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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话题 >神剧《娘道》热播，“母亲”就该舍命付出？
最近有部神剧《娘道》火了。假期陪爸妈看《娘道》#上了微博热搜，不少年轻网友感概“原来我不是一个人”。这部名字都透着一股“不同寻常”气息的电视剧，在长达76集的篇幅里讲述了一位“民国玛丽苏”瑛娘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
她，身世坎坷，死里逃生，阴差阳错嫁给了富家二少爷，因腹中有子才被婆家认可；
她，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给少爷生个儿子报答救命之恩：为了生儿子，我这条贱命算什么！
她，人见人爱，包括反派，丈夫小叔子团长土匪……想娶她的人可以组成一个加强排；
她，丈夫早逝，为奸人所害，与孩子们分离后苦苦寻子，谱写了一曲“女子柔弱，为母则刚”的“悲壮凯歌”……
剧集主题鲜明，立意集中，就差把“封建糟粕”四个字当剧名。年轻人满脸黑线，长辈们却看得乐呵，毕竟狗血不问逻辑，套路总得人心。在今年不景气的电视剧市场中，《娘道》收视率长时期霸居第一，有媒体戏称接下来说不定会上演“收视率超过评分”的盛况。（《娘道》收视率破2%，豆瓣评分2.8）
《娘道》豆瓣页面，网友给出了2.8的评分，创历史新低。
《娘道》的官方主旨据称是为了表现“娘之道”：“哺而无求，养而无求，舍命而无求。”从卖身葬父到嫁人生子，瑛娘的行为动机为父、为夫、为子，就是不为己。这种舍命付出的牺牲做派是国产电视剧中“母亲”形象的主流元素之一。当女性成为母亲，很多人似乎习惯剥夺她身为自我的存在，将她扁平化为“母亲”这一身份的容器。
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母亲”这一形象在影视剧中经历了复杂的变迁。从单一扁平的“母亲”到相对多元立体的“母亲”，这一点进步凝聚了不少艰难的努力。而一部《娘道》的刷屏盛行，则让我们看到，“牺牲、奉献、无私”这一扁平化的母亲形象，仍然具有牢固的根基。
撰文 | 安安
国产影视的良母想象
革命母亲、完美圣母到多元化母亲
中国电视剧拍摄尝试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但碍于技术限制，当时的电视剧都是边拍边播的直播单元剧，与今日的连续剧有很大区别，且产量有限。在改革开放之前，影视对“母亲”形象的呈现多由电影来完成。
建国以前，中国电影中的母亲形象具有较为浓厚的传统的色彩，她们几乎都是吃苦耐劳辛勤奉献的慈母，“寡母”形象尤为多见。如早期故事长片《孤儿救祖记》（1923年）中的母亲余蔚如，她遭人陷害被赶出家门，孤身一人养育儿子成年。饰演余蔚如的女星王汉伦因这部电影一炮而红，此后在银幕上扮演了很多“寡妇”“弃妇”角色。王汉伦本人投身电影界正是因不满女性在家庭中只能依附于男性的地位，想为中国女性出一口气，可当她在银幕上扮演起“母亲”，她只是一个通过表现孤苦无依、任劳任怨来烘托母爱伟大、博得观众同情的模板化存在。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二三十年间，银幕故事转向了革命叙事，这一时期的“母亲”呈现通常为表达革命主旨服务。如在1961年的电影《革命家庭》中，来自乡村的母亲周莲原本对革命一无所知，他的丈夫是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惨遭杀害。成为“寡母”的周莲认识到阶级斗争的残酷，携子赴上海参与地下党的工作。周莲所代表的“革命母亲”形象最开始通常是旧式思想的受害者，她们需要被丈夫、子女或者组织开蒙教化，逐渐成为无性别色彩的革命战士。在“革命母亲”相关叙事中，“寡母”“伟大母爱”仍然是流行元素，“贤妻良母”依然存在，但由于革命文本将叙事范围从“小家”扩展至“大家”，“母亲”的形象因此没有停留于日常人伦，在必要的时候，需要为革命让步。
到了八九十年代，电视剧飞速发展，此时影视作品对“母亲”的呈现走出了革命叙事，重回“良母”模式。如谢晋电影《清凉寺钟声》中抚养日本弃婴的“羊角大娘”，再如电视剧《渴望》中待弃婴视如己出的主角“刘慧芳”。随着影视作品逐渐大众化，影视屏幕中逐渐出现了一类颇受大众欢迎的“苦情母亲”，她们多出自于底层，大多丧父，为照顾家庭子女任劳任怨。如1994年的电影《九香》，女主九香的丈夫在暴风雪中丧命，她从倒塌的房子中救出了5个孩子，独自抚养他们长大成人。
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急速转变之中，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拥有了职业身份，不再只限制于家庭之中。如演员王姬便在《血玲珑》等电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女强人母亲的形象。如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元的母亲形象。有《甄嬛传》中的曹贵人，为保自己与女儿的前程步步为营；有《小别离》中为女儿学习焦虑的白领妈妈；有《欢乐颂》中向女儿张口要钱补贴弟弟的母亲；以及不计其数的“恶婆婆”“恨嫁妈”……
母亲形象的多元折射了我们当下社会的复杂，但我们的影视作品对“贤妻良母”、对女性之于家庭付出的歌颂并未间断。如《春天后母心》中的刘雪华饰演的后母，在兵荒马乱中照顾痴傻老人、和五个不同血缘的孩子；最近的案例可见于热播谍战剧《伪装者》，剧中的“大姐”为三个弟弟、为了家庭付出了一切。影视作品中既有理想的母亲，自然也有作为反面的母亲。如《情深深雨濛濛》中的王雪琴，虽然今日网络环境下，人们开始认可她为了自己的生活与爱情大胆而为，但不温顺贤良的她在当时追剧人的眼中，是恶毒的代名词，不怪其结局悲惨。
“伟大”“牺牲”叙事与制度化母爱
母爱来源于去个性化的自然本性？
《娘道》的出现让年轻人诧异，为什么2018年还会存在如此明显物质化女性和母亲的作品。道理很简单，因为有人看。它对于母亲的传统贤良呈现得过于“赤裸裸”，但这确实符合老一辈人对于合格母亲的想象。
“贤妻良母”剧情中往往伴随着“伟大”与“牺牲”叙事，这在苦情母亲相关作品中尤为明显。如“母亲”专业户演员张少华2008年的作品《我的丑娘》中，从乡下到城里的儿子娶了城里的漂亮媳妇儿，害怕母亲长得丑影响自己的婚事，将母亲拒之门外。母亲却一直为儿子默默付出。有网友评论道：“母爱真伟大啊！不求回报啊！”
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表现母爱的伟大的时候，母亲都是无私的，无欲无求的？她本人的个性呢？她自己的生活和挣扎呢？社会学研究者罗牧在《死亡与性别：丧母之痛的女性主义自我民族志研究》中，讲到自己来自于单亲家庭，他的母亲是大家都认可的好妈妈，直到她因为疾病过世，罗牧才知道原来母亲有一位没有告知他的男性伴侣。他因此反思，母亲也是一位独立的个体，然而除了“母亲”这一身份之外，她生活的喜怒哀乐，身为儿子的他尽然知之甚少。
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少见，在贤妻良母叙事统摄下的影视作品中更是稀松平常。当一名女性成为了母亲，她的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身份。我们所歌颂的“伟大”母爱、“无私”母爱，其实是在推崇让女性消解掉自己独立情绪的制度化母性。
“制度化母性”概念来自于美国女性主义学者亚德利安·里奇（Adrienne Rich），她在《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一书中讨论了“母性”的来源。她说母性是对女性神圣的召唤，但制度化的母性束缚了女性，母性被父权利用，让女性自然地接受了生儿育女是她人生的重要内容。女性成为母亲后不能拥有自我，她不能拥有坏脾气，不能给孩子树立榜样。女性的愤怒威胁着母性体制，母爱必须是持续的，无条件的，关爱和愤怒不能同时存在。
制度化的母性要求女性具有“母性”的本能而不具有智慧，要求她们无私而不是自我实现，要求她们建立同他人的关系而不是创建自我。父权制度要求女性承担延续种族所需要的痛苦合自我否定，而且要求女性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加质疑。
——《母亲身份研究读本》
“母爱是伟大的”“母爱是不求回报的”，此类话语背后隐含的前提是“母爱”来源于自然本性，而这种本性在父权体制下被塑造成去个性化的形态。有人或许想用自然主义说辞来为此辩解，说母爱是人体激素的结果，人类无法违抗等等。然而这背后存在逻辑谬误。在体外子宫技术还未实现、女性仍未从人类繁衍重担中解脱出来的当下，女性=子宫=母亲的人生等式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完美得如欧拉公式，这忽视了女性愿不愿意当母亲，愿意怎样当母亲，是她的个人选择。
真实生活中的女性，并不像《春天后母心》中的后母，也不像《我的丑娘》中的丑娘，她们有自己的爱恨，有自己的喜乐。
“母爱是自私的”
每位母亲首先都是一名女性
“母性通常是顾影自怜，无私利他，白日幻梦，真心诚意，信仰不坚，虔诚奉献合愤世嫉俗等品质的奇怪组合。”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这样描述母性。她还讨论了人们对于“母性”认知的两个误区：人们以为母性足以给女性的生活带上桂冠，但真实情况远非如此，母亲身份并不能赋予女性生活以真正意义；人们以为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是幸福的，事实上母爱不是天生的，父母双方童年时期的经历、父母的矛盾冲突都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阴影。
所以母性是复杂的，母爱也是复杂的，用“无私”一词笼统的指代是不恰当的。
国庆期间，女性题材电影《找到你》因为真实地塑造了两位来自不同阶级的母亲让人耳目一新。在结尾的自白中，姚晨饰演的白领母亲说道：“其实母爱是自私的。”因为绝大多数女性在当母亲以后其实并没有做好准备接受一个幼小生命毫无保留的依赖。这句话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解读，母爱是单向的，是受母亲自己掌控的，且多服从于母亲自我的价值实现标准；母性是身为母亲的女性的一个侧面，而不应是外界施加的强制标准，更不应是剥夺女性自由的制度化存在。
可遗憾的是，现在大众流行影视作品中，仍然存在被父权理想化、体制化的母亲形象。《娘道》的批判之声铺天盖地而来，导演曾回应说他在展现真实，批判封建糟粕。这句解释着实站不住脚，飞一般的“抓马”（drama）剧情与真实相距太远不说，批判封建糟粕需要让人看到主角深陷其中的痛苦，可是《娘道》中的瑛娘一点都不为自己的辛勤付出而感到精神上的痛苦和无力。
即便是像《找到你》这样表现女性挣扎的电影，在电影宣传时仍将重点放于“伟大的母爱”之上——“爱，不释手”。马伊琍饰演的保姆孙芳虽然对孩子付出了所有，但在影片中她首先是她自己，影片的重点其实落脚在她的无力，身为女性的无力。这个角色的悲剧性似乎无方法可解，姚晨饰演的城市女性在这场绑架风波中找到了孩子，也找到了“自己”，而来自底层的保姆只能用跳海自杀来结束悲剧。
孙芳这个角色之所以如此感人，是因为突出了女性自身的存在，表现了她在当下社会中的挣扎。
导演李少红曾经将曹禺的《雷雨》改编成电视剧，《雷雨》原著中男性叙事框架让她明白了男性立场与女性立场有太多不同，因此起了改编的念头。她将《雷雨》中传统母亲鲁侍萍的戏份大量删减，集中表现繁漪的故事。繁漪是资本家周朴园的妻子，爱上了周朴园与前期的孩子周萍。在剧中周朴园指责繁漪：“你是个做母亲的人了，应该恪守妇道。”繁漪说：“我不再是什么母亲了，我是我自己。”
在影视作品创作中，打破制度化母性的前提，是意识到女性自我的存在，正如李少红所说：“我们应走出定势，去反映女人的个人存在价值，反映她复杂的个性状态，而不是只为历史和社会而存在。”而这，也是我们这些戏外之人，需思考的问题。
本文参考资料包括：
1.位晓宁，《母性想象的传承与变革:1949-1979中国革命电影中母亲形象的文化读解》
2.罗牧，《死亡与性别：丧母之痛的女性主义自我民族志研究》
3.亚德利安·里奇，《母亲身份研究读本》第一章亚德利安·里奇部分
4.王晓宁，《揭开母亲的面纱——李少红影视作品中的母亲形象》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安安；编辑：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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