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式理性与洛克式权利

加尔斯顿( William A. Galston)

一

就像《论科学和文艺》出版后的卢梭那样，布鲁姆也意识到自己出名了。就像卢梭那样,他挑战了所处时代最伟大、最想当然的骄傲。他大胆地说，“我们的德性”(一味地包容)实际上是最具破坏性的恶。这是何等的攻击啊!布鲁姆时而激昂、时而沉默时而轻蔑、时而悲伤，蔑视当代风尚是他的论题风格，而这绝对会激怒大众。

可是，他的这部作品显然没有激怒大众。恰恰相反，除了少数例外,这部作品赢得了国内权威报刊从崇敬到痴迷的各种论调的评点,而它也迅速升至畅销榜榜首。《封闭的美国精神》不仅仅是一部著作，还是一个事件一一它是揭示读者疑虑恐惧与渴望的少数文本创作之一。“这本书能被接受”，本身就值得推敲，它指出了当代文化表面自满下深理的凶兆。

《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有三条线索它们互不相同又紧密相连:首先是以大学生的视角详细描述当代美国社会:其次是对描选中所揭示的弊病做出历史性解析:最后是提出一种治愈这些弊 病的办法。这些因素彼此相连，因为布鲁姆独树一帜地认定: 具体性concreteness而非抽象性abstractness是哲学的特质。一切有意义的概括都来自对被解释物最丰富的了解。”(页209-210)从这一点或其他若干方面来看，《封闭的美国精神》是在捍卫独特的教育理念、学习理念和大学理念，承载并维系这些教学行为的正是大学这个现代体制结构。这本书是具体的，所以说,它不仅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它是一个人生活方式的个性展现和真情流露。 它并不是有些人以为的“呼告”(jeremiad),而是布鲁姆的“申辩”( Apology)。1

1 [译按]耶利米( Jeremiah)是《圣经》中犹太国灭国前最黑暗时代的一位先知， 《圣经》中《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列王纪-上》和《列王纪-下》的作者。 他蒙上帝应许，向上帝告白。英文"jeremiad" 就是源于他的这一行为。Apolgy则来自柏拉图所著的《苏格拉底的申辩》。辨析这两个词语，就是在两希传统之间做辨析。

二

相对而言，本文很少涉及布鲁姆对当代社会的刻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肯定他是对的，而是因为我并没有找到证明他错了的必要证据。(不过，我在一个领域有些证据,这让我不得不说，他关于父子间缺乏自然关联的论断[页69]，既不符合我的个人经验，也不符合我对同代人的观察。)如果有异议的话,那也是他所描述的样本的取材范围，而不是他描述的精确性。他说他的“样本”来自最好的二三十所大学的学生，他们是未来的精英。可是，他有时把自己对这些学生的判断当作整个美国社会的实况。根据我的经验(包括对全体“普通美国人”漫长而系统的讨论)，比起青年精英的大学生样本所提供的信息，我以为没有那么多的相对主义，也没有那么多人蔑视个人权利、道德德性和对家庭的传统理解。

布鲁姆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似乎是这么应对问题的:上层先产生观念的巨变， 然后逐渐向下渗透。先是出现了危险的哲学，接着是读书人的腐朽，再然后是学生和政治领导人的败坏，最后是一般大众的堕落。

虽然这论点并非全无道理，但它也并不全是真理。关于布鲁姆对社会走势的公正谴责，当代美国社会是其反对者和支持者的角斗场。实际上， 在过去十年中，精英流露出的道德相对主义引起了普遍的反感，而在当下，大众与精英在信念上的差距也相当之大。今人伤脑筋的当然是，许多有社会影响或政治影响的人并没有健全的理念。然而，公众会抵制他们不喜欢的事物。民主政体的双刃剑就是民众才是最终的统治者。

三

美国精英的精神为何抛弃美国的建国理念(人类的各种权利和《圣经》),转而支持一种道德齐平并最终抛弃所有理念的开放态度呢?布鲁姆对此做出的正式答复也是书中多数内容的主线:相对主义的德国哲学把外邦思想的桎梏一步步强加到牢固的启蒙传统之上。

但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答复。首先,这种大众化尼采主义的巨大胜利迫使我们考虑，它满足了何种需求，被污染前的美国精神是否真的那么并然有序;它还迫使我们追问，欧陆哲学为什么会胜利。布鲁姆做出了两个看似矛盾实可调和的答复。第一个答复是，弗洛伊德所介绍的尼采以低俗者(the lower)的角度诠释高贵者(the higher), ，这种方式受到了民主政体的强烈欢迎，在民主政体中，“提出特殊要求是遭人妒忌的，而善则是人人可及的”(页187） 第二个答复是，早期民主理论低俗却稳固的基石无法充分满足民主政体中的人（页97-98)。 一个美国化的尼采对此做出了根本修正，他认为所有人都有可能创造、自治，这是新价值的源泉，是在超越道德的后哲学时代对高贵的定义。总之，美国所接受的尼采在摧毁贵族制根基的同时，提供了任何人都能成为贵族的可能性。

这些说辞都让我生疑，这未必只是一个腐朽外邦战胜健全本邦的故事。 更恰当地说，庸俗化的尼采思想激活了潜在的若干难题、加速了美国生活中现行的固有倾向。布鲁姆为我们提供的这一系列现象，确实发人深省。一旦自由政体的宽容( liberal tolerance)越来越想通过强调知识王国之外的优越性，来扩大宽容的范围，它就会催生相对主义(页5-6)。一旦自由政体的自由( liberal freedom)试图否定所有的理性限制，从而成为绝对，它就会催生相对主义(页4)。民主政体下的平等主义( democratic egalitarianism)诋毁英雄主义，取消了人类等级秩序的合法性,这就催生了相对主义(页22-23,45-46)。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egoistic individualism)否定了人类之间的自然亲缘和对他人的责任(这是用自由契约论着待家庭所带来的一种趋势。页42,66 -67)。总之，布鲁姆的个人观点是，当代自由民主政体并不是稳定的良序政体，除非它以某种方式得到外部力量(宗教、传统道德约束、贵族制)的缓解，然而它正在与之对抗，还试图削弱这此力量(尤见页206 - 208)。

这正是布鲁姆论点的更深层，而这亦可见于他的另一组思考中。自由民主政体是资产阶级的天然沃土。布鲁姆说，“资产阶级没有热望与憧憬” (页124),以安宁而舒适的生活之名、着力消陈(对贵族荣誉、政治权力、宗教真理的)危险的激情，这些规范了资产阶级的存在。不过，这些自然欲望当然无法完全根除，因此它们在民主社会中就会有畸形、扭曲的呈现(页139-140，页280及以下)。 就像卢梭一样，尼采指控的也是资产阶级存在的灵魂贫乏。 美国精神的大门不见得非要由“外部敌人”(外国哲学)撞开，因为“内部敌人”(我们对来世不成熟的渴望)会为入侵者打开大门。

四

如果说相对主义是当代民主的弊病，那药方是什么呢?借助一些个人经历，我能很好地回应这个问题。

1963年的秋天，在布鲁姆那令人难忘的“政治哲学导读”课上，我第一次接触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与历史》(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开篇几页就那么有力，让我立刻感觉到崇高的在场。施特劳斯的导读要求美国人不要使对人权的最初信仰屈从于德国相对主义，他将现代思想的绝境追溯至17世纪对古典(即目的论)自然科学的颠覆。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希望找到一些论述一据此可以使《独立宣言》实现理性回归，还能解决现代科学所面临的问题。

然而,读毕《自然正当与历史》,我更困惑了。施特劳斯没有重申人类的这些权利,他反而说，这些权利的哲学基础,即霍布斯和洛克对自然状态的看法,受到了卢梭果决的批判，这正是卢梭把前人的反目的论前提带入自然状态的逻辑后果。(读至《什么是政治哲学?》[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文末，我更加困惑的是:为何尼采式的虚无主义是现代思想的顶峰和最高的自觉，是现代思想与古典理性主义决裂的必然结果。)至于自然科学的问题，施特劳斯开始就说清楚了，他把讨论限定在社会科学领域所澄明的自然正当那方面。可是施特劳斯在每步叙事中都指出，现代政治思想家接受了现代科学暗含的反目的论，并据此塑造他们的政治教育。 显然，我们可以推演科学所指出的问题，可是我们无法一直逃避它。 然而，我阅读越来越多的施特劳斯著作，却并没有随之找到他对这问题的明确见解。就在施特劳斯去世前不久，在《自然正当与历史》初版近二十年之后的第七版( 1971年)序言中，他明确地重申对古典时代自然正当学说的“向往”。可据我所知， 对于他认为的实现“重申古典”的最基本的理智障碍，他从未考虑清楚。 总之，虽然相对主义是毒药，但无论现代的还是古典的自然正当学说都不是解药。

布鲁姆的核心叙事中恰恰也有类似的难题。比方说，他认为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现代自然科学之间有根本分歧(页321-322)。他同时还指出，重要的现代思想家都不想返回到前启蒙时代对自然本性的理解，即目的论的理解(页137)。更确切地说，他从来没有举荐或暗示这种返回的可能性。我们似乎有必要将当下对人的看法置于现代科学的语境中。可是,布鲁姆的书主要在批判执行这一策略的每一个后古典时代的努力(尤见页149,253 -254)。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走。如果自然科学的难题无法避免，就必须解失它，否则按照推测(ex hypothesi),返回古典理性主义是不可能的。但布鲁姆不承认这一点,还拒绝选择:他既没有摆脱自然科学，也不直面反目的论立场所造成的人类难题。

面对现代自然正当的地位这又一个施特劳斯之谜，布鲁姆对它的概括甚至是他整个事业的基石。布鲁姆毫不含糊地说，现代的自然权利学说为“现代大学提供了框架和氛围”(页241),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在反对者面前捍卫这种机构。反过来，现代自然正当植根于自然状态中(页117)。具体而言，美国的大学受益于对诸种人权的美国式理解，而这种理解又依赖于洛克所刻画的自然状态(页 119~121)。 问题就在这里。像前人施特劳斯那样，布鲁姆认为洛克观点受到了卢梭果决的批判，后者指出:

洛克渴望为政治问题找到一种简易或不自觉(automatic)的解决办法，他要求自然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他有资格期望机械的、非目的论的自然所发挥的作用。(页132)

所以说，布鲁姆想要捍卫的现代大学植根于一种自然状态学说说，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学说又是有缺陷的。

这个推理链对自由民主政体意义重大。如果卢梭对了， 那么洛克就错了。 如果洛克错了，那么大学甚至美国本身的构造就不稳固。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本言辞犀利的书中，布鲁姆并没有死守自己的论点。 他说卢梭“粉碎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简单(洛克式的)和谐，而这似乎是美国人的前提”(页133)。正是这个模棱两可的“似乎是”暗藏着最深层的问题。作为我们政权基石的自然权利、多数美国人仍然认可的自然权利(页120-121)、构成“我们唯一正义原则”的自然权利,维持布鲁姆构想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权利,这些是人的权利,它们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值得展开理性的思考?这就是问题所在。这部在其他方面引人人胜的书，并没有对此给出一个充分的答复。

五

有人可能会说，刚刚的论点太不公平。毕竟，布鲁姆区分了现代理性主义和苏格拉底式的理性主义。尼采发现并举例证明的现代理性主义的僵局,绝对不是理性的僵局(页262)。这个僵局确实为重返古典理解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苏格拉底式理性主义是大学的核心，大学的最高使命就是捍卫它(页208，259)。 因此，卢梭的核心观点挫败了洛克，而这与布鲁姆的事业无关。

不过,这个论点遭到强烈反对。首先， 在布鲁姆看来，假如一开始就没有解决现代自然科学面临的困境，就无法重回古典理性主义，而我认为，布鲁姆甚至没有涉及这个主题。其次， 在布鲁姆看来，自由民主政体和现代大学都植根于人的各种权利，可我们并不清楚，苏格拉底式理性主义是否或如何为这些权利辩护。 第三，就像布鲁姆最后所说的那样(页210-222)，古今理性主义在理性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有重大分歧。古典理性主义认为在哲学与政治之间有内在张力，审判并处死苏格拉底就是这一张力的戏剧呈现。相反，现代理性主义则认为， 之所以发生这一事件，是对哲学和政治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可以矫正;它还认为，公开运用(public exercise)哲学理性会改良市民社会，也会对其友好。布鲁姆既支持苏格拉底定义的理性，也支持关于理性与政治关系的后苏格拉底概念。有必要指出的问题是，这种关系能不能站得住脚。

在布鲁姆描述大学时，这种张力变得尖锐起来。现代大学为苏格拉底式理性提供了公共家园( public home),它本身据此获得了最高的正当性。大学的目标是通过激发真正的开放性(自由之精神)使学生尽其本性(页1 -2,15,204-205)。大学的本质是培育“对理性本身的非工具性运用”(页204)。毕生运用非工具理性的人，“是人类运用自己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所有人都受益，这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是什么。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还应该加上，如果他们不被尊重)，一个社会无论多么富有、舒适，多么技艺精湛、柔情脉脉，都不是文明社会”(页3)。在大学里，并且通过大学，理性与政权之间的古典张力被冲淡了,这样，苏格拉底就能成为市民社会中受尊重甚至有用的一员，“一所成功的大学证明社会可以为全体成员的福祉做出贡献，也可以不让政权的目标压制人性潜能、压抑人的精神”(页207)。这恰如布鲁姆对自己的信条所做的总结:

我从来都不曾认为大学是完全从属于社会的。恰恰相反，我始终认为社会是从属于大学的。一个容忍并供养童心未泯之人的社会，我会祝福(bless)它，这个孩子的嬉戏反过来也会造福于( blessing)社会。(页201)

如果像布鲁姆说的那样，古典政治哲学的最高任务是在政治世界中谋求哲学的安全(页229)，现代自由民主政体巧妙地化解了那个曾以为不可避免的冲突，那项任务就在此时达到顶峰。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布鲁姆早先就告诉我们，每个教有体系都有特殊的道德目标即培育 种特定的人——符合若干基本原则或者与所在政治共同体保持一致的公民。特别是，“无论民主教育是否承认，它都想要并需要培育男男女女，使他们获得支持民主政体的品味、学识和品性”(页2)。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大学终究还是(或曰不可避免地被迫)从属于社会。 如果大学没有这么做，我断定它迟早会遭遇政治异议。

可是布鲁姆的大学对民主政治远非一心一意，这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现代诸民主政体关注实用性，而大学则指向非工具性(页205)。第二,现代诸民主政体以固定的原则(平等与人的权利)为基础,而大学所保护的哲学理性的目标，就是以替代原则(政治正当)来质疑这个基础(页203-205)。第三,现代大学以高标准、天赋优越、人类的不平等为名，简言之就是以自然贵族制( natural aristocracy)为名，对人类的均质化( equalization and homogenization)无所动容(页206-209)。布鲁姆说，“苏格拉底轻蔑无礼地疏远雅典公民”(页263),这种精神就是大学的开端，今天的我们必须坚持这种精神:“([引者按]大学)必须无视舆论。”(页209)当这种无视的精神招致公愤时，布鲁姆惊慌了。不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种愤怒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是可预见的，它伤及对理性自由公开的运用。按照苏格拉底式的理解,这是政治战胜了对苏格拉底式理住的公开运用。这样来，就必须修订布鲁姆对美国大学衰落的正式说法(大众化的尼采战胜了苏格拉底的遗迹)。至少可以十分诚实地说，大学衰落表明，在日益民主化的时代苦苦挣扎的最后一点贵族残余，遭到了大众的报复(页270-271，277 -278 302-303)。

董成龙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