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的教书生涯

在电影创作以外，杨德昌也努力跟年轻人交流。1988年，他进入台北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这也是一段常为人所忽视的经历。

杨德昌曾对学生说：“去学校上课是为了学讲话，不论目的如何”。在大学里，杨德昌是一个另类的老师。他不按常理出牌，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与方式教育学生。他的课堂是“没有教材，没有作业的，相当开放的课堂”。他从不照本宣科的灌输课本上的知识，而是注重对学生创意能力的激发，尝试开导学生更自信的面对他们自己。

据他的学生陈以文回忆，他上课习惯拎着两瓶可乐，一边上课一边喝会在三个小时的课堂上将那两瓶可乐喝完。戴立忍回忆：“上他的课什么都不用做。就只是和他在一起说话而已。”“每个人都很随意的坐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与其说是在教室里，不如说是在沙龙里，在咖啡厅里，甚至是公园里。”

具体上课内容则是杨德昌会先讲一段时事，让学生发表看法最后他会说出自己的见解。戴立忍认为这种课并不是真的无所事事，而是让学生思考分析时事，从中提炼出可以拍成电影的元素。这才是真正的创造性做法。

但显然，校方认为杨德昌这种离经叛道的教学方法过于激进了。在拍摄《独立时代》时不能到校上课，杨德昌甚至让学生到片长找他，这也让校方十分不满。到了1995年，因为片厂牵扯精力过多，杨德昌也就离职了。按照杨德昌的说法他其实是“被学校辞退的”。因为他“太左了”。

这段教学经历其实也是杨德昌一直跟因循守旧的保守的教育体制作斗争的几年。当然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片场实践，培养了不少得力的子弟兵。如鸿鸿、杨顺清、姜秀琼、陈以文、王维明、王柏森、陈湘琪等。他们在台前幕后为杨德昌的电影作创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见《愤世嫉俗：杨德昌和他的电影》69-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