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和沈从文

汪曾祺和沈从文真是性格截然不同的人。就像他们的小说一样，虽然同样语言清新质朴，但背后隐藏的热情却是不同的。沈从文如同一股岩浆，炙热却表面不带温度。汪曾祺却如一脉清泉，只顾自在流淌。说到底沈从文这个楚人带有屈原诗人般的理想劲儿和执拗气质。众人皆醉下，他却不能不独醒，所以必然痛苦。而汪曾祺却佩服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自在率性生活态度。随遇而安，独善其身是他自然而然的选择。

两个人性格的差异在沈从文自杀事件上充分凸显了出来。沈从文写：“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建国后的政治高压下，他周围的朋友都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调转自己的船头。而他这个固执的乡下人，还是自己的驴脾气，想不通也变不了。他把汪曾祺视作如女性般，不能商量大事的人物，心里应该是很悲哀的。毕竟这个学生一直是他非常欣赏的。当年他给施蛰存写信说：“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可这只是文学上的褒奖，而对于汪曾祺的道德和人格力量，他未必那么赞同。

汪曾祺当年到上海，因为没有出路而想自杀，沈从文说他哭哭啼啼的，没有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想一想，沈从文当年刚到北平的时候，处境不知比汪曾祺惨上多少倍。汪曾祺好歹还是联大毕业的大学生。沈从文呢，小学毕业后就去当兵，到北平时标点符号都不会用。郁达夫去他的住所看他，看他太穷苦，把围巾都留给了他。还请他吃饭，吃完饭拿五块钱结账，饭钱只是一块七，剩下的钱全留给了沈从文。沈从文在这样凄惨的处境下，还是坚持写作，有时候用功到流鼻血。这个湖南乡下人是有非一般的拙劲儿和坚持的。

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不同性格其实有点像中国文人的一体两面，有壮怀激烈不屈不挠处，也有独善其身随遇而安处。沈从文的宁折不弯有点像嵇康。

世说新语里写嵇康：“锺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锺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以言。”

这种嵇康式的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的态度，正是沈从文啊。那么多作家在新社会里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改造，开始拿起笔来歌功颂德。而当权者瞩目的沈从文却毅然决然地放下了心爱的笔。

一九五三年，沈从文以工艺美术界代表身份出席了全国文代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对他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最高领袖说了话，可沈从文还是没有拿起笔。

他在给一个青年的信里写到：“那么艺术或思想都不好的作品，可以自由出版，另外有些人对国家有益有用的精力，却在不可设想情形中一例消耗了。这也就是历史，是时代！文艺座谈虽经常在人手边，为人引用，毛本人和我们作群众的究竟相隔太远了。如何把许多有用精力转到正常工作上，形成新的时代桥梁，更有效的使每一支有用的笔能得其用，不再一例消耗于无何有上，是他想不到的。”信里他明确对当时注重文艺作品政治性而忽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倾向表示不满，并对毛泽东的文艺座谈进行批评。他始终是个不合时宜的乡下人啊，无法与时代调和，无法写歌功颂德的文字。

汪曾祺呢，他更像不得不和司马氏合作的阮籍，委屈自己，经常做穷途之哭，无奈而又悲凉。

文革期间他被江青解放，从事样板戏写作。一九七二年沈从文致信张宗和提到汪曾祺和样板戏：“改写《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还记得住他。在这里已算得是一把手。可没有人明白，这只比较得用的手，原来是从如何情况下发展出来的！很少人懂得他的笔是由于会叙事而取得进展的。当年罗头徇私，还把他从联大开革！”

汪曾祺则在“我的解放与样板戏”里写：“当着群众承认错误后，“我说：“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几句话在“四人帮”垮台后，我不知道检查了多少次。但是我当时说的是真心话，而且是非常激动的。”汪曾祺还是对江青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知遇之恩的。同时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他是懂得随遇而安和对付的。换成沈从文，估计就很难做的来。

不过后来江青对他的“控制使用”还是让他战战兢兢。北京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梁清镰回忆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诉汪的，他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他出了这么多汗，自己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 他觉得江青这个女人不寻常，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那几年他战战兢兢，不能犯错误，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多年之后，汪曾祺在《随遇而安里》写：“ 丁玲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得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这种哄自己玩的态度，表面看起来无所谓和诙谐，其实深处隐藏的多少痛苦和悲凉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

后来他的好友林斤澜回忆，七十年代末北京出版社计划出一批新老作家的选集，他去找当时许多人不知晓的汪曾棋，动员他重新执笔创作小说。汪曾祺当时的状态是“心神不宁”“心灰意冷”，说:“写什么呀，有什么好写的呀”

汪曾祺和沈从文作为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钳制和压迫创作自由同样是厌恶的。沈从文选择了壮怀激烈不合作去搞工艺美术史，汪曾祺不得不屈服随遇而安去写样板戏。两人同样都委屈了自我，也成就着自我。沈从文写出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汪曾祺则在文革后重新开始了小说写作，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就。从两人的经历来看，政治和强权能压迫人、能折磨人，却无法改变一个人的精神和灵魂，真正的人将永存于世。

还是用沈从文的一句话来做结吧：时代过去了，多少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土成尘，失去存在意义。很多凝结了一个人一辈子的东西大概就这样默默地埋藏于历史中了吧。但还是有一些东西默默闪着光，不依不饶，也使得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还如相晤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