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滕曼曼：土耳其伊兹尼克瓷 çini-making

除了大理石砌成的高大、庄严的清真寺，琳琅满目的挂毯，醇厚浓郁的带渣咖啡，在土耳其，还有一样东西让人爱不释手，那便是色彩斑斓、精雕细作的瓷器。

先不说土耳其的陶瓷样式多、图案繁复，土耳其红和钴蓝的艳丽，精美绝伦的手工，阿拉伯文字和伊斯兰故事及图案，都极具土耳其印记。

提起土耳其的陶瓷，首先想到的就是伊兹尼克和“伊兹尼克蓝”——独特的深蓝色瓷器砖。

çini：中国和瓷器

在土耳其语中，çini一词有两重意思，一为“陶瓷”，一为“中国”，这和英文china带有中国和陶瓷双重含义异曲同工。

再观其形制、花纹和色彩，不难发现土耳其陶瓷与中国的青花瓷，有不少相似之处。

不得不说，土耳其和中国在陶瓷方面的确很有渊源。

▲16世纪的土耳其仿制品

一位土耳其诗人曾经这样形容土耳其，“像一匹烈马，从亚洲狂奔而来，一头撞进欧洲大陆”——它横跨欧亚两大洲，文明的碰撞留给这片土地五彩斑斓的印记。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9世纪时，土耳其大概便已经接触过中国的瓷器了。那时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瓷器经底格里斯河口地区中转站，由附近的商人转运到土耳其、叙利亚、北非和东非地区。

到10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已经成为世界海上贸易第一次高峰中最为重要的商品，邢窑白瓷、唐三彩、长沙窑釉下彩瓷、越窑青瓷和广东地区的大型翁罐都源源不断地沿着印度洋海路向西推进，这些精致、优雅的东方奢侈品，随之蜚声海外，成为世界各地显贵名流魂牵梦绕的收藏品。

早先流入土耳其奥斯曼皇宫的中国瓷器大多数是战利品和礼品，因其珍贵与精美备受皇室的青睐，随后以商品的形式被商人带入奥斯曼帝国。

然而当时的土耳其，并非没有自己的本土瓷器。其历史可上溯至公元9世纪——名为伊斯兰瓷，但严格说来，它并不能被称作瓷器，而是一种“玻璃砂器”，因为其胚胎的原料是黏土和石英，而非高岭土和瓷石，且制作时为低温烧制，品质也介于瓷器和普通陶器之间。这种伊斯兰瓷显然无法与中国的精美瓷器相媲美，也未能在市场上撼动后者的至尊地位。

13世纪（塞尔柱和奥斯曼时期），从传统伊斯兰瓷发展而来的装饰性陶瓷和陶瓷画，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现藏于科尼亚卡拉塔伊陶瓷博物馆中的绘有双头鹰图案的八角形瓷砖（公元1236年所制）可见一斑，然而仍未能完全符合“皇家口味”。在土耳其帝国吞并了马穆鲁克王朝辖下的广大中东地域后，帝国统治者延续了对中国瓷器的重视和钟爱。正如皇宫中所藏的一幅描绘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宴请外国使节的图画上描绘的那样，席上使用的餐具全部是来自中国的瓷器。

到13世纪末，随着中国元朝的建立和不断扩张，中亚、近东和北非与中国的联系更为紧密。这时候，举世闻名的元代青花瓷出现了，一经面世，便受到这些国家皇室贵胄的热捧。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尤其痴迷中国青花瓷，而拒绝购买“国货”，他在位期间，托普卡帕皇宫（TopkapiPalace）新置了200多件青花瓷餐具，专门服务于苏丹。托普卡帕皇宫如今已成为土耳其最大的博物馆，珍藏着中国瓷器精品一万二千多件，其中不少产自元、明、清时期，元代青花瓷馆藏数量称得上是世界第一，然而本土瓷器的藏品数量却屈指可数。

奥斯曼皇室贵胄对中国青花瓷的钟情，带动了举国上下对青花瓷器的热捧，也令它成为土耳其上层社会时尚与奢华的符号。但珍贵的青花瓷要从万里之外的中国进口，价格不菲，一瓷难求。为此，工匠们开始模仿青花瓷风格制作陶器，也有不少土耳其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充当“间谍”学习陶艺制作。

伊斯兰景德镇

于早期伊斯兰瓷的基础上，能工巧匠们经历多番试验，在15世纪后期终于研制出了一种在外观上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十分接近中国瓷器水准的陶器。尤以伊兹尼克陶器（Iznik）的仿制成就最高，影响范围最广，伊兹尼克也获得了“伊斯兰景德镇”的称誉。甚至在帝国的官方记录中，一律将伊兹尼克陶器称作“瓷器”（çini），可见它惟妙惟肖的程度。

伊兹尼克是一个典型的土耳其小镇，位于伊斯坦布尔东南100公里的伊兹耐克湖东岸，伊斯坦布尔东南部约60英里处。早在拜占庭时期，这里便是连接安纳托利亚和东部最主要的贸易之路的要冲，贸易活动繁荣发展，那时候它的名字是尼西亚（Nicaea），它更是奥斯曼帝国占领的第一个中心地。

虽然当时布尔萨、伊兹尼克、屈塔希亚和伊斯坦布尔等地，都是土耳其著名的陶瓷生产中心，但以伊兹尼克的瓷砖最为出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优质的红色黏土：耐受摄氏1400度以上高温，石英的含量高达85%，质量上乘。使用这种土烧制出的陶器，破碎的几率就大大减少了。

从采集到的泥土中去除杂质的并不是机器或工具，而是一双双布满皱纹的老人的手。这种类似用筛子精细筛选的手艺，没个一两年是练就不了的。被筛掉杂质的泥土还需要凝固十天左右才能变硬实，整个干燥过程非常讲究，不能直射暴晒，也不能用时过久。和好的泥料还需要催熟四五个月，之后才能用来做陶器。

练泥、拉坯、印坯、利坯、晒坯之后，便是手工制坯、打磨、上釉，制作的工艺和方法与我国传统的烧制瓷器方法并无大的不同。但与早期的“伊斯兰瓷”相比，伊兹尼克在配方和工艺上进行了大幅改良。烧制的温度有所提高，达到了900-1200摄氏度，但仍略低于中国烧制瓷器所要求的1200-1400度。一些复杂的产品并非一次成型，而是利用融化的石英、玻璃或胶水拼装而成。上色则普遍采用釉下彩的方式。

吸收而非模拟

因为奥斯曼宫廷对青花瓷的痴迷，伊兹尼克陶器在颜料上也常常选择钴蓝色，甚至一度出现了大批中国青花瓷的土耳其伊兹尼克“姐妹款”。从外观上看，成熟的伊兹尼克陶器与中国同代瓷器的差别已相对微弱，虽然在质地、敲击的声音上还有所欠缺。不过，土耳其人更愿意将伊兹尼克陶瓷中对中国瓷器的使用，描述成“吸收”，而不是“模拟”。

因为，从16世纪开始，伊兹尼克陶瓷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时候正处于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1520-1566年），帝国国力空前强盛，加之苏丹本人、皇后许蕾姆苏丹、大维齐鲁斯坦帕夏等显贵均热衷于资助艺术事业，伊兹尼克陶器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器物造型上兼受明初官窑青花和伊斯兰金属器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碗盘造型外，还生产挂灯、烛插台和六边形镶嵌砖等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产品，涵盖了餐具、饮器、摆件、灯具、建筑墙砖等多个门类。

纹样装饰则加入了特有的奥斯曼蔓藤花纹或者抽象图案，或将土耳其文化元素如阿拉伯文字与元明青花中常见的缠枝花纹装饰穿插在一起。伊斯兰教义禁止偶像崇拜，人和动物的题材较少，因此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植物花卉图案装饰，如康乃馨、风信子、玫瑰、郁金香等，其中长而尖的郁金香是最受喜爱、也是最常被使用的图案。

色彩方面，也由蓝绿色和暗钴蓝色，变得更加斑斓多样，出现了灰绿色和淡紫色等较为清淡的色彩。到了16世纪中期，极具个性的红色代替了之前的紫色，明亮的鲜绿色替代了之前流行的灰绿色。这种别具特色的红色彩釉又被命名为“土耳其红”。

总之，这一时期，伊兹尼克陶器以惊人的速度快速扩张，一度与中国瓷器有分庭抗礼之趋势——伊斯坦布尔圣索非亚大教堂、鲁斯坦帕夏清真寺、托普卡匹皇宫均大量使用伊兹尼克的彩绘墙砖进行装潢，而仅著名的蓝色清真寺，镶嵌的伊兹尼克墙砖就达到了20000块。

▲ 伊兹尼克面板内部员rustempasha清真寺

除了畅销国内，伊兹尼克陶器还开始在奥斯曼帝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寻找新的市场，在意大利半岛便颇受欢迎。除了基督徒大量购入，希腊船长和海员也开始大量购买伊兹尼克陶瓷（有帆船图案的陶瓷最受欢迎），再将其转卖到恰纳卡莱和伊斯坦布尔，从中获利，很多伊兹尼克餐具的边缘处都有希腊语铭文。

可惜好景不长。苏莱曼大帝去世后，伊兹尼克陶器失去了首都最重要的赞助人。16世纪后期起，奥斯曼帝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方不断提高税率，这对伊兹尼克的众多工坊是一记沉重打击，直接导致大批工匠流失，制作工艺开始逐步下降。1620年至1700年间产出的陶瓷，色彩暗淡，色质极差，陶瓷上的红色装饰中夹有褐色杂质，而蓝色和绿色颜料则很难和釉层相融合，设计上几乎毫无美感可言。

生产的停滞、质量的低下、新设计的缺乏，加上进口中国陶瓷带来的冲击，使得伊兹尼克制陶业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到1716年，伊兹尼克制陶业全面停产，最后一块出厂的伊兹尼克墙砖，还是希腊的一所修道院购买的。至此，盛极一时的伊兹尼克制陶传统就这样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中。

不过，虽然伊兹尼克的陶瓷生产终止，但屈塔希亚的传统陶瓷制作和生产在土耳其延续至今。此外，伊斯坦布尔为宫廷服务的尤尔德兹（意为“星星”）瓷厂也已恢复生产，其产品以精细著称。一些散落在各地的能工巧匠，也开始“重塑”伊兹尼克陶瓷，怀旧情怀满满。

如今设计单纯、用途固定的陶器，已经无法俘获用户的心，只能在设计和形制上出奇制胜，而想要制作比以前更大更华丽的陶器，就必须要付出几倍的努力和时间。

传统的陶瓷制作，多为手工作坊形式，常常以半地下的洞穴作为基地。因为洞穴的湿度能保持在一定范围，对于大型陶器的制作来说最合适不过。陶器的定型工作在洞穴的下层完成以后，剩下的所有工作都在上层完成，包括陶器核心的花纹制作、材料的准备、烧制等。很多工坊都对外开放，人们可进入参观制作流程，这也是源于土耳其人对本民族手工作业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