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孔孟之学，以《诗》《书》为宗
通识。“今得阮元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 ——“圣人之道貌岸然，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足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阮元（1764～1849）治学由训诂入手，长于比对归纳。和徽派朴学前辈一样，认为考据、义理、辞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顾并重的，不重考据，将无从窥探学问的门径，无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据，不探求义理，仍然不能步入学问的殿堂。可见，阮元虽主张由训诂求义理，但同时意识到汉学埋头故纸，限于猥琐的流弊，坚决反对“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纯粹训诂之学，意在超越局部的研究而作融会贯通的工作，这也是阮元在学术见解上体现出与戴震之学的差异。
朴学。“实事求是而已。” ——“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揅经室集．自序》）。阮元论学之旨，主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之“实”， 一方面是“实”的方法。以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探求经书义理、恢复经典原貌的做法即为“实”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务实”的含义。阮元的“实”又具有“实学”、“实行”、“实践”、“务实”等带有关注“家国天下之事”时代特点的新含义。
考据。“读书首在识字”。 ——阮元与戴震提出的“读书首在识字”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考证字的语源、本义、通假、训诂并有所发挥。又如在对于古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中，阮元考证文字本义和造字之始。经过细密考证，写出《明堂论》、《封泰山论》等文，认为所谓“明堂”、“辟雍”只不过是上古没有宫室时的一种简陋的结构，很象后世游牧地区的帐篷，上圆下方，四周环水，每逢大事如祭祀、行军礼、学礼，或者发布政命，都在这里举行。
义理。“义理从古训中来”。 ——“若义理从古训中来，则孔子所得之义理，必自孔子以前之古训中来”。阮元一贯主张“若义理从古训中来，则孔子所得之义理，必自孔子以前之古训中来”，正如阮元在《诗书古训》一文中说：“万世之学，以孔、孟为宗；孔孟之学，以《诗》、《书》为宗。学不宗孔、孟，必入于异端。孔、孟之学所以不杂者，守商、周以来《诗》、《书》古训以为据也。《诗》三百篇，《尚书》数十篇，孔、孟以此为学，以此为教，故一言一行，皆深表不疑。”阮元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讲求“因古训以求义理”，或言：“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在论“仁”字的含义过程中，运用归纳的方法，把孔子、孟子所有论述“仁”字的文句集中起来，加以排比，写成《论语论仁论》及《孟子论仁论》，用孔孟论述“仁”字的原意去纠正后世对“仁”字的曲解，从而避免了离开实事而空谈心性的误区，体现了所谓的“以古训明义理”。
辞章。“重文笔之辨”。 ——阮元与当时的与桐城派“古文”异趣迥然，其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提倡骈偶。阮元从事文字训诂，着眼于源流和发展演变，着眼于字群音义上的相互联系，不是进行一词一义、一事一物的孤立的研究考证，而是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研究事物。研究礼制典章，不纠缠于事物名称的孤立考证，而是着眼于古代礼制的大体，不脱离历史发展的背景和阶段性，充分体现出他联系、变化、会通的史学观，诚如皮锡瑞所言：“今得阮元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经学通论．三礼．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以阮元之言为定论》）
注揅（yán ，古同“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