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叔谈名著，畅销书，作家
没有一个作家能像他所愿的那样好，他只能写的像他能够做到的那样好。
这本书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写的，那就是要告诉读者一些有关建议他去读的这些小说的情况。读者很自然想知道这些小说的作者是怎样的人，我就又增加了一些有关这些作者的介绍。我的篇幅很有限，在谈到每位作家的生活和性格时，我就只能限制自己去选择那些在我看来富有意味的事实。我提到了各种著作。我正是从它们那里了解到这些实事的。对这些著作的作者当中仍然健在的人妈我在这里感谢它们给予我的教益和乐趣。
所有这些书都很畅销。但其中有三本，《红与黑》、《呼啸山庄》和《白鲸》在初版时遭到冷遇，却也是真的。那些注意到它们的批评家几乎没有说什么好话，公众则无视它们，这容易理解。因为它们富于高度的独创性，世人普遍都不懂得如何去对待富于独创性的东西：它把他们从那种无需费力的思考习惯中惊醒，他们的头一个反应就自然是恼怒。需要经过一个长时期，经过富于理解力的解释者们的引导，世人才能够放弃他们那种本能的畏缩。我提到的那三本书正是如此：让我们不要望了，当斯丹达尔想要再版他的著作的时候，他最亲近的一位受过教育，有相当文化修养的朋友，却恳求他划去《红与黑》，当《呼啸山庄》再版的时候，作者的姐姐夏洛蒂·勃朗特，很大程度上出于对自己名誉的考虑，却觉得应该为这本书辩解一番。还有霍桑，尽管和麦尔维尔是好朋友，并且赞赏他的个性，却还是明显的为《白鲸》感到不安。但时间改变了所有这一切。这三部小说的突出成就早已经被认识到了：它们变成了畅销书，至于我谈到的其他那些小说，它们立刻就征服了读者，从出版的那一天起，它们就很畅销，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详细讲述这一点，是为了指出某些批评家——不幸的是还有一部分自认是属于知识阶层的读者——是多么愚蠢，他们会为了一本书是畅销书而谴责它。当然，我并不是说畅销书就一定是好书。它可能很糟。一本书可能因为涉及到某个当时正巧使公众感兴趣的题材而成为畅销书，因此，尽管它可能有极大的缺陷，却还是吸引了广泛的读者。而当众不再对这个特别的题材感兴趣的时候，这本书也就被人遗忘了。
在美国，这几年来，不断加强的广告宣传极大的增加了书籍——无论小说还是非小说——的销售额，而且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那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书身上；但我想，所有的出版商都会同意，无论他们打算在宣传上花多少钱，他们 不可能成功的使一本书得到广泛的阅读，除非这本书有某种东西能够吸引公众。所有这些广告所能做的，仅仅是使那些将会乐意阅读这本书的人注意到它。正因为它肯定有某种使自己具有可读性的东西，这些出版商才会这样做，尽管它可能结构得很差，写的很糟，平庸，做作，伤感和不合情理。它一定对大众具有某种普遍的感染力。说人们不应该喜欢这样一部有如此严重的缺陷的作品，那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喜欢了，他们对那些缺陷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在书中发现的某种特别的东西吸引住了他们。倘若批评家能指出这东西是什么，那倒是有益的。倘若这样，他们就能给我们以教益。
当我思忖那些使我谈到的这十本小说能够永享盛名的特性是什么的时候，我首先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它们彼此都非常的不同。它们都有自己的成就和缺陷。它们当众有一些写的很坏，有些结构不佳，有些几乎谈不上言辞巧妙，有些则冗长得令人生厌。但他们都极富个性，正是作家的独特气质使他能够以他持有的态度去观察世界。这也许是一种令人喜爱，或者不令人喜爱的个性，都没关系。即便他是以某种一般舆论认为不正当，也不正确的方式去观察的，那也没关系。唯一有关系的就是，他应该以自己的眼睛去看，而他的眼睛应该向他显示一个他独有的世界。你可能不喜欢他所看到的世界，因此他的作品也就不合你的口味，但是，你却不可能不对他表现的这个 世界的力量产生深刻的印象。或者你可能喜欢他的世界，你就会被他深深的感动。这一切全看你的性情如何，和他的作品价值无关。
一个好作家不会讨厌写作。要写的好是不容易的。没有一个作家能写得像他所愿的那样好；他只能写的像他能够做到的那样好。读者当然记得，福楼拜发现要是自己满意是一件可怕的人物；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则几乎没玩没了的重写和修改。但是，他们 充满写作的激情。写作不仅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更像是饥渴那样急迫的生存需求。事实上，他们当中没有谁受过高等教育，甚至也并不聪明。写一部好作品需要才智，但并不需要非常高的才智。当他们讨论一般的思想时，他们的天真经常令人吃惊。他们几乎没有抽象思考的能力。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命题，而是实例，他们的感觉是强有力的，甚至容易激动；他们有想象力，有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一种把自己设想为自己虚构出来的人物的能力，为人物的快乐而高兴，为他们的痛苦而苦恼。
有人曾提出过一个看法，认为身体上的残缺和幼年时代的不幸遭遇是一个作家创造力的决定性来源。因此，倘若没有一只先天畸形的脚，拜伦就不会成为诗人，而如果没有在一家鞋油工厂干过一段时间的花，狄更斯也不会成为小说家。这是胡说八道。无数人一生下来就有先天急性，无数儿童被迫去做他们认为可耻的工作，却并没有写出哪怕十行的诗或者散文。所有的人都有创造力，而在其中一部分特别幸运的人身上，这种能力特别充沛而持久。如果不是从自己的天性当中得到了那种强烈的创造冲动，那无论是拜伦的残废的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还是狄更斯在那家鞋油厂里的不幸经历，都不可能使他们成为一个作家。而他们的这种冲动，是和支配那些身体健康的亨利·菲尔丁，简·奥斯丁和托尔斯泰的冲动完全一样的。我不怀疑一种躯体或精神上的缺陷会影响一个作家的作品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它会使他疏远自己的同伴，使他产生痛苦的自我意识，变得偏执，以至于是从一种经常是过分悲观但却非同寻常的立场来观察世界、生活和他的同胞。那种放荡不羁的艺术家的托辞——他只能在“有灵感”的时候，或者“心灵驱迫他”的时候才能写作——与他们无关。无论他们的生活多么散漫和不合常规，写作的时间一到，他们就会走向书桌，正和办事员去自己的办公室那样有规律。
作为结束，我想从怀特海的一本书中摘引几句，我在写这一页的时候碰巧重读了这本书。这些话似乎非常贴切的概括了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有必要提出来的那些看法。
“人类需要某种能在一段时间内使他们全神贯注的东西，某种逾出常规，使他们凝神谛视的东西。而伟大的艺术则不止给人片刻的振奋。它是其中增强灵魂的自我实现的东西。它不但以它给人的那种直接的愉悦来证明自己的意义，而且以对它对人深层意识的（自我实现的）训练作为证明。这训练并不能和那种愉悦截然分开，因为后者正式因前者而引起的。它使灵魂——包括它深处那最基本的自我——转变为价值的永久性的实现。”
“然而，我们不要期望能一下子看到所有的优点。只要有某种奇特到足以引起人兴趣的东西，我们就应该满足了。”
摘自《巨匠与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