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两则 （16；18）
原来不喜欢阿多诺，因为他行文毫无必要地故弄玄虚。然而时局日艰，渐渐觉得可能只有这种来自创伤年代的文字才能够讲述在当下生活中所遭遇到的断裂。所以打算不定期翻译一两段minima moralia中的文字。译文根据德文，参照了英文版，并且为了行文的通顺，我用了大量的中括号来补足原文中。另外为了清晰改动了德文原文中的分段，将长段改成小段。
在翻译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阿多诺晦涩的行文风格和牵涉的繁杂的背景知识。放到豆瓣一方面是因为微信编辑不方便，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或许有人能帮我校对一下。
16 处世之道的辩证法
即将到来的工业社会将使得一切人性的关系成为不可能的。怀着对于这样一种正在不断迫近的不可能性的意识，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的插入故事(Novellen)中试图表明，处世之道(Takt)是一条能够拯救相互疏离的人类的出路。这个出路是与“断念”不可分离的，即舍弃完整的亲密关系，激情和纯粹的幸福。对歌德来说，人是由自我限定所构成的，这种限定将不可逃避的历史进程、进步的非人性和主体的萎缩当做它自己的事业(Sache)。
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使得歌德的断念自身貌似被实现了。为人和处世——对于他来说是同样的——正是现在我们所走的道路，但这却是根据歌德的信念应当避免的道路。处世之道的确有它的历史性时刻。在这个时刻中， 原本是由绝对命令所驱使的资产阶级个体变得孤立[独立于绝对命令]。他们只独自对自己的自由负责，而将那从绝对主义的立场发展而来的有层次的敬畏和思虑的经济基础，连同它的咄咄逼人的力量都外化了，但是却依然足以使得有特权的群体过上一个可以忍受的共同生活。这种绝对和自由的所谓悖论的相互保证(Einstand)在《威廉·迈斯特》中，或者在贝多芬对残存的作曲的范式的态度中，甚至在当时的逻辑学中、在康德对于客观义务理念的主观重建中都还能找到痕迹。贝多芬式的，在充满活力的呈示部之后[对于主题的]再现，康德对于经院哲学的范畴的出于意识的同一性的演绎，它们都是在杰出的意义上是“深谙其道”的(taktvoll)。处世之道的前提是这样一种传统(Konvention)，它自己生成自己，并依然是在当下的[是活生生的而非僵死的]。
然而这种传统已经在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仅仅苟延残喘于对于形式的诙谐模仿中、于那种为了无知者[而准备的]被任意地思考或者提及的习俗[Etikette]中，正如在报纸上那些不请自来的人生导师的布道一样；而那真正的对于传统的理解——这种理解有可能将其带入其人性的时刻——已经在汽车车主或者收音机听众的墨守成规(die blinde Konformität)中被忽视了。这种仪式的(zeremoniellen)[庄严的]时刻的消失乍看上去似乎对处世之道有利，因为这使得它从所有的异质性中和有害的长期记忆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得圆滑的(taktvoll)行为可以仅仅服务于每种人际关系的特定情形。但是这种解放了的[不再承认绝对的和普遍的东西的存在的]处世之道遇到了像所有唯名论都遇到的困难。处世之道原本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向仪式性的(zeremoniale)传统屈服，[仅仅只有仪式]这恰恰会使得所有的人道主义者无一例外地走向反讽。处世之道的运用毋宁说和它的历史地位一样是悖论性的。它要求一种，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在不被承认的传统要求和不受规训的个体之间的和解。在传统之外，处世之道是无法被衡量的。传统表征了，就像它同时也掩盖了，普遍者，这个普遍者构成了个体的自我主张的本质。处世之道是一个对差异的规定。它由[对于普遍的]有意识的偏离所组成。由于它作为更自由的东西以一种绝对者的姿态面对个体，而不再将自己与普遍者区别开来，因而它使得个体性彻底失落，并且最终伤害了这种个体性。[在这种没有了传统凭靠的处世之道中]对于整全(Befinden)的追问，不再被教养所产生和要求，而是变成了对片段的研究(Ausforschen)或者切分(Verletzung)；一旦[沉默]对于说什么不说什么不再能提供规则，[那么这种]对于所接触的事物的沉默便成为了一种空洞的无差别性。所以并非毫无理由地，一个一个的个体开始敌视处世之道：[例如，]某种特定的礼仪使得人们感到他们不是作为人而被对待，而是在礼仪中唤起了一种非人的境况的征兆，在这种征兆中，他们才发现自己的位置；并且有礼貌的人将会面临变得不礼貌风险：因为他遵循这个礼仪就像遵循一种过时的特权一样。最终这种被解放了的、纯粹个体性的处世之道变成了纯粹的谎言。而那种通过处世之道而在个体中真正遭遇的东西，是它彻底试图去掩盖的东西，即那种真实的、并且还有潜力的、并通过每个人而具体化的东西。在那种将每个人作为他本身而不带有任何前提地绝对适宜地对待的要求之下，是一种压制，压制这样的要求，即每个语词都要悄然说明，谈话对象在这个僵化的、无所不包的体系中的位置和他的[救赎的]契机所在。处世之道的唯名论帮助最普遍的东西，即那个赤裸裸的支配性力量取得在[人的]最内在的结构当中的胜利。将传统折旧为过时的、无用的、外在的格言仅仅肯定了那最外在的东西，即一种直接的宰制下的生活。即使是这种处世之道的扭曲了的形象也在被嘲弄的同志情谊中，亦即对于自由——自由使得生存[处境]更加令人无法忍受——的嘲弄中被放弃了。这个事实表明，在当前的人际关系中人们的共同生活是怎样的不可能。
18 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
如今的私人生活的状况是怎样的，都展现在[住宅]这个舞台上。事实上人们基本上已经不再能够居住了。我们从小长大的住所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每一份欢愉都是以对认知的背叛为代价；每一份安全感都是以变质了的家庭的利益共同体( der muffigen Interessengemeinschaft der Familie)为代价。那种仿佛在白板(tabula rasa)上制作出来的新即物主义风格的建筑，是专家为庸人所设计的盒子，或者说是误入消费领域的工厂，它失去了任何与住户之间的关系，并将残存的、虽然已经完全不再可能的独立生存的愿望砸得粉碎。
一份在希特勒之前[vor]发行的，带有预言性的虐待倾向的德语杂志[提到]，现代人希望靠近地板睡觉，就像动物一样；并连同床一并，将清醒与睡梦之间的门槛[也]取消了。( Der moderne Mensch wünscht nahe am Boden zu schlafen wie ein Tier, hat mit prophetischem Masochismus ein deutsches Magazin vor Hitler dekretiert und mit dem Bett die Schwelle von "Wachen und Traum abgeschafft. )这些睡眠不足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支配，并且对于所有现成的东西没有任何抵抗力：他们同时是警醒的与失魂的。任何逃避到那种典型的风格入时的但是是由他所购置的公寓里去的人，相当于给自己活生生的身体做了一个防腐处理。如果人们想要逃避对于居住的责任，通过搬到酒店或者精心装饰的房间中，那么他们实际上也就将迫使人们移民的那种不得已的条件变成了具有生活智慧的规范。而最糟糕的是那些没有选择能力的人们，他们不是住在贫民区就是住在平房里，这些平房也许第二天一早就变成了木屋、拖车、汽车或者帐篷，甚至可能彻底没有容身之处。房子已经是过去式了。欧洲城市的毁灭、连同劳改所和集中营，都是作为其执行者而对于那种早已为关于房屋的技术的内在发展所决定的东西进行延伸。这些[根据现代科技的逻辑建造的房屋]现在就像用旧的罐头一样被抛弃。居住的可能性会被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所彻底消灭，因为[后者]作为被忽视的东西，却暗地里将布尔乔亚式的东西都卷入灾难。而没有一个个体能抵挡这个进程。当他投入到家具设计和装潢的时候，尽管他真的拒斥艺术品，但是也[仿佛]接近了如收藏家般的鉴赏品味。从远处看，维也纳工坊和包豪斯[两种在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的家具设计和建筑流派，提倡简洁、平价和功能性——译注]之间的区别不再那么显著。与此同时，[出于]纯粹的目的形式[而设计的]曲线从它的功能中独立出来，并且演变为装饰，正如立体主义的基本形式那样。
面对这一切，最好的行为方式就是有所保留的(unverbindlich)、悬置的(suspendiet)：继续私人生活，只要社会秩序和其要求不容许其他可能，但是不要将这种生活视为是具有社会性的实体性的，也不要将其视为是适合于个体的。“所幸我没有成为一名房主。”尼采已经在《快乐的科学》中这样写道。如今人们必须再加一句：[在如今的社会中]没有一种在家的感觉[才]是符合道德的。这展现了一种艰难的关系，在其中，只要个体依然还占有某物，他就依然处在与自己的财产之间的关系中。[即使他试图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对此有所保留。]这种[保持保留态度的]技巧在于，去表明，私人财产已经不再属于个体，因为潜在的消费品的丰富性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没有一个个体再有这样的权利，可以坚持限定[消费品]的原则；然而，一个人无论如何都要拥有一些财产，如果他不想陷入到依附或者贫穷的状况中的话，而这些[威胁]又有助于占有关系的盲目延续。但是关于这个悖论的正题走向了毁灭，即变为了一种没有情感的对于物的忽视，这种忽视又必然转向对于人类自身的忽视；而反题已经在这样的瞬间中：在其中，人们说出了这样一群人的意识形态，这群人凭着一种恶知试图将他们所占有的[但是事实上并无法占有的]东西[长久地]保持住。
在错误的[生活]中不可能有正确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