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
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
文/余英时
钱默存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虽不感意外，却不免为之怆神。我没有资格写正式的追悼文字，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交。但是二十年前，我以偶然的因缘，两度接席，畅聆先生语妙天下，至今不忘。先生昔年挽陈石遗有“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之句。我写此短文只能表达第一句之
意。
1978年10月下旬美国科学院派了一个“汉代研究考察团”到中国大陆去作为期一个月的访古，我也参加了。在北京时我提议去拜访俞平伯、钱钟书两位先生，同团的傅汉思教授又提出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安排，我们便在一天上午到三里河俞先生寓所去拜访这三位先生。开门的是默存先生。那时他已六十八岁，但望之如四、五十许人。如果不是他自报姓名，我是无论如何猜不出的。
交谈在俞先生的客厅中进行，大致分成两组：傅汉思主要是和余冠英谈汉魏诗的问题，我和俞、钱两位则以《红楼梦》为开场白。但客厅不大，隔座语声清晰可闻，因此两组之间也偶有交流。事隔二十年，我已记不清和默存先生谈话的内容了，但大致不出文学、哲学的范围。当时大陆的思想空气虽已略有松动的迹象，但层冰尚未融解，主客之间都得拿捏着说话的分寸。好像开始不久我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先生吗？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师的闲谈。这是间接的“叙旧”——中国人过去在初见面时常用的一种社交方式。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幽默，说他可能还是宾四师的“小长辈”。后来我在台北以此询之宾四师，宾四师说完全不确，他和钱基博、钟书父子通谱而不同支，无辈分可计。但默存先生并不接着“叙旧”，我也知趣地转变了话题。接着我好像便把话题移到《谈艺录》。他连说那是“少作”、“不足观”。
这时隔座的余冠英先生忽然插话，提到默存先生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中。默存先生又谦逊了一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管锥编》的书名。他告诉我这部新书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这样可以养活毒素的传播”，他半真半假地说(原话我已记不住了，但意思确是如此)。我向他请教一个小问题：《谈艺录》提到灵源和尚与程伊川二简，可与韩愈与天颠三书相映成趣。但书中没有举出二简的出处，究竟见于何处？他又作滑稽状，好像我在故意测验他的记忆力似的。不过他想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大概可以在元代《佛祖通载》上找得到。
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默存先生的博闻强记实在惊人。他大概事先已看到关于我的资料，所以特别提及当时耶鲁大学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他确实看过这些作品，评论得头头是道。偶尔箭在弦上，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就像《谈艺录》中说Authur Waley，“宜入群盲评古图”那样。但他始终出之于一种温文儒雅的风度，谑而不虐。
第二次再晤是在美国。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其时正值中美建交之后，双方都在热络期间。代表团的一部分人访问耶鲁，其中便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等。领队的则是赵复三先生，因为在校方正式的招待会上，赵先生特别推让默存先生在英文致答辞，好像这本来应该是赵先生的任务。
我和傅汉思先生等人当然到火车站去迎接代表团。其中我唯一认识的只有默存先生。我正要向他行握手礼时，他忽然很热情地和我行“熊抱”礼。这大概是当时大陆行之已久的官式礼数。我一时不免有点张皇失措，答礼一定不合标准。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黩存先生确是很诚挚的，这次用不着“叙旧”，我们真像是“旧交” 了。
当天晚上，我和陈淑平同受校方的委托招待代表团全体在家中晚餐。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这个自助餐是陈淑平费了三天功夫准备出来的。我们平时极少应酬，这样的热闹在我们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现在试说有关默存先生的事。
默存先生是坐我开的车回家的，所以一路上我们有机会聊天。仅仅隔了四、五个月，我觉得已能无所拘束，即兴而谈。大陆上学术界的冰层似乎已开始融化。外面流传了很久的一个说法是他担任了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我为此向他求证。他告诉我这完全是误会。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的编委会，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我也问他《宋诗选注》为什么也会受到批判，其中不是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大概因为时间不够，但主要恐怕是他不屑于提到当时的批判者。他仅仅说了两点：第一，他引《讲话》中的一段其实只是常识；第二，其中关于各家的小传和介绍，是他很用心写出来的。我告诉他胡适生前也说他的小传和注释写得很精彩。
我当时隐约地意识到他关于引用《讲话》的解释也许是向我暗示他的人生态度。1957年是“反右”的一年，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他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层是我在二十年前便已看准了的，现在读到他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我更深信不疑了。这两句诗是：
筋力新来楼懒上，
漫言高处不胜寒。
这是他的“咏怀诗”。
那天晚上吃自助餐，因为人多，分成了好几处，我们这一桌上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几位，大陆来的贵宾们谈兴很浓，但大家都特别爱听默存先生的“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就我记忆所及，客人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彼此怎样“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 ” (见《林纾的翻译》)。默存先生也说了不少动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闻海内外的头面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有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大意如此)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刹那间，大家都不开口了，没有人愿意再继续追问下去。
在这次聚会中，我发现了默存先生嫉恶如仇、激昂慷慨的另一面。像陶渊明一样，他在写《归园田居》、《饮酒》之外，也写《咏荆轲》、《读山海经》一类的诗。试读他一九六四年的《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寰。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牍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不敢笺释他的诗，以免“矜诩创获，凿空索隐”(《槐聚诗存。序》)之讥。读者可自得之。
1979年别后，我便没有再见过他了。不过还有一点余波，前后延续了一年多的光景。默存先生依然严守着前一时代中国诗礼传家的风范，十分讲究礼数。他回北京不久便用他那一手遒美的行书写来一封客气的谢函。我虽经年难得一亲笔砚，也只好勉强追随。这样一来一往，大约不下七、八次。他的墨迹我都保存着，但因迁居之故，一时索检不得。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在《管锥编》第一、二册出版后，他以航邮寄赐，扉页上还有亲笔题识。不久我又收到他的《旧文四篇》和季康夫人所题赠的《春泥集》。受宠若惊之余，我恭恭敬敬地写了一首谢诗如下：
艺苑词林第一缘，春泥长护管锥编。渊通世竟尊嘉定，慧解人争说照圆。冷眼不饶名下士，深心曾托枕中天。鋗轩过后经秋雨，怅望齐州九点烟。
诗固不足道，但语语出自肺腑，决非世俗酬应之作。《管锥编》第三、第四册面世，他又以同样办法寄赠，以成完璧。我复报之以《读〈管锥编〉三首》：
卧隐林岩梦久寒，麻姑桥下水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全汉文》卷二十)
“避席畏闻文字狱”，龚生此语古今哀。如何光武夸柔道，也为言辞灭族来。(《全后汉文》卷十四) 桀纣王何一例看，误将祸乱罪儒冠。从来缘饰因多欲，巫蛊冤平国已残。(《全晋文》卷三七)
默存先生冷眼热肠，生前所储何止汤卿谋三副痛泪。《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以上三节不过示例而已。先生寄赠《管锥编》四巨册，都经亲笔校正，尤足珍贵。寒斋插架虽遍，但善本唯此一套。噩耗传来，重摩兹编，人琴之感，宁有极耶！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最后，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 20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21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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