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完美的下一代(一)
公立幼儿园越来越难进,私立幼儿园越来越贵。千万家长前赴后继,千万儿童生不如死。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批判的艺术”
公立幼儿园越来越难进,私立幼儿园越来越贵,动辄一个三岁的小孩要去上早教培训班,一个五岁的学龄前儿童需要花几万块钱去参加国际夏令营……可以这么认为,中国人在小孩身上的开销和精力已经达到了历史以来的最高点,育儿成本和生育成本—无论是经济成本还是社会成本—都在呈火箭式攀升。小孩子变得越来越精贵、几代人的奋斗都换不来一个小孩赢在起跑线上。千万家长前赴后继,千万儿童生不如死。家长们迫于无奈也好,深刻的认同也罢,甚至未来的你和我,都将成为这一历史洪流之中的一粒沙砾。给孩子最好的一切,这样的口号仿佛已经过时了,因为这样的理念已经不需要说出来了,成为了作为一个人所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理应所具备的常识。你跳出人群大喊一句,“给孩子最好的一切”或者“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众人大概会一脸惊讶,像看着一个傻子似得看着你,就好像你在对世界大喊“地球是圆的”这种不应该通过大脑思考的常识。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象稍作思考,不难理解,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着。有恶魔从地狱里跳了出来,或者有灭霸从泰坦星传送了过来,正在让成千上万的人自觉的做着同一件事情。还是那句老话,没有任何社会现象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其背后都有无数盘庚错节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等的因素。但是无论如何, SOMETHING IS HAPPENING.我记得著名媒介政治经济学家Robert McChesney在一本我现在忘记了名字的书中批判广告行业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时曾经说过,我们不应当关注到底是谁在作恶,而应当关注是什么样的规则和体制导致了只有作恶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今天我们及其简单的聊一下中国对于人口的管理。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经历了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18世纪之前的世界好像一卷冗长无趣的千里长卷,19世纪之后又风起云涌,一直到刚刚过去的20世纪。工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无论是物理现实上的纵深还是社会结构的演变,俨然一副颠覆一切而让人类重新站在自然顶端的事态。而在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社会形态的演变无法逃离对“人”本身的管理:对人类--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作为一种生物上的存在本身所进行的管理仿佛一只无形的大手贯穿着社会形态的演变。
现代社会或现代政体的一个极为核心的标志,即为对人类的个体和群体的生老病死进行集中化的管理。有的管理对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本身的生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公共卫生的全球化发展,例如对人口、环境和资源内在关系的研究和管理;也有另外一些形式对人类生存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例如种族的清洗—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灭霸,其实在他们的逻辑里都是为了对人口在宏观架构上进行管理罢了。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期,我们看到更多的科学、技术、政治语境、意识形态在加入这样一种对整个人类的个体和群体进行宏观架构管理的进程当中。

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对14亿人口的管理绝不是看看新闻上上微博就能明白的,其脉络之复杂、在宏大与微小之中充斥着几代政治人物和管理者的治理理念,以及生发于现实中无限盘庚错节的冲突、矛盾和进步。不仅仅是对于14亿人口的管理,从一开始(1949年),人口管理就一直处于中国权力的最中心。中国注定在世界历史上对于人这一存在本身的管理留下不可忽略的一笔,不仅仅因为我们人口众多,更因为我们对“人”作为一个生产要素、一个数据、一个组成国家和社会的螺丝钉的政策之庞大、复杂、厚重并且知之者甚少。
中国对“人”这一存在及其衍生出来的个体和群体,在过去几十年的过程中的管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对人口位置的管理,对人口数量的管理,以及对人口质量的管理。我们让广大青年下乡,向贫下中农再学习,将知识人口大量输送到偏远地区,除了牺牲了一代代年轻人,大量人口留在农村造了一堆娃娃之外,研究显示这个政策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的识字率、降低了文盲数量。我们创立农村和城市户籍制度,将农村和城市人口作为完全不同的人进行管理(哪怕实际上大家都是人嘛),有时我们让农村人光荣无比,光荣得又红又专,有时候我们又让农村人代表落后、反现代化、贫穷等等。我们也曾用几十年的时间,起起伏伏用各种方式控制人口的增长、控制出生率、控制不同地区的人出生率。最后我们提出了,出于健康和教育的考量,更出于社会道德和政治觉悟,为了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迎接21世纪的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社会,都能成为有竞争力的人才,所以我们要优生优育,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出生的孩子,都不是过去的那种人了,我们是国际人、现代人、都市人、高知人……(有没有嗅出新自由主义的气味?)

这样的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极其复杂、起起伏伏、甚至是波澜壮阔,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充斥了顶层的设计、顶层设计的缺陷、现实社会的反抗、规训、等等由顶层设计者一手设计、各级机构层层变化、执行、最后将社会大众作为数目字的人群进行管理的宏大历史进程。

位置:农村VS城市
对于农村和城市人口的管理一直贯穿着整个新中国的历史。户籍制度和与户籍制度相关的政策并不是天上掉下来了,而是基于管理者的计划、安排、设计。在早期的毛时代,就对农村和城市人口通过户籍进行机构化的管理。这个时期,一个被证实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农村地区都比城市更加贫困,一切农村地区比另一些更加贫困。因为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及几乎停滞的人口流动性,外加早期新中国围绕农民扣的各种光荣的帽子,导致了出生在农村户口家庭或者城市户口家庭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这一生的路径。毛时代之后沿用了农村和城市的户籍制度划分,无论是在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其他方面,这样的划分都直接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不同结果。
农村和城市的二元性划分不仅仅是政府行政管理上的基本核心,同时也直接奠定了城市人被塑造为代表着现代、少数量、高质量,而相反的,农村人代表着落后、多数量、低质量这一整套社会文化和社会语境。而这样的社会文化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纯粹因为政治的设计而产生的。
举个例子,许多人认为农村人就是喜欢没事儿乱生(到现在网上这样的言论也不少),但是他们从没有认真了解过20世纪末期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不同。一个极小的例子:农村地区大量人口务农为生,生产、人口、生活都是基于传统的相对松散状态的管理,所有当有人超生时,只要不被发现,田照种,饭照吃,大不了跑到天涯海角避避风头。然而在城市中,绝大部分人工作于计划经济时代下的国家企业,跟同样的一群人在一起工作、居住、上学、就医等等。每一个单位、单位中每一层、一直到街道办居委会都有计划生育办公室,一个超生的人所面临的是天网恢恢,是整个职业生涯的断送,是对生活在周边的亲戚、家人的巨大影响。这样一个简单的因素,就可以在客观上为农村和城市地区的人口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真的是城里人因为更加现代所以选择少生?还是因为超生成本大大高于农村人?

数量:计划生育
早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极度暴力的,因为早期的反抗也是最为强烈的。一个政策的推行需要基于行政机构的每一个层级,层层推进,每一个层级都有相应的政策、法律法规、执行方式、执行人员等等。所以计划生育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现代国家政策,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和行政机构体系进行运作。而一个事实是,出自中央的方向新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于是有的地方更加强硬,有的地方更加柔和。
对人口数量的管理是及其复杂的,并且政治会深入到许多我们日常认为不属于政治,而是属于科学的范畴。国家对人口的管理并不仅仅只是对新生儿数量的管理,还有对于婚育时间、新生儿养育、等等基于优生学的管理。举个例子,从70年代开始整个国家的宣传集中于“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再举个例子,当国家需要更多人口的时候,会鼓励家庭价值、会在教科书上写较为早的女性适婚和适孕年龄,反之亦然。比如说,如果所有人在书本上学习到的是女性最佳生育年龄不能超过25岁,那么早婚早育的比例则会大大提升,新生儿出生会提高,人口会增加,反之亦然。
所以管理者面对的问题其实是,一开始是政策强行要求少生,如何让大家主动接受这个价值观并且主动少生?所以我们会看到横幅、标语、思想工作会议,以及那些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书本里的、文化里的、科学里的信息。科学从来都不是客观的,哪怕科学也是政治的、文化的一部分。

质量:健康、教育和福祉
关于人口位置和数量的管理由许多研究,但是人口质量的研究却很少。从20世纪末期开始,管理者对于人口质量的计划可以简单归结为一句话:生产更多高素质、高质量的中国人以让他们更好的参与一个现代的全球化经济。在以政府为主导的优生意识形态宣传中,所谓“优质”的概念一开始只是关注与新生儿的健康,然而逐渐的在官方语境中,质量/素质开始延伸到了一个人一生的健康、新生儿母亲的健康、儿童的教育、以及整个年轻一代的福祉。
早在80年代,国家和政府就开始逐渐的对于人口质量的意识形态打造。“素质教育”的口号在90年代随着整个中国受到新自由主义、国际商业文化等的影响应运而生。进入21世纪后,对小孩质量/素质的打造依然成为一个社会文化。整个社会不自觉的开始打造培养一个更加上等的、更加现代的、文明的新一代儿童。对人口质量的迷恋从国家政策和政治意识形态出发,结合了各类公共的和商业的机构,结合了21世纪开始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不仅仅让千万人前赴后继的去创造这个更高等的下一代,同时也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衍生出了庞大的幼儿、母婴相关产业。对于幼儿教育、早教、胎教、母婴健康、孕妇健康、等等等等的一系列庞大产业得以建立。
到这里,执政者依然解决了上面我们提到的那个问题:如何把一个顶端设计人口管理的政策,变成一个千千万万人主动去争取、发自内心去完成的目标?回到文章最开始,其实只需要一套完善的体系,一套将人作为产品进行生产的体系。在现有的社会体系之内,我们作为一个个的螺丝钉,都被按照同样的方式生产。我们相信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们相信从怀孕三个月开始就要花费巨资进行胎教,我们相信孩子两三岁不上补习班就无法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们相信各种各样的母婴健康信息、我们相信千千万万的儿童早教知识。科学永远是政治和文化的一部分,针对母婴群体的知识、科学、课程等等同样也是。

当被管理的人口都相信管理者希望他们相信的信息时,一个体系遍得以建立。在这个体系中,就好比资本不作恶便无法生存一样,不送孩子去最好的幼儿园,不给孩子最好的家庭教育、最好的衣食住行等等,便无法生存。所以当一个体系得以被建立时,体系中的人便无法逃脱。
例如,当我们都认为“都市人=现代、进步、数量少、质量高”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现象:比如,许多来自三四线城市但是工作生活在北上广的人,都会以大城市人自居;来到二三线城市打工的七八线小镇男女,会在二三线城市里追求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越发拒绝和远离那个生在小镇的自己;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只知道资本收购、跨国并购、物联网、去中心化、新零售、只知道北京三环以内的生活、只知道上海苏州河两岸的区域而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乡土、什么是中国农村—哪怕这么说这么想的人自己本身及来自二三线三四线甚至七八线小城市。当我们认为完婚、晚育、甚至丁克代表着进步,我们认为所谓“都市人”就是现代进步的,我们自然而然的会认为农村人落后、愚昧所以他们使劲生孩子,他们是反智的、反现代的,所以他们的小孩没有从肚里三个月开始听贝多芬,从两岁开始上补习班。
一切都成为了自觉,一切也都成为了常识。
下一篇文章,我会进一步的讨论这样的社会文化、大众意识形态和社会语境是如何被打造的,为什么许多人不自觉的相信都市人=现代和进步,为什么许多人相信着农村人=落后和退步,以及这样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应该如何从生命政治的角度进行解读。
参考文献:
Greenhalgh, S. & Winckler, E. A. (2005). 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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