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充：权力的朋友

争辩贾充本人是曹魏的忠臣还是蟊贼，其实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儒家道德标准的视角下，是不可能接近三国末期这段历史走向的本质。随着曹睿的死，曹魏政权的权威迅速衰弱。这是曹魏政权，“君主大权独揽“的模式造成的历史偶然。

从正面看，如果不是曹睿的短命，司马氏根本没有什么机会。曹爽不会专权，高平陵也没有政变，士族也不会离心。这套体系还是可以运转下去的。

从反面看，曹魏的运作模式风险太高，即使曹睿不短命，也难保后继之人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再退一步，即使皇帝都不短命，但对权力认识不足，所作所为如曹爽一般，排斥大家士族，政权也很难稳固。

大权独揽，甚至连皇族都严加防范，这是秦汉以来，皇帝政治的内在需求。随着皇权的加固，皇权和如日中天的士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之间即合作又冲突，在曹爽主政期间，由于曹爽本人的知识水平，在很多策略问题上犯了错误，在权力的核心，疏远了世家大族。而这些也仅仅是矛盾的激化，曹爽主政期间，皇权和士族之间的对立冲突，也仅仅是历史大势里面的一个小浪花。这种局势并不能完全归罪于曹爽个人，这是历史的偶然。而反过来看，在士族和皇权都崛起的过程中，这种冲突，又是很必然的。

相同的，高平陵的政变，和之后司马懿父子三人的经营，并没有消灭这一矛盾，只是暂时缓和了这一矛盾，迎合了人（世家大族）心。值得一提的是，司马氏建立的西晋，最后也毁于这个矛盾的激化。

司马懿在取得大权之后，没有任用私人，也没有急于铲除异己，而是任用了大批的世家大族的豪俊，进入权力核心。比如任命德高望重的王凌为司空，太尉。就是为了拉拢这些大族的势力，与他共同执政。王凌自认为能力，才干，家室都居于司马之上，举兵造反，事泄被诛。虽然王凌并不甘心服从司马懿的政治权威，但是他的反叛并没有多少号召力，士族刚摆脱了曹爽，对司马懿的新政充满好感和认同，没有人愿意追随王凌，他的儿子王广说的最为直接：

”每当要干一番大事业，应该以人情世态为本。曹爽因骄奢淫佚失去了百姓的信任，何晏虚浮而不能治国，丁谧、毕轨、桓范、邓等人虽有较高的声望，但都一心追逐名利。再加上变易国家的典章制度，多次更改政策法令，他们心里想的虽然十分高远但却不切合实际民情，百姓习惯于旧制，没有人顺从他们。所以他们虽有倾动四海的势力、威震天下的声名，而一旦同日被杀之后，手下名士就散去大半，百姓们照旧安定，没有谁为他们而悲哀，这都是失去民心的缘故。如今司马懿的本心虽难以测量，事情也不可预料，但是他却能提拔贤能，广泛树立超过自己的人才，遵循先朝的政策法令，符合众人心里的愿望。造成曹爽恶名声的那些事情，他都必定加以改正。终日兢兢业业，以安抚百姓为先务，而且他们父子兄弟都掌握着兵权，是不容易被推翻的。”

抛开士族与皇权的背景，来讨论如贾充等人的忠奸，恰恰是不道德的。从来没有，也不会存在儒家想象的对君主这个名分，绝对无条件的忠诚，即使是在身份社会最为强大之时。

曹魏的权威随着年幼的皇帝和强臣的崛起，逐渐衰落，司马氏则日渐成长。包括贾充在内的大族，对司马氏权威的认同也在加强。所谓，得道多助。作为有较大影响力的士族，反映在贾充身上，就是司马家族对贾充无所不至的拉拢和荣宠，而贾充的“助“，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贾充一生是比较传奇的，在司马家族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上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

第一个关键节点是，司马师征讨毋丘俭，死在军中的时候。代替司马师掌握大军的人，正是贾充。在这个瞬间，贾充的态度是可以极大影响之后的政局走向的。而他选择了司马昭。

第二个关键节点是，魏帝曹髦，不堪做傀儡，亲自披挂率领御林军去杀司马昭。而这时，闻讯领一千人前来的，也是贾充。如果此时，贾充以他个人的名望顺从皇帝，出其不意包围司马府，杀了司马昭，后面的政局也会转向，然而他又选择了司马昭。

第三个关键节点是，司马昭决定继承人选的时候，曾经特地征求贾充的意见。当时，司马昭很可能是希望小儿子司马攸继位的。司马攸，聪明可爱，很小就成才了，在大臣中也很有名望，在名义上又是司马师的儿子（司马师无子，过继给司马师），无论资质，声望还是宠爱，都是超过司马炎的。这一点，贾充很清楚。另外，司马昭任何人的意见都不征求，唯独来问贾充，除了和贾充的关系很亲近，数次拥立，实在是自己人之外。还有一层意思，贾充当时是司马攸的岳丈（与司马炎还不是亲家），司马昭很可能指望贾充挑这个头，用他的名望做背书，成为立司马攸的后盾。但是，贾充的回答很耐人寻味，他没有像后来的分析家那样，觉得立司马炎是因为嫡长子的问题（有这个错觉多半是因为明朝僵化掉的政治印象），而是强调司马炎性格温和，应该立为世子。于是，司马炎的世子，就这样确定下来。司马昭在临死的时候，拉着司马炎的手跟他说，“了解你的人是贾充啊！“

从关键的这三件事上，能够看出，贾充得到的荣宠和恩遇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但这些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贾充的态度。在司马师死的时候，正是司马氏最虚弱的时候，他没有反戈一击，彻底消灭司马氏，像消灭历史上许多乱贼一样。在曹髦以皇帝的肉身与司马昭死磕的时候，他终止了这种愚蠢的闹剧，不惜背上弑君的骂名，这是需要政治勇气的。而在司马炎继位的问题上，他抛弃了自己的女婿，选择了温和的司马炎，而司马昭马上就心领神会了贾充的意思，可谓有政治默契。

那这个默契是什么呢？

这个默契其实贯穿这三件事的始终，而且，王凌的儿子王广也说了这层意思。之所以这样做，是适应了当时的人（世家大族）心。作为士族，贾充和他的阶层不希望动乱，希望政治稳定，而司马家一直充当的就是这样的角色，这也是后来，世家大族拥立司马家的基础。所谓“国家社稷之重，远胜一姓君主。”

当然，贾充对司马家的忠诚和信赖，也是逐渐加强的，这个偶然因素是有的。希望士族联合，按规矩执政的理想，却是从头至尾，没有变过。即使背上弑君的骂名，即使皇帝曹髦要用皇权来对赌这种稳定，哪怕对不起自己的女婿，贾充也不愿背弃这样的信念。他要保护的，哪里仅仅是司马昭，也是整个政局的稳定。可以说，这在当时的士族心里，是有一种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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