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五四神话

三人谈话录（一）：知识分子的五四神话

本文为2016年7月4日阿姨与友人对谈的整理稿，整理者三马兄。

大象：今天是7月4日，美国国庆日，我们就录一下这个视频。请问阿姨，五四，所谓这个新文化运动，是所谓中国文化的一个终结性的东西，还是说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篇章？

阿姨：五四是我们所谓民族发明学的一个典型，因此它是近代史以来神话制造运动的一个重要关口。什么叫五四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五四虽然从世界上来讲，有那么一次五四游行示威，但是它后来赋予的意义，都是运用神话学家的方法制造出来的。如果大家不能理解这一点，就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况：我现在决定写一部远古邪恶运动史，回顾2012年远古邪恶在豆瓣跟各种势力撕逼的光荣经历，然后最后总结说，当代亚洲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远古邪恶从豆瓣开始的，我们现在这些人都是远古邪恶在豆瓣的各种分化出来的各个支脉，远古邪恶首先在豆瓣产生，然后分化为以大象为首的右派和以鸭鸭为首的左派，然后两派又团结和统战了其他的各种势力，一直撕逼到现在，后来的各种历史进程都是我们这些撕逼造成的。

这个历史叙事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答案是既正确又错误。因为上面的每一个点都是确实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彼此之间联系起来的因果关系则是我臆想出来的。五四的故事也是这样的，这些事件确实发生过，但是后人给它赋予出来的意义，那是发明出来的。而且发明的时间非常之短暂，大体上来讲，基本上就是同一批人，一小撮文艺青年之类的角色，在一战以后的那段短暂的窗口期办了一些相当于后来豆瓣小组的那种文艺青年杂志，折腾了一阵子。当然，他们和所有时代的所有文人一样，对于跟他们同时代的任何政府都是看不顺眼的，所以他们也顺便骂了一点点北洋政府，但是主要还是相互骂相互掐。然后北洋政府果然就倒台了。然后他们在新的政权，也就是国民政府的统治下开始发明神话，论证北洋政府之所以倒台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缘故，也就是说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缘故。

这个逻辑关系就很像是拉封丹的寓言诗里面说的那个故事，一只苍蝇在马车上飞来飞去，向大家说，马车之所以能跑得这么快，马车夫之所以能够赶得这么好，全是因为我在他们头上飞，如果我不飞的话，这些历史进程都不会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些发起人，包括胡适这些人，后来总结历史，跟我们刚才介绍的那只拉封丹的苍蝇总结的历史，其可信度是差不多的。这种可信度，你绝对不能用考证的方法来证明，因为你用考证的方法，只能够证明《语丝》杂志是不是孙伏园办的，谁谁谁说他参加过哪一天游行示威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些事情即使全都考证清楚了，对脉络的理解还是毫无帮助的。

真实的情况就是，文人嘛，总是自恋的，总是把自己的历史作用想象得很大，然后正好在一个历史确实发生了变化的过程中间，他们就自己跳出来说，这些变化都是我的功劳，而那些真正制造变化的人呢，由于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不大体面和不宜见人的，正好需要有一个广告性的东西作为遮掩，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所以KMT和康米很高兴说，啊~北伐之所以成功，都是因为你们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宣传得好，甚至失败的北洋政府也有点相信这个说法。这样一来，大家就忘记了两档是依靠卢布和苏联武器革命成功的。

而后来的大多数文化人都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圆这个谎。例如他们会统计民国初年各个报刊杂志的内容，然后统计这些报刊杂志出现的关键词，例如出现了多少个“社会主义”这个词，出现了多少个“民族主义”这个词，然后放进计算机里去统计一下，做成计量史学的形式。由于大多数文科生都是数学盲，自己不会算超过四则运算的任何数学题目，一看到有人能够编计算机程序、制很多表，于是立刻五体投地觉得你们一定比我要科学得多。于是有了这样的新的说法，神话就更加巩固了，大家都会相信，哎呀~就是因为他们这帮文艺青年在豆瓣上，哦不不不，不是在豆瓣上，是在上海租界里面办了这个报，办了那个杂志，写了一些除了自己以外谁都不肯看的文章，然后历史就顺着你们的意思发生了变化，你们太了不起了。于是他们竟然就以为自己真了不起了。

最后等到他们真的自我陶醉了，以为自己真了不起，而利用他们的势力也开始感觉到不耐烦的时候，双方就会发生碰撞。碰撞的结果，然后历史就充分证明他们是一触即溃的。于是后来的人按照他们这种莫名其妙的方式解读历史，就会感到，实在是感到难以理解，就会产生一个所谓的索尔仁尼琴问题，难道就是这一帮烂货把沙皇给推翻了吗？他们把自己说得如此勇敢、如此伟大，怎么斯大林一来他们就这么不堪一击呢？这太不正常了。答案很简单，因为前半部分的故事全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五四神话也就是按照这种方式编出来的。我要是高兴的话，我马上就按照这种方式去编远古邪恶史了~

大象：那些文化人还有那些两档的人，他们最后觉得两边互相看不顺眼，然后最后撕逼了，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阿姨：很快的。因为文人是很轻狂的，他很快就把别人出于礼貌或者说出于一些表浅理由利用他的东西当成他自己真正的实力，开始以为别人少了他就不行了，也就是说他们迅速把自己制造出的神话信以为真，以为真的是没有学生运动就会搞不定了。而国民政府呢，其实在执政初期对学生是非常之好的，至少比北洋政府，利用的欲望要大得多，学生吃革命饭，比别的哪个阶级都要容易得多，学生会干部变成了党部的一部分，比社会上的任何一个部门党化起来都容易，可以说是一个直通车。像是谢冰莹那种人，你从她的一生就可以看出，那是一条现成的道路，你在学校的时候积极参加学生活动，加入国民党，然后你就进北伐军去当政治委员，当宣传委员，去像胡风那样到湖北省党部去给党部办报纸，到南昌党部去给党部办报纸，诸如此类的，blabla，等于是形成了一种终南捷径式的道路。

革命女文青谢冰莹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呢，国民政府既然执政了，他们就要负一定的政治责任，党部、军部和政府部门的冲突很快就开始了，因为负政治责任的部门不可能事事跟着走极左路线的党部走。对于KMT来说的话，与其说是康米国际在外部捣乱得很厉害，倒不如说是它自己的党部在内部对它进行了重大的骚扰，使它的政策都变得很难以执行了。尤其是在三十年代后期外交形势开始日益紧张的时候，KMT内部的党部左派势力和军部的右派势力变得势不两立了。这时候，常凯申的上升和他对学生运动的镇压，照后来编造的另一种神话的学说来说就是常凯申叛变了革命，实际上是，常凯申被拖着走得太远了，已经走到再不跟红卫兵分手自己就要挨打的地步，而红卫兵又不会真的去替他出力，在这个情况下，他没法再走下去，而红卫兵立刻就回过头来攻击他。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不得不决裂，于是就出现了康米的历史书上经常记载的什么什么这个事变那个事变，其主要内容就是，国民党雇佣的一些出身无产阶级的流氓把出身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激进学生给打了的故事。

那些出身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激进学生已经在革命初期养成了对政府颐指气使的习惯，突然面临着自己不再重要、国民政府不再听他们话的这种新的格局以后，变得非常之不适应。而国民政府派来镇压他的力量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上的江湖流氓，这些人只要能够捞到一个临时工的职位就会觉得自己非常之幸运了，实在是不能理解这些伟大的学生已经受到政府这么好的待遇以后还要天天造反是什么意思。所以阶级斗争以新的形式展开了：国民政府派出的这些无产阶级打手非常拥护蒋委员长；而出身富贵的这些学生喊着左派的口号，非要反对蒋委员长不可。其实这不仅仅是在国民政府发生的事情，可以说吧，历史上凡是利用过激进学生的力量，最后都会走到这一步的。你在推翻别人的时候，这些人是你很好的盟友；但是等你自己执政到一定程度以后，你早晚会跟这些人决裂，而且你开始已经把他们的胃口养大了，最后你不得不采取更加残酷的手段镇压他们。

之所以必须采取更加残酷的手段，是因为残酷的程度是跟斗争的危险程度成正比的。如果街头或者是重要的地方已经被他们占领了，你要想使他们恢复平静的话，你就非得采取更加广泛的镇压手段不可，也就是说你必须比前任更狠。清朝和北洋政府可以态度比较温和一点，因为那时候学生的政治化程度还不高；国民政府一定要比北洋政府更狠毒一点，因为学生的政治化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康米又必须比国民政府更加狠毒一点，因为不是特别狠毒的人，就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住局势。学生呢，他代表的是一种反权力，他只能抗议，不能组织，所以无论他的主张是什么，都不能成功。他自己造成的声势越大，实际上就会构成以后越难下台这种局面，也就预示着他自己或者他的继承人在将来会被收拾残局的任何一个政府采用更毒辣的手段镇压，非如此不足以收拾残局。这是一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自然平衡。

大象：所以我想，英国以前的那些请愿啊什么，就像郭嵩焘跑到英国去看到，都是一些乡绅跑到议会里面去，而不是像学生一样走上街头。学生走上街头这种，感觉就是非常大众性的一个文化。

阿姨：英国的请愿一般来说是一种法律行动，因为请愿的格式在过去的几百年时间，经过两院之间的长期磨合，已经是非常熟练了。关键的转化点实际上是兰开斯特王朝时期、上下议院的合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时候，在以后的几百年时间，请愿已经变成一种法律性的格式。你要是看英国历史上留下来的请愿书，它们都是些非常无聊、非常琐屑的东西，如果你不是利益相关方的话，你会觉得，看来看去就会看不下去，因为涉及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项目，面包怎么怎么样，葡萄酒怎么怎么样，麦酒又怎么样，某某法庭的收费标准是怎么怎么样，什么领地的继承税应该怎么怎么样，未成年继承人有权拿多少多少嫁妆，应该出多少多少嫁妆，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律师，专门给别人起草婚约合同——也就是说，我家的女儿嫁你们家的儿子，我答应你，我给女儿多少嫁妆，你答应我，你给儿子多少遗产之类的，然后双方必须出来签谈判条件——你就会觉得那些内容都差不多。他们就是干这些事情的。一般来说，请愿的负责人自己也是律师，所以这个行为基本上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行动。没有利害关系的人看到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燃起很强烈的激情的。这里面基本上没有道德的问题，就好像说两个亲家之间对嫁妆谈判，谁也不能说谁比谁更道德一些。虽然大家都可能想要对方多出一些钱给那个小两口，但这个讨价还价是一个很灰色的行动，根本就谈不上是谁对谁错。

蝾螈：越是文明核心国家、制度或者组织资源更健全的情况下，政治问题都是法律问题，它什么事都可以归结到一些很温和很具体的方式进行；但是越是到外围的地方，任何的一种撕逼都很像是那种非常终极性的激烈状态。当然这也和桂枝人总体上的自我期许或者是野心和ego特别大有关系，非常会膨胀，他创造出一个神话，然后自己就相信。这种相信与其说是一种自我催眠，倒不如说是我宁愿去相信这些事都和我有关系，好像是我今天嘴炮了几句，然后明天他真倒了，他一定是被我冥冥中用内力去给逼倒的这种感觉。当ego大到一定程度，他就宁愿相信这种东西。最后他获得了与德性相匹配的下场，其实就是他做出这些选择的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大象：还有一个问题，您老刚才说那些大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他们就在那里搞革命，他们本来出身大资产阶级，为什么走上左派革命的道路，不走上右翼的道路？

蝾螈：只有大资产阶级才有可能当左派，只有出身高贵的、或者是高华那样的人才更有可能，就像屌丝的山大王一定不是屌丝一样，包括在民国的时候，贵妃的一些非首往往是出身中上，就相当于带着屌丝闹革命的山大王一定是高华或者是准高华那一层的人。自己因为在某个阶段被一些自身的和外部的原因炸出原有的生活轨迹，相当于有点落草的感觉，然后走到这一步。一般左派领袖一定是那种中上层的、被炸出生活轨迹的准高华，然后变成匪首的。左派党妹或者是所谓的比较左派小清新的文艺绿茶，她一定就是大资产阶级中上层的，她反而有可能有钱有闲，有所谓的“大爱”或者关怀社会，去拥抱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