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 | 评奈格里《野蛮的异端》
德勒兹对奈格里《野蛮的异端：斯宾诺莎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力量》的短篇书评。
德勒兹评奈格里《野蛮的异端》【1】
吉尔·德勒兹/文 夏虫语冰/试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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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格里（Negri）狱中写就的论斯宾诺莎之作从诸多方面革新了我们对斯宾诺莎主义的理解，我将集中讨论他所阐发的其中两个主要论点。
1）斯宾诺莎的反法律主义（Anti-Legalism）
诸力量的自主发展是（至少潜在地是）斯宾诺莎的基本观念。换言之，无需原则上的中介（mediation in principle）来建立与诸力量相应的诸关系。
相反，一个必然之中介的观念本质上属于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著作中出现的法律概念。这一概念包含：1）诸力量拥有某种个体或私人的起源；2）它们（指“诸力量”——译者注）必须被社会化，以产生与之相应的适当关系；3）因此存在着某个权力（Potestas）的中介；以及4）视界（horizon）与危机（crisis）[2]、战争或对抗密不可分，因此权力作为解决方案登场，尽管是一种“对抗的解决方案”。
斯宾诺莎经常被归属于霍布斯和卢梭之间的这一法律谱系。按照奈格里事情却并非如此。对于斯宾诺莎而言，诸力量与某种自发性和生产性密不可分，无需中介或诸力量的“组合（composition）”，这种自发性和生产性使它们的发展成为可能。它们是自身社会化的要素。斯宾诺莎直接通过“诸众（multitudes）”来思考而非通过个体。他的全部哲学乃是“潜力（potentia）”反对“权力（potestas）”的哲学。它在某种反法律主义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传统包括马基雅维利并导向马克思。正是本体论的“创构（constitution）”概念或身体的和动力式的“组合”概念与法律契约（contract）针锋相对。在斯宾诺莎那里，某种直接生产的本体论视角与任何对某种应当（a Should-Be）、某个中介或某种终极性的诉求水火不容（对于霍布斯，危机包含着本体论视界并将之归入其下；而斯宾诺莎这里，危机被归入本体论的视界之下）。
尽管我们能够理解奈格里论点的重要性和新意，但读者可能会担心其散发出的乌托邦气氛。因此奈格里小心谨慎地指出了为斯宾诺莎之立场创造可能性的荷兰社会环境的特点。与代表着对应欧洲君主制之“权力”的奥兰治家族（Orange family）相反，荷兰的维特兄弟（De Witt brothers）试图促使市场成为某种自发性的生产力量，或促使资本主义成为诸力量之社会化的某种直接形式。这是斯宾诺莎主义的异异端和荷兰的异端……但它们是不是同一个的乌托邦（utopia）？在此，奈格里所分析的第二个深刻观点呼之欲出。
2）斯宾诺莎的演变
早期斯宾诺莎，即撰写《简论》（即《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译者注》）和《伦理学》开头的斯宾诺莎保持着乌托邦的视角。但是，他以确保诸力量拥有最大程度的扩展对此进行革新，这种扩展是通过实体之本体论创构（ontological constitution）和经由实体的样式之本体论创构（即泛神论）而实现的。但恰恰因为运行（operation）之自发性或中介之缺席，具体实在物的物质组合（material composition）并非呈现为权力本身，并且知识和思想仍然必须返回自身，仅仅服从于存在的某种理想生产性，而非向世界敞开。
这就是为何我们可以在两个基本主题上从《神学政治论》和《伦理学》中辨识出第二个斯宾诺莎：一方面，实体的力量化约为诸样式，前者成为后者的视界；另一方面，思想向世界敞开并自我设立为物质想象（material imagination）。因此乌托邦终结，以致力于提出革命唯物主义（revolutionary materialism）的前提。这并非意味着重回对抗和中介。存在之视界立刻继续存在，但却是作为政治创构的地方，而不再是作为理念和实体之创构的乌托邦。
身体（和灵魂）是力量。它们不仅被其偶然遭遇和冲突（危机状态）所界定。它们还被无限数量部分之间的关系所界定，这些无限数量部分组成每一个身体并且已然将这一身体描述为“诸众”。因此存在着身体之组合和消解的过程，组合还是消解取决于它们（指身体——译者注）特有的关系是否适合。如果两个或几个身体在具体情境中组成它们各自的关系，那么它们将形成一个整体，换言之，形成另一个身体。让诸身体（和诸灵魂）按照组合关系来相遇是想象力的最高级训练，它在此启发了知性。因此斯宾诺莎的“共同观念（common notions）”理论是《伦理学》第二卷到第五卷的重要内容。通过在存在之视界下同时确保身体的物质组合和人类的政治创构，物质想象与知性结成了联盟。
奈格里曾为马克思《大纲》（指《政治经济学大纲》）所做的如此深刻的读解，如今用在了斯宾诺莎这里：即对《简论》和《神学政治论》各自在斯宾诺莎著作中的位置做一次彻底的重新评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奈格里认为斯宾诺莎思想中存在某种演变：从渐进的乌托邦（progressive utopia）到革命的唯物主义（revolutionary materialism）。奈格里毫无疑问是首位给予斯宾诺莎一则轶事以充分哲学意义的人，这件轶事讲述了斯宾诺莎如何吸引那不勒斯的革命者马萨尼埃罗（Masaniello）的故事（参见尼采关于“逸闻轶事”与“一位思想家生命中的思想”相匹配的言论）
我已经相当初步地说明了奈格里的两个论点。我认为过于草率地讨论这些观点并且表示反对或支持是不合适的。这些论点对于解释斯宾诺莎在思想史中的独特位置有着显而易见的价值。这些论题相当新颖，但它们使我们看到的首先是斯宾诺莎自身的新颖，在“未来哲学”意义上的新颖。它们呈现了斯宾诺莎哲学中政治学的核心位置。而我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评价这些论点的意义和理解内格里在斯宾诺莎那里已经寻找到的东西，以及他如何是一位本真的和深刻的斯宾诺莎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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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译自Gilles Deleuze, Two regimes of madness: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1995, Semiotext(e) / Foreign Agents, 2006, pp. 190-193. 标题有改动。 [2] 危机（crisis）在霍布斯那里主要指人类从社会状态回到自然状态或战争状态的危机。 ——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