过观察生活实践中的自然现象而发明的。
远古先民长期定居生活，逐渐发现时间的变化、天气的冷暖，与太阳光照射在山洞的方位与深浅之间有着直接关系，发现山洞、树木等物在太阳光照投射下，出现的影子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于是就对时间、方向、季节与太阳光影变化的关系开展深入的科学观测。起初。人们只是在平地上直立一根八尺长竿子或石柱来观察太阳光影子的变化，这根立竿或立柱就叫做“表”；用一把尺子测量太阳光表影的长度和方向，就可以掌握时间的变化和季节的更替。远古时代立杆测影的表是现在已知最古老的天文仪器。
现在保存在河南登封观星台上巨大的“圭表”（见图）就是由“表”发展而来的。远古先人后来发现正午时的表的阴影总是投向正北方向，就把石板制成的尺子平铺在地面上，与立表垂直，尺子的一头连着表基，另一头则伸向正北方向，这把用石板制成的尺子就叫“圭”。正午时刻，表的阴影投在石板上，古人就能直接读出表影的长度值。由垂直的“表”和水平的“圭”组成的一种既简单又重要的测天仪器，就命名为“圭表”。圭表的主要功能是测定冬至日所在，并进而确定回归年的时间长度，此外，通过观测表影的变化可以确定方向和节气，还可以知道时辰。为了求得测量的精确性，表和圭逐渐被加长，在现存的河南登封观星台上，40尺的高台和128尺长的量天尺就是一个巨大的圭表。
阴阳理论观念的萌芽，就是古代先人在长期的天文科学实践中开始产生的。古代先人通过长期以立杆测影为主要内容的天文观测实践，逐渐发现有立杆就会有阴影；有阴影就一定有立杆存在的现象，进而明确并牢固树立了有阳就有阴；有阴也就一定有阳的意识，即“阴阳是相互依存”的观念。同样也认识到阴阳具有相互比较而对立的属性：如表是实，影是虚；表是明，影是暗；表具有稳定形象，影是变动的形象等。同时也通过长期立杆测影这一天文科学观测实践，发现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和“阴可变阳，阳可变阴”的自然现象。加深了对自然变化规律的理解和把握，拓展了阴阳理论的科学内涵。
远古先民是怎样认识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可变阳，阳可变阴”是大自然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的呢？远古先人通过测量每天“表”的太阳光影的长度变化中得知，太阳光投射到表所产生的的影象有两种，即阴影和阳影。一年中，冬至日那一天的午时是“表”的太阳光阴影最长的一天。从那天以后，表的阴影每日逐渐缩短一点，换个角度讲，也就是说表的阳影逐渐伸长一点，或者说显露出来一点；到了夏至日这一天的午时，是表的太阳光阴影缩到最短，也就是表的阳影伸展到最长的一天。但就是夏至日这一天午时，阴影并没有完全消失，总是有一点点阴影存在。过了夏至日那一天以后，表的阳影每日逐渐缩短一点，也就是阴影逐渐伸长一点；到了冬至日这一天的午时，表的太阳光影子，即阴影又伸展到最长，阴影完全覆盖了阳影。表的太阳光影就是这样每年循环往复变化一次，也就显示了太阳的一个回归年的运行全过程。表的太阳光影这样每年循环往复变化，逐渐让远古先人体会和认识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可变阳，阳可变阴”是大自然的运动变化的基本客观规律。（此段来自网友博文）
要了解《河图》 《洛书》与《易》图之前，我们更应该了解现代的日历表和地球仪。伏羲王依《河 洛图》而画《易》，那么《易》图与《河 洛图》有何关联呢？首先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河图》《 洛图》是无字的哲学，是远古中华先民在母系社会，也就是中国的河洛文化时代发明的一种河洛历法，也就是太阴历，因为《河图》以七数为首，在中国北斗七星定位为北方，南斗六星定位南方，在中国历法体系中，斗柄所指表示一年四季，春东、 夏南、 秋西、 冬北。
正是因为北斗七星定位为北方，所以《河图》与《易》图的定位是相同的上北下南，人类文化的发展殊途而同归，现代的制图和《河图》及《易》图的定位是相同的上北下南。 伏羲王发明了立杆测日影，研究地球在太阳系的运行规律，包括中国历法体系中记录的《太阳出没歌》，现代人应该改变这种思路，太阳是恒星是不动的，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同时有做自转运行，而月亮绕地球只做公转运行。
因为河洛历法以北斗七星定位为北方，而中国处于北半球，当阳光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达到最热，立竿测日影日影最短，这个标注点用阳符（一）来表示但在同时阳光斜射南回归线达到了极致，南半球为冬天，假如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同样有一个‘伏羲王’在测日影，那此时南半球的日影如何呢？日影一定是最长的，该如何标注呢？因为南半球此时最冷，所以它的日影标注点应该用阴符（--）来表示，所以在北半球阳符（一）产生的同时南半球阴符（--）同时产生，反之亦然。
在伏羲王时代中华先民立竿测日影已完成对南 北回归线的测定。阳符（一）和阴符（--）有两重意义：
（1）阳（—）表示北回归线；阴（--）表示南回归线；
（2）阳（—）表示 阳光从直射南回归线到直射北回归线形成对北半球从春到夏热的过程；阴（--）表示 阳光从直射北回归线到到直射南回归线对北半球形成从秋到冬冷的过程。
有学者把阴（--）和阳（—）又叫阴爻或阳爻，我个人你认为这种叫法有其不合理性和片面性。爻的本意指交错即‘交也’，因为阳光从直射南北回归线的往复过程有一个特定点，即交点，就是直射赤道，因为阳光直射赤道对南 北半球同时形成春和秋的季节变化，在中国历法体系中就是春分和秋分，阳光直射赤道如果运行向北半球，北半球此时就是春分，南半球就是秋分；如果运行向南半球，南半球就是春分，北半球就是秋分。
春分和秋分节气的测定说明伏羲王时代已经完成太阳直射赤道、南北回归线时间点的测定，春分 夏至 秋分 冬至在中国历法中被称为‘四象’，对‘四象’特定点往复过程的测定又完成了对立春 立夏 立秋 立冬四立点的测定，又叫‘四立’。虽然到以后的数千年对二十四节气的测定与完善，但反映季节变化的立春 春分 立夏 夏至 立秋 秋分 立冬 冬至这‘四立’‘四象’又叫‘八位’在中国历法中尤为重要，在《易》图中就是震卦（立春）；离卦（春分）；兑卦（立夏）；乾卦（夏至）；巽卦（立秋）；坎卦（秋分）；艮卦（立冬）；坤卦（冬至）。过了冬至从立春 春分 立夏到夏至，是从立春阳气生到夏至的阳气盛，就形成自然界春夏季节的变化；过了夏至经立秋、 秋分 、立冬 、冬至就是从立秋阴气生到冬至的阴气盛自然界就形成秋到冬的季节的变化。
概括来讲就是谚语讲的‘夏至至长，冬至至短’或‘夏至至热，冬至至冷’而正是从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 、立冬、冬至这八节的往复变化过程，自然界就形成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就是‘物极必反’的相对变化过程，这也是万物变化所遵循的最根本的自然法则。就是任何事物的某些性质如果向极端发展，这个性质一定会转变成它的反面，这是一条最基本的自然规律，是自然界最基本的幻化之‘道’，老子谓‘道’周行而不殆，万物的自然本性不同，其自然能力也各不相同，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点，也就是他们有充分而自由的发挥其自然能力从强到弱的一个基本过程。而这一自然变化的法则却是在七八年前的伏羲王用‘立杆测日影’测出了这一自然规律，规律，亦称‘法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规律作为事物的必然联系就确定了事物的发展方向，规律是事物的发展方向，规律是事物的稳定联系，是变动不居的现象中相对巩固的联系，这种稳定性就是规律的重复性。它表明只要具备一定条件，某种合乎规律的现象就必然重复出现，这也表明规律的普遍性。规律是物质世界本身所固有的，它同物质世界一样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意识或愿望而转移，人们只能发现、认识和利用规律，不能任意创造或消灭规律，伏羲王立杆测日影的过程就是对中华文化‘道法自然’最好的诠释。
地球绕日运行的轨迹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节气时间点是不同的，如果自然是一匹狂放的野马，那么中国历法中的节气就是降伏这匹野马的笼头，中华先民创立的节气解决了这一天文难题，也就是说也每年的节气日是不同的，对气候来讲也是如此，如有时风调雨顺，农业大丰收，各方面情况都好；有时不是旱灾就是水灾，或是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各种事故不断发生，使国家人力、财力遭受重大损失。中国历法有天象和天气预报功能，谚语为证‘牛马年广收田，饥猴饿狗年’就是地支为丑、午的年份风调雨顺 ，庄稼丰收；地支为申、戌的年份旱涝多灾，庄稼欠收。
节气是地球在其轨迹上运行时，在宇宙各种各种力场的影响下，每十五天时间地球上风雨雷电及万物的不同表现；是地球在太阳黄经每行15度的时间与其行进过程因热冷变化所引起的四季变化的高度概括。
反映四季变化的节气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8个节气，在《易》图中称八位；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又称四立，表示四季开始的意思；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二分二至点又称四象。这些复杂的自然科学成果，早在七八千年前的伏羲王时代，中华先民只用简单的立杆和晷尺准确测量，在人类自然科学史上这难道不可以说是中华先民给全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么？
在伏羲王之后二十四节气逐步完善，反映温度变化的有：小暑、大暑、处暑、大寒、小寒五个节气；反映天气现象的有：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寒、大寒7个节气 ；反映物候现象的有：惊蛰、清明、小满、芒种4个节气。为了人类和自然界和谐的生存，先民把繁复的天文数理和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转化为一种规矩来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民间有‘规矩大于法’的说辞。如果温度变化、天象变化不和自己所表现的节气所对应，对人类来说就意味着一场灾难，就意味着庄稼减产或颗粒无收。
不遵守规矩就会被自然出局，适者生存是谁也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
节气这一伟大的人类自然科学成果和月相、潮汐及女性的生理特征这几者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的。在远古的中华先民测定的历法和现代观测相吻合，地球在绕日这个能量场运行的同时月亮又在绕地球这个能量场运行，上半月就是月亮从朔到望的过程，月亮切割太阳和地球的能量场对地球形成对外的张力，这个过程由于月球所处位置的相对变化，在我们的感官中就是月相的变化，从朔到望过程约为十五天，中国历法称上半月为节；下半月月亮运行于太阳和地球的能量场之外，对地球形成对太阳一方的推力，从望到朔的过程约为十五天左右，中国历法称下半月为气。这个过程在自然界最大的表现就是潮汐现象，潮汐是沿海地区的一种自然天象，古代称白天的潮汐为‘潮’，晚上为‘汐’，合称‘潮汐’，它的发生和太阳、月亮都有直接关系，和中国历法的节气相对应，在农历的每月初一朔点时刻太阳和月亮在地球的同一侧。
谈到中国历法中的‘节气’，我们必须要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年轮’，年轮指鱼类等生长过程中在鳞片、耳石、鳃盖骨和脊椎骨等上面所形成的特殊排列的年周期环状轮圈，也指树木在一年内生长所产生的一个层，它出现在横断面上好像一个（或几个）轮，围绕着过去产生的同样的一些轮。 木本植物主干横断面上的同心轮纹。由于一年内季候不同，由形成层活动所增生的木质部构造亦有差别。春夏两季生长旺盛，细胞较大，木质较松；秋冬两季生长缓慢，细胞较小，木质较紧。这两层木质部形成同心轮纹，根据轮纹，可推测树木年龄，故称年轮。 胡适《论短篇小说》：“譬如把大树的树身锯断，懂植物学的人看了树的横截面，数了树的年轮，便可知道这树的年纪。” 树的年轮如今已成为科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通过年轮人们不仅可以测定许多事物发生的年代，测知过去发生的地震、火山爆发和气候变化。树是活档案，树干里的年轮就是记录，它不仅说明树木本身的年龄，还能说明每年的降水量和温度变化。年轮上可能还记录了森林大火、早期霜冻以及从周围环境中吸取的化学成分。因此，只要我们知道了如何揭示树的秘密，它就会向我们诉说从它出世起，周围发生的大量事情。树可以告诉我们有文字记载以前发生过的事情，还可以告诉我们有关未来的事情。树中关于气象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促成气象的那些自然力量，而这反过来又可帮助我们预测未来。而中华先民早在七、八千年前就科学严谨的用‘节气’记录着人类文明的‘年轮’。远古、今天以至未来中国历法中的‘节气’会被全人类认可和认知，这是中华民族在人类自然科学史上永远不可磨灭的功绩！
人类科学的发展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与创新，那么《伏羲八卦》在记录中是如何秉承《河图》的科学传统呢？
《河图》是中华先民自然科学研究的结晶，是中国最原始的历法体系，是‘无字的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最坚实的‘基石’，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使用的方法是‘天道左转’，有着严格的方位体系，上北下南，如何运用呢？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一开始’，因为《河图》下位的‘o’表示一月，下位的六数第一个‘0’表示初一，所以下位的六数表示初一到初六，左位的八个‘0’表示初七到十四，上位的七数表示十五到二十一，右位的九个‘0’表示二十二道三十。所以《伏羲八卦》在记录时也秉承了《河图》‘天道左转’和‘上北下南’这一布局。因为阳光直射南回归线时北半球是冬至，阳光直射北回归线时北半球是夏至，阳光直射赤道南、北半球同时形成春分与秋分，反之亦然。
因为文化具有特定的地域性和区域性，笔者一直强调《河图》上位的‘七数’，这一‘七数’就是中华文化最强烈的‘烙印’。因为《河图》的方位‘上北下南’所以《伏羲八卦》上位为夏至（乾卦），下位为冬至（坤卦）；因为‘天道左转’左为先右为后，所以春分（离卦）在左位，秋分（巺卦）在右位。 ‘四象定位’符合《河图》的运行规律，因为中国历法体系每年过了冬至经小寒、大寒的第一个朔日为中国的春节，立春是每年的第一个节气所以过了冬至就是立春，‘四象生八卦’依此分布就是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关于这一自然矛盾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辩证矛盾最直观、最简洁的表达出来，最完美、最完全、最简洁的方式就是伏羲王的《易》图。
从道到爻再到卦的过程，用现代科学来解释，就是中华先民立竿测日影发现南、北回归线以及赤道这些特定点的复杂过程，却是中华先民靠测日影一道一道的符号之间的距离来完成的，中国人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说辞，民间谚语有‘过了腊八 长一杈把’来说明日影的长短变化。说明中国人最初是用尺寸来划分时间，正是我们常说的‘简单的象一’，中华先民靠这‘一’道‘一’道的反复探索与论证掌握了地球在太阳系中绕日运行的规律，只有真正的了解了这一人类发展史上这一浩大的人文工程的过程，就会明白老子对‘道’的赞叹，才会理解‘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艰难而又繁复的过程和意义，知易而行难！知易而行难！
《易》图是伏羲王时代，中华先民进行天文观测的一次理论大总结。
《易》图取法天地 四时 日月变化规律创造而成的有严密的科学性及数理逻辑性。
《易》图的对应均衡性错一个位置即表现不完整或表现不出来。
《易》图是一幅太阳周日视和周年视合成图，而其周期的运行不是在一个圆圈上简单重复，而是以终点为过渡点的一个层次进入高一个层次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不同层次不会之间不会杂位而居。
无论《易》有多么丰富复杂，后人如何去解释和赞美它，但在整个中国历法系统来讲《易》只是一个辅助品而已。《易》图的创立却有其非凡意义，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来讲《易》图有何意义呢？
（一）因为,《易》图依《河洛图》而做，河洛历法是河洛文化时代的太阴历，在伏羲王时代由于节气的规范，使中国历法实现了阴阳合历。
（二）《河图》发源于长江流域用于计时和预产表的作用，因其简洁 实用，后传入中原大地河南，经女娲的修订使中国历法成形，中国的河洛文化时代是太阴历，而伏羲王却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甘肃天水地区，但其后却活动于陕西 山西 河北 河南大部，最后定都于陈。《易》图的完成使中国历法实现了阴阳合历，又实现南北文化的大交融。史实证明河南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
（三）《易》图的完成不仅证明中华先民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一个质的飞跃，同时又实现了中华文化的一次质的飞跃。《河图》《洛书》到伏羲《易》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人类自然科学从经验定律到理论定律的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四）伏羲王立杆测日影，开创了中华先民以至全人类用工具来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先河，是人类开始运用理性思维去探索自然的本质规律，是人类在认识自然的道路上的一次巨大进步！方法的简单与科学，结论的博大与精深使后来人永远都无法企及与超越。
哲学道理所依据的是自然物质变化显现的客观规律，但这种道理不是就个别事物变化而论述的具体道理，而是一种高度集中，高度概括，超越了具体事物，是囊括了天地万物变化规律的普遍真理，其理论特点就是抽象性很强，哲学理论的抽象性程度就带来一种难以表述的困难，哲学理论也不是所有人一说就明白，一学就理解，有些问题，哲学也并不是很轻易地就能表述的十分简洁、形象、生动乃至很准确。而中华先民在尚无文字的远古时代，创造出《河图》《洛书》及《易》图这一系列图案画的形式，将本来无相、无形，本来深涩难懂的哲理，准确的以简单、简洁的表达出来，这一伟大的创举在数千年以前的无文字时代中华先民已经完成，这就是中国民族特有的智慧，看起来复杂无序的事物，廖廖数笔就简洁的表述出来。看起来简单的表述，却蕴涵着自然界的万千幻化，意蕴悠远、囊括万物。如同中国的泼墨山水画，简简单单的墨色晕染，却是意蕴悠远，意境开阔。
《河图》《洛书》及《易》图是中华先民数以千年在自然科学探索中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有些唯心论者企图从某条河流来决定《河图》的出处，从某个特殊的地域来解释《易》图的形成。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万物是相互联系的，相互制约的；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发展的原因在于自身的矛盾性，发展的状态有量变和质变，发展的形式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运动。这一论点也符合《河图》《易图》的运行模式。
中华先民只是用黑白色有序排列，符号简洁的变化，就把日、 月、 地复杂的运行规律简单的表述出来，现代以至于未来人类任何高科技的手段都无法在如此小的平面，如此简单的色序来表述日、 月、 地的运行规律。如果给《河图》的外围三十个黑白圈配上一个月的月相幻化图，再把数千年前的中华先民创造的《易》图和现代世界地图并列再一起，她就是永远在‘动’的哲学，你就会明白中国哲学的‘与日月合其明，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就会明白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道法自然’；只有伟大的民族才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只有伟大的思想才会创造伟大的文明；伟大的中华文明，不论是伦理、道德、哲学、科学、还是文学、艺术已经传承了至少有五千年以上。它之所以能万古常新，绵延不绝，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自然科学的真理和规律，不是先民发明创造的，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先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研究与探索，遵循并利用自然规律过着顺应天道的生活，借由他们手中的笔，传承万世而已。这就是在世界上多个古文明陨落在时光的隧道中时，只有古老的中华民族却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是因为他们拥有‘古’而不‘老’的文化。
《易》图暗合我国的山川地貌。
《易》图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巨大的宇宙的生命体系。
中华文化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中国历法修订这一大纲有序的发展与序化，中华民族的女娲时代（裴李刚文化）和伏羲时代（仰韶文化）都应该划分为中国的图形文化时代，历史遗迹的广泛而有序的分布、文物的精美，表现了当时的中华先民并非我们现代人所想象的愚昧与落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
那么中华文化是什么时代从图形文化时代转化为文字文化时代的呢？有何历史记录？有何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