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百部电影，不如听她说话
上世纪80年代，有一群留学生带着不一样的世界观和新式的创作理念回到台湾，和其他的青年电影从业者们共同发起了一项改革——【台湾新电影运动】，当时以杨德昌、侯孝贤为代表的电影人们，将正处于低谷环境下的台湾电影带向了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新格局。
在这群留学生当中有一个人，她的存在为日后整个华语电影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焦雄屏的名字经常会出现在与电影相关的故事中。
她是华语电影界少有的全方位电影人，也是华语电影历史的书写者和见证者，参与过许多优秀电影的制作，身兼编剧、监制、电影研究学者、评论家多重身份，她把电影当做一种信仰，是电影虔诚的守护者。在她看来，电影可以反应出当代人的气质和文化水平，正确的认识电影和解读电影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在《观影会客厅》的采访中，焦雄屏带我们走回黑泽明与杨德昌的时代现场，不仅分享陈年趣事，也依旧秉承大胆且犀利的点评风格，针对华语电影的现状和电影人的从业素质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与忠告。
Q：为何选择解读黑泽明与杨德昌两位导演？
在我跟他们的不管是作品、或者是跟个人的接触，都知道他们两个人是把电影当作一个终身的职业在做的。黑泽明讲过，我的人生减去我的电影就等于零，他们两个人，是把电影当作一种精神上的信仰，甚至接近宗教，非常虔诚面对电影创作这件事。
他们两个人这么虔诚，对电影创作一丝不苟，所以他们的作品非常具有原创性的工艺精神，在我们当代来讲这种精神尤其可贵。因为很多人把电影当作不同的目标，有的人当成一个名利的工具，有的人当做自我表达的一个状态。可是他们两个人不是。他们两个除了有工匠精神，而且有对电影本身的精神信仰，还有他们在作品中间，都呈现两个人的思想，某一种高度。不管是一种人道精神，还是对世界的普遍观察跟看法。
Q：两个人创作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最大不同，就是他们俩的创作方法在精神底蕴上可能有不同的依据。
黑泽明从小学剑道、武士道，同时受过非常多西方文化，包括俄国文学、西方绘画音乐等各种熏陶。所以他的电影中呈现了非常强的人道思想。
那杨德昌呢完全不一样，虽然也是一样受西方的熏陶，但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从绘画中延自的精神是漫画。他们自己也是，二人都是非常好的画家，可是杨德昌更多是简笔、漫画、素描等等。
他们俩都对音乐有一样的爱好，可是杨德昌对于声音的探索更现代，因为他整个电影创作方式跟黑泽明的比较传统式的方法不一样，它带有很强的现代精神，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直线的讲故事的功能而已，更多是世界观的表达，尤其对20世纪与21世纪的现代精神文明有很强烈的看法。
他们两个人从创作方法到精神内涵有相同的地方，可是也有非常多各自不同的思维。
Q：您最希望分享给爱电影的人什么精髓的内容？想要传递怎样的艺术价值观？
大家都知道，电影一直是20世纪的火车头，是所有的文化的一个火车头。到了21世纪，我们以为会换另一种媒介，但是到现在为止，影响力最大的还是电影。所以电影对于当代人的气质、文化水平、甚至个人素质都有相当多的反映。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但是在电影文化上表现可能还没有能跟大国姿态或者形象匹配。很大一部分就是大部分的人还是视电影为娱乐、或是寻找奇观及短暂快感的工具，可事实上，电影可以囊括的东西非常多非常广。我们常说在文化上要扫盲，但是大多数人对电影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比较这个初级的阶段。
我们希望提供大家更多对电影比较多面或者是比较深度的了解，让你知道看电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不是看完回家，欣然一笑，就忘了所有的事。也千万不要忘记，电影也是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个名片。你的电影文化到什么水平？你的国家会给人什么样的印象？都要注意这方面的可能的影响。
Q:许多当下年轻群体，他们对于杨德昌和黑泽明两位大师的了解可能并不深入，您会用什么样的内容来吸引目前主流观众的注意，通过哪些分享加深他们对好电影的认知？
先讲黑泽明好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个老古董。他的电影中许多东西沿袭自西方作品，但是等到他做了一些原创性的处理之后，他的电影又影响到西方的世界。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看《星球大战》，《星球大战》的一些角色、场景，或是剪辑方法，很多都来自于《战国英豪》这样的黑泽明电影，所以它可以被当做教科书一样去研读。所以这些绝不是跟我无关的老古董，黑泽明和他的作品所建立的传统，至今仍在影响很多的创作者。
杨德昌呢更加前卫，他是非常后现代的。杨德昌的电影是西方那些大师级的理论家们钻研的对象，他所运用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技巧，或者说后现代主义的技巧，到现在为止，都还能发掘出非常多的宝藏。
Q：除了电影作品以外，私下两位大师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是什么样的？现在回忆起他们，让您最感动的瞬间是什么时刻？
这两个人的个性都比较极端，非常执着，碰到一个什么事情就一直会坚持到底。
黑泽明说他在拍《七武士》时大冬天站在水里，长达十几个小时，等到这一段拍完，他的脚从泥里拔出来，脚趾头全部黑了，这个创伤是延续一生的。他去世后，有人去他棺材前吊唁，还能看到他一双黑的脚趾。所以你看这个人，是如何将生命都奉献给创作。
至于杨德昌，我们太熟了，谈到他的片段，脑海中有太多涌上来，但有一个是印象特别深的。
我以前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是一个前锋的角色，常常很多片商，或者是反对新电影运动的人，会射乱箭到我身上，有的时候会觉得遍体鳞伤。杨德昌导演亲自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给我们当时的新闻局长，为我抱不平，强调我对新电影的贡献或者作为。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很久之后他才拿给我看，真的眼泪掉出来。因为我没想到，他心里会对人有这么多的正义感。
把电影当作信仰，为电影奉献一生，黑泽明、杨德昌如此，焦雄屏也是如此。被誉为“台湾电影教母”的她，至今仍对电影保有赤子之心，一切正如吴天明导演所说——“她本人就是一部很好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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