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天是生命最后一天,你会做什么?
查看话题 >如果我告诉你,世界上有一半人会因气候变化而死,你会怎么做
许久以来,我们的注意力被各种负面事件所占据,房价和租金的重压、教育和就业的困境、食品和药品的不安全、雾霾和极端天气的困扰等等,种种压力使得我们长期处于一种焦虑之中。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甚至还有少年,都终日不快,常有郁结之色。人们想要做出一些改变,但当真的被告知种种问题时,比如告诉你气候变化将使全球一半人死去、到2050年海里就要没有鱼,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逃避。这种逃避,或是无意识使然,或是某种选择性失明。
我们正遭遇着现实的虚拟化,且这种虚拟化日渐壮大。法国作家席里尔·迪翁(Cyril Dion)因为一篇刊登在《世界报》的文章,受到了极大震动,从而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正在被这种“虚拟化”所规训。那篇文章告诉我们,人类即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倾覆点”,一连串关于生命存亡的退化将会以极为粗暴的方式发生。
这篇文章没有在社会上激起什么水花,却激起了迪翁行动的决心。他和法国影星梅拉妮·罗兰(Mélanie Laurent)组建团队,用5年时间走访了世界上10多个国家,从食物、能源、经济、社会、教育等诸多方面去探寻更舒展的生存方式。“这是人类的关键时刻。”一位古生物学家告诉迪翁,“我们所剩时间不多,可能有20年时间将所有这些重新引至正确的方向。”
这些关于未来的启示以故事的形式展开,先是集合成了一部名为《明天》(Demain)的纪录片,后来集合成了一本书《人类的明天》。借着导演席里尔·迪翁来访中国的契机,书评君和他简单地聊了聊,也将他在活动中所讲的精彩片段选摘一二与大家分享。毕竟,他所做的事情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采访与整理 |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明天》这部纪录片很是特别,它轻快、幽默,且不乏力量,迪翁和梅兰妮·罗兰专门请来了瑞典著名女歌手史黛荷(Fredrika Stahl)为影片谱写了所有曲目,(似乎)还改编了民谣歌手莱昂纳德·科恩的一首歌《每个人都知道》(Everybody knows),将其变成了一首与主题十分契合的曲子。而书呢,与纪录片的感觉又大不相同,它更稳重,更深入,也讲了更多的故事。

纪录片《明天》从食物、能源、经济、社会、教育五个方面入手,走访了法国、留尼汪岛、丹麦、芬兰、比利时、印度、英国、美国、瑞士、瑞典、冰岛等十余个国家在这五个领域的成功实验。曾获得2016年法国凯撒电影奖(Cesars Awards)最佳纪录片奖。
《明天》纪录片预告
传播灾难性的消息
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席里尔·迪翁
(整理自9月16日清华大学座谈活动内容)
我是一个社会活动者,大概做了10年的社会活动,之前做过一个非政府组织。
我一直试图告诉人们,现在的气候变化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威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越是告诉人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有多可怕,人们就越是焦虑,越少有人会想去采取行动对抗气候变化。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完一个关于生态系统变化的电影,只是觉得啥也干不了,感觉很崩溃。

我们会这么做,是因为当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首先的反应通常是逃避危机。如果我告诉你,气候变化会导致我们当中一半的人死去,导致大量的物种灭亡,可能到2050年海里就没有鱼了,我们会变得很困扰,只想避开这些问题,而不是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去反击它,改变这样的情况。
我们做这个纪录片,以及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要赋予人们行动的力量,希望人们看完这本书,或者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可以更加相信自己有改变的能力。电影里有许多“英雄”,他们在用自己的能力不断解决这些问题,解决食品、能源、经济、社会、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五个方面息息相关,彼此相连,只有将它们放在一起,才能找到解决它们的最好方式。对我来说,讲述故事是唤醒人们意识的最好方式。

有研究表明,我们在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理性去分析。而我们怎么样才能采取行动呢?必须要被感动、被触动。只有我们被触动了,我们才会真正去思考,去采取行动。人们受到震动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比如说干旱非常严重的时候,但这种震动的方式为时过晚;另外一种震动的方式是讲述故事。所以这本书和这部纪录片都在讲故事,讲述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努力做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
我们走访了法国的一个小农场,这个农场建立起了一种非常好的循环经济运作模式,但这种高效的运作模式只用了10%的资源,没有使用任何化学药品、肥料和化石原料。通过这种有机的方式,空气中的碳得以储存下来循环利用,生物的多样性也得以保障,农场中很多微生物和昆虫都可以共生。同时,他们也为自己带来了非常健康的食物和很好的生活。因为他们可以将农场生产出来的食物卖给当地人,而不是卖到一些大公司去。
我们也去了一些使用可再生的能源的城市。
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只有20%自己开车,其他人都会选择自行车、走路、公共交通或者像火车这样的方式出行。在这样的城市,空气是十分清新的。那个城市就是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

我们去了旧金山,旧金山提出“零浪费”理念,会把所有用过的东西进行循环或者是分解。我们也去了许多公司,他们在用一些更加生态环保的方式省钱。

我们也去了一些地方,他们有自己的货币流通方式,这样的方式可以让他们不依赖于大公司的投资,可以有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可以来经营他们自己的经济。
我们也去了印度的一些村庄,村庄里的人会举行一些集会,以民主的方式决定村里面的有关政策。

我们还去了芬兰的一些学校,在这些学校里,他们因材施教,鼓励和启发所有人,让他们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哪些特别的天赋;给他们多样的选择,珍视每个人的差异性;让他们享受教育,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快乐。芬兰这种教育模式非常好,因为可以让你知道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改变,无论是艺术家、政治家、老师,还是农民,所有可以想到的职业,都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一定要有人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相信这个世界会改变得更快一些。
所有人,无论是谁,都可以拥有很有意义的生活,而不需要做那些所谓的大人物。我们都是普通人,可能之前在银行赚很多的钱,但突然有一天意识到,我们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可能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到底特律、柏林,或是法国一些地方发展当地经济。因为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希望每天早晨醒来都感到,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为世界带来改变。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己之力来改变世界。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要发现自己的天赋。我们可以为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区域做什么呢?对我来说,就是让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我们身边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差,我们要学会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我的建议是,可以在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种菜。

提出这个观点,主要是因为觉得我们的生活过多依赖于那种大型网络,我们应该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发展出一些可再生的资源。如果我们过度依赖于沙特的石油,或者俄罗斯的天然气,一旦他们的资源切断,我们的生活就无法继续下去。我们可以去利用身边比如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各方面的再生资源,当政治因素导致我们没有石油或者天然气来源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将我们的生活继续下去。同样,我们也要保障当地的水资源是洁净的,要让当地有提供一定资源的能力,这样就不会过度依赖于大型网络。我们的生活不一定要在一个大的区域里,也可以在一个很小的区域,既有农民、工程师,也有哲学家、艺术家。
我们现在的发展处在一个非常迅速的轨道上,可以明确感觉到,信息发展非常快,交通非常快。法语中有一个谚语——我们没有办法揠苗助长。如今我们的生活似乎都被什么东西给占满了,我们随时随刻拿着手机,我们所有的时间都被社交网络充斥着,因此我们没有时间去观察、去倾听、去思考、去畅想我们的未来。
我们需要去思考,而思考来自一些安静的时刻。我们需要安静的时刻去想象,去寻找解决办法。
生活也是一样,不要每天都疲于奔波,也不要总是在买买买,每天想着赚更多的钱去买更多的东西,要花时间来思考一下,我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快乐的。我们不能总是盯着手机屏幕,手机困住了我们。
对话席里尔·迪翁
我们都是彼此相连的

新京报:除了导演和本书的作者,你也是一位诗人。你在2014年曾出过一部诗集《坐在线上》(Assis sur le fil),但因为暂时没有中文译介,很多读者并不了解。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诗歌写作吗?这些写作对于你拍摄纪录片是否也有一定的启发与影响?你最喜欢的诗人是谁?
席里尔·迪翁:对我来说,诗是一种丰富生命、与内心对话的方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太过忙碌,没有太多的空间来表达自己、与内在的自我以及身边的事物进行对话。
于我而言,活着是一件残酷的事情,生命有限,我们知道自己终将走向死亡。所以我需要用诗去理解、去思考、去表达这些深层的情感。我从17岁开始写诗,诗歌是我创作的起点,也是我与世界相联系的一种方式。它帮助我去倾听我内心的声音、周围事物的声音、树的声音、水的声音等等,使我感知到世上所有的事物皆有灵魂,我们与自然、与万事万物都彼此相连。拍这部纪录片就是试图呈现这样一种联系。但诗是一个独特的空间,与拍摄电影、创作小说是不同的事情。
我最喜欢的诗人是兰波,当我18岁时读到他的一首诗《地狱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时,我受到了巨大的震撼,这种最初的震撼持续至今。我还喜欢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以及巴勒斯坦诗人穆罕默德·达尔维什,他们是我如今最喜欢的诗人。去年我在法国刚刚出版了一本小说《意象》,书中的很多灵感都来源于这两位诗人。
“
过去,如果我记得不错,我的生活曾是一场盛大的饮宴,筵席上所有的心都自行敞开,醇酒涌流无尽。
一天夜里,我把“美”抱来坐在我膝上。——后来我发现她苦涩惨怛。——我对她又恨恨地辱骂。
我把自己武装起来,反对正义。
兰波《地狱一季》序诗
新京报:你在书中前言中提到了《世界报》的文章《2100,世界末日?》,那是激发你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源头,为何那篇文章会对你产生那么大的震撼?这是否和你的一些生活经历有关?
席里尔·迪翁:可能是因为我成为了一位父亲。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就会感受到生命的脆弱。我有两个孩子,我至今记得将我的第一个孩子揽在怀里的那种感觉,看着孩子这么小,这么脆弱,我感到不可思议,我觉得这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我不是为我自己一人而活,这种感觉很强烈。所以当我看到那个新闻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孩子们,当我想到我的孩子,就想到了与此相关的一切人一切事。
新京报:但大多数人对于此类事实似乎还是并不真正在意,即使有了孩子,他们最多哀叹几声、发表几句议论,甚至会一边对这些事件高谈阔论,一边继续惯常的生活。大多数人觉得,这是政府或者更大的组织应该做的事情,是其他人应该做的事情,而非自己。
席里尔·迪翁:所以我用讲故事的方式去唤醒人性,去调动人们的激情,让他们行动起来。我们人类并非纯理性的动物,影响我们做决定的事物是错综复杂的,我们所感觉的、所看到的、所经历的、所在乎的事物都在影响我们。
有时候,一个故事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它可以触动千百万人的心。这就像宗教一样。欧洲很多人笃信基督教,也和圣经故事的感染性密不可分。我写书主要是想影响人们的态度和看法,或许,讲故事不是最好的方式,但它有助于人们快速了解这个世界,建立起愿景。
传播灾难性的消息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真正使人采取行动的不是灾难,而是那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事情。比如几天前,法国开展了一项“不再使用杀虫剂”的运动,才三天的时间,就已经有十万人参与到了这场运动中。因为,它与我们所吃的东西息息相关,与我们的健康、与孩子息息相关。如果你想呼吁更多人和你一起行动,你就必须找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与每个人都有关联。
新京报:你几乎不提拍摄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因为想给人以积极的愿景。但还是想问一下,你在拍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席里尔·迪翁:最大的困难,是钱,哈哈哈。如果想把一件事做好,需要很多时间,但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时间就是金钱。我们的钱大多是众筹而来。本来我们计划在两个月内筹集到20万欧元来拍摄这部纪录片,但没想到两天内就集齐了。两个月后,我们筹集到了45万欧元。一开始我们拉赞助的时候,媒体们都不愿赞助我们,后来看到这个活动这么有影响力,有赚钱的机会,他们又回来找我们了。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访与整理:杨司奇;编辑:安安。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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