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留给我们的精神滋养
本文原载于个人微信公众号“时光的近旁”
士大夫的童年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的父亲是江苏高邮一位乡间雅士，金、石、书、画、乐器皆通。家境殷实。
在汪曾祺对儿时记忆的文字里，我们可以隐约读到这样的童年：有物质的阔绰，有书画的风雅，有音律的陶冶，有堂前屋后的草木虫鸟相伴，脚踏乡间的土壤，在民风民俗中感受岁月的鲜活。
我很羡慕这样的童年。对于普通人来说，物质、精神、自然，总有至少一样是不能尽兴的。很是崇拜汪老对书、画、诗、乐、戏剧、小说、散文的成就，相信儿时的种种陶冶和浸润，才造就了汪曾祺多才多艺，而又真挚朴素的灵魂。
士大夫的身上，有文人的儒雅和悯怀，没有被困顿逼迫出来的厚颜和冷硬。也许儿时种种也给了他一分力量，在日后抵御那些荒谬和狂暴。
汪曾祺与沈从文
汪曾祺读过沈从文的书，就奔着沈先生报考了西南联大，于是奔赴昆明去考试。结果患上了疟疾，高烧超过40度，护士给打了一针强心剂，他就进了考场。结果，还是考上了。从此，汪曾祺与沈从文结下了师生缘。
学业上，汪曾祺崇敬沈从文，沈从文也看好汪曾祺。
生活上，汪曾祺经常陪伴沈从文逛书店、吃米线。沈从文也会照护这个爱徒的生活。据说有一次汪曾祺晚上烂倒路边，被演讲归来的沈先生遇见，沈先生二话不说和两个学生把汪曾祺扶到住处灌茶醒酒。
毕业之后的汪曾祺，从昆明来到上海，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职业来养活自己，贫穷让这个年轻人满心绝望。
沈从文得知后，写信骂他：“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有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所以，沈先生不仅作为老师影响了汪曾祺的文学风格，也作为精神导师，给了他活下来的精神力量。不同于当年在昆明，这次，沈先生扶起的不是他的身体，而是他活下去的信念。
汪曾祺后来回忆沈从文先生，说：“他真的用一支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了，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真是一个奇迹。”
1988年，在沈先生去世的时候，汪曾祺在书中说了这样的话：“沈先生面色如常，很安详的躺着。我走进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了一眼，我哭了。”
汪老留给世人的滋养
汪老写过咸鸭蛋，也写过黄河鲤鱼，写过端午风俗，也写过如何扎风筝，写过劳改时几人同盖一床被，更写过《受戒》里的“世间小儿女”。
有人把他的文字归类为乡土文学，也有人称之为风俗画。我觉得这种评价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他写的尽是通俗，其实他文字里有着深厚的文学素养，只是不轻易显露而已。
汪老写草木，写的是人情。汪老爱美食，爱的是生活。
汪老说过他的文字不追求深刻，追求合谐。的确，在他的文字里，无论人们在命运中如何挣扎，依然可以享有一些闪光、温暖和人之为人的乐趣。弃掉悲伤和愤怒，剩下的是温厚和朴拙。看了，无论多难的人，不会厌恶生活，也不会轻贱生命。似乎只要活着，一切都值得。想说，这是汪老给世人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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