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 would haves are our real possibilities."

在写论文和找租客的忙乱之中，临时决定去阿姆斯特丹玩两天，否则我或许会永远错过这个城市。我的指导教授得知我的旅行计划后对我介绍说，阿姆就是三个景点很重要，你一定要去看！荷兰国立博物馆，梵高博物馆和水坝广场。于是我简单看了一下地图，似乎对我来说也真的就两个博物馆比较感兴趣了。没想到的是，临出发前坐在咖啡馆里圈划旅行攻略，才发觉阿姆有安妮弗兰克纪念馆。

小学五年级时读了安妮弗兰克的日记，那时她只比我大一两岁，但是她文字中琐碎、细微而坚定炽热的种种情感是当时日日困在学校和作业里的我无法触及的，因此也无比动人。我只知道他们藏身的“后宅”炎热狭小，只知道他们需要非常注意食物、用水和生活声音，可是没有到过现场，就永远无法对日记中的种种记述有“实感”，而她的日记对我而言又非常重要，开启了我对二战和德国的兴趣，使那时的我第一次跳出自己的生活和经验圈子之外，对他人（尤其是这样一位几乎同龄的、同样热爱文字的少女）所遭受的苦难有了感知。于是当即决定，安妮纪念馆必须要去参观，而实际上这一次参观也成了阿姆之行中最为深刻和心碎的体验。

第一天到达后在宾馆check in，然后立即搭电车去了安妮之家。到了之后才发现是online tickets only，现场上网打算买票，但是网站非常拥挤竟然需要排队等待后才会刷新到首页。当天的票已经非常少，我自己的信用卡竟需要短信或密码器验证才可以买，对于早已换了手机卡的人来说，我的两张信用卡都等于是废卡了，气得我差点没有从王子运河的岸边跳下去。急call我姐回家用她的卡，却因为耽误的这20分钟，当天的票一张不剩，第二天的票也只剩19点一个时间段的了。终于买到电子票后心跳都要失常了，如果再晚几分钟，或许我也会永远错过安妮纪念馆，那将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憾事。

进入故居改造的博物馆后，初初看到她的荷兰语日记原文被印在了墙壁上，配上英语译文，心中就开始有要失态的预感。第二个房间中，纪念馆用父母为安妮拍的多张护照照片做成了动态展示，看着她小女孩的甜美笑容我的眼泪瞬间落下。解说词说，安妮一家搬到阿姆斯特丹后，随着纳粹形势的严峻，父亲Otto尝试带全家去英国或美国，但多次尝试都失败了。在此期间父母为两姐妹每年拍摄了很多护照照片。于是我的眼泪更加汹涌，她的父母当时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年年带着孩子去拍照、次次只等到失望的呢。想起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写的话，“以前，人们旅行是不需要护照的。”

参观到第三个房间，展示的是所有向这八位犹太人（安妮一家，Peter一家和一位牙医）的躲藏提供帮助的人，都是安妮父亲Otto的工作伙伴，看到他们的照片和采访，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流，那样糟糕的年代里，他们真诚地坚定地不顾忌自身安危地持续帮助这八个人（被发现藏匿犹太人后最高刑法是死刑），每日来拜访他们，为他们带来外界的消息。Miep和Bep女士一直在市场上尽己所能为他们寻找当时已稀缺的蔬菜。还有两位男士分别负责给躲藏者提供书籍和操心安全事宜。回来后查了资料得知，Miep和她丈夫Jan还在此期间在自己家中也藏匿了一个荷兰学生，该学生因拒签向德国效忠的同意书而遭查缉。于是Miep每天要为11个人（8名藏匿的犹太人，1名藏匿的荷兰学生，自己和丈夫）准备食物。安妮在日记里将她描写得很有趣，“她总像一头驴子，身上驮着好几个袋子”（非中文原文，是我凭纪念馆里英文介绍词的选段回忆得出），可是仔细一想，也真是令人心酸。这个房间里还有当时阿姆斯特丹市按德国的指示所做的犹太人统计图，在全市地图上用黑点在相应区域标注犹太人的居住数量，一个黑点代表10个犹太人，然后，在后宅躲藏的8个犹太人照片之下，解说词说，“这八个人甚至都构不成一个点”。

安妮的阿姆斯特丹的旧居，于战后重新放置的书架，用作遮蔽后宅的出入口。故居内无法拍照，所以这是维基上的图片。

一个个房间参观过去，其他人和我一样也开始不停掉眼泪。楼梯狭小，窗户全部涂黑且卧室无窗，安妮在日记里写，“我热到整个人要融化了，只能赤着脚在家里到处走。” 各个房间里的遗物实在令人心碎：大家共用的起居室中，有一张微型地图，1944年盟军登陆诺曼底后大家每天听广播，Otto每天在这张微型地图上用图钉标注盟军的前进路线，大家在黑暗中默默等待希望。可是不久后他们被送上了最后一班开往Bergen-Belsen集中营的火车。还有夫妻俩为安妮姐妹一直在墙上记录身高的细细的铅笔线。安妮和牙医共用的卧室中，她贴在墙上的薄薄的图片和海报。这些图片中竟然还有英女王伊丽莎白的少女照片，多么讽刺啊，都是美丽的女孩子，命运截然不同。女王至今健在，可安妮永远停留在15岁，她的作家梦再也没有可能了。

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畔，Opekta旧公司大楼的正面。维基上的图片。

这是非常深刻的一次参观，所有关于日记的记忆全部复活：那个用书柜挡住的入口，Peter的阁楼，八个人每天碰面和吃饭的起居室……第一次见到了Peter的照片，他阁楼的卧室有比较多的新鲜空气。安妮喜欢早上过去那里透气。犹记得安妮写他们两个在阁楼里偷偷接吻的情景。回来一查Peter的资料，亲戚和朋友都评价他是一个非常害羞和安静的男孩子。然后德语维基的一行字让我眼泪又掉下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Peter时常照顾着安妮父亲Otto，为他找食物吃。食物在集中营的恶劣环境里是唯一重要的东西，他竟然还愿意持续地去照顾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躲藏同伴”。这个异常害羞又善良的男孩子啊。然而在盟军到达奥斯维辛前夜，他被送上了“死亡行军”。（Peter van Pels kam in das KZ Auschwitz, aus der Zeit seiner dortigen Internierung ist bekannt, dass er Otto Frank regelmäßig mit Lebensmitteln versorgte. Beim Vorrücken der Roten Armee wurde er in der Nacht vom 17. auf den 18. Januar 1945 auf den „Todesmarsch“ geschickt.）

Peter van Pels照片

即使回到了我在德国的宿舍，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查看这些资料时，我的眼泪依旧是忍不住，为什么这八个犹太人，一点都没有得到命运的眷顾呢？他们是在希特勒统治崩溃前夕被发现的，送他们去Bergen-Belsen集中营（他们要在几个集中营之间转运）的那班火车甚至是阿姆斯特丹开往那里的最后一班，Peter甚至都没有机会在奥斯维辛熬到盟军的到来......那么多的甚至，那么多的心酸。

安妮故居里面无法拍照，他们藏身处之外，街景是我无法用照片记录下的美丽。可就是出不来，就是活不下去。房子边上就是宏伟的阿姆斯特丹西教堂，但是这八个人没有得到一丝庇佑。

他们藏身处几米之隔的美丽的王子运河

阿姆斯特丹西教堂

补充一点帮助者的资料。

我非常惊异于Miep和丈夫Jan的那种持续的善良，头脑一热答应要协助藏匿是很容易的，可是她和丈夫在两年多时间里照顾着后宅和自己家中的藏匿者，食物又日渐稀缺，还冒着被发现后自己也被判刑的巨大风险，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两个人会做出这样大的义举。维基上的资料说，Miep是1909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一个劳工家庭中诞生，本名赫米内·桑特鲁希茨（Hermine Santruschitz）。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政治与经济动荡，食物短缺造成了物价飞涨，赫米内的父母为了能让瘦弱的赫米内有机会活下去，参加了一个荷兰劳工社团发起的针对奥地利劳工子女的援助计划，赫米内幸运地被选上，11岁（1920年12月）时被送往荷兰莱顿，寄养于在煤炭工厂当领班的劳伦斯·尼温堡（Laurens Nieuwenburg）家里。尼温堡一家除了劳伦斯夫妇外，还有4个男孩与1个女孩，他们都能接纳与关爱赫米内，并为她取了个小名“Miep”，这也成了她日后惯用的名字。劳伦斯夫妇还安排她上学，在学校她成绩优异。原本Miep只获准在荷兰逗留3个月，却因为其健康状况不佳而得以延长逗留时间，但获准逗留时间结束以后相关政府机关并没有讨论她的非法逗留问题，Miep从此成了尼温堡家的成员，并于13岁（1922年）时跟随尼温堡家移居到阿姆斯特丹。高中毕业后Miep在安妮父亲Otto开设的果胶（调制果酱用）公司Opekta当助理，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合并后，Miep试图放弃奥地利国籍，转为荷兰国籍，但此事迟无进展。1941年某日，Miep被德国大使馆召见，使馆方面要求她加入纳粹女子社团。她拒绝了这一要求，馆方因此在其护照上的到期日上打了个大大的叉，并在护照上注明“你的护照已经失效，除非你嫁给荷兰人，否则你必须在3个月内回到维也纳。”Miep不想离开荷兰，所以她在3个月之内与相恋多年的荷兰人扬·吉斯（Jan Gies）经过繁琐的身份认定后结婚。Jan在帮助后宅中的8个犹太人躲藏期间，还透过与全国潜水员组织的关系取得了配给证，为大家弄来更多的食物。

Bep Voskuijl，又名Elisabeth，是安妮躲藏期间的朋友，Otto说他经常看到安妮和她在楼梯间的窗户处窃窃私语。她用自己的名字为安妮和玛戈两姐妹报读函授课程，玛戈的算术还在课程里得到了高分。她也会为安妮带来一些书和杂志。

我也始终惊异于安妮一家在劫难中所能保持的自持，父亲Otto鼓励安妮多阅读，安妮和玛戈还保持着旺盛的学习热情。尽管安妮在日记中也提到了父母紧张的婚姻关系，她对其他同住者的不满，但是这些内容我回忆不起读过的书中原文了，所以也没办法在参观时有什么共鸣。

参观的最后一站是一个放映室，循环播放着各国人士对安妮日记或纪念馆的感言。Emma Thompson的一句发言催人泪下: Her would haves are our real possibilities. 还有一个90年代初南斯拉夫内战受害者的发言也格外动人，当时她只是10岁的小女孩，和父母在逃难中失散、甚至根本不知道父母是否还活着，和安妮最后的处境非常相似。她说“只有孩子理解孩子。安妮当时也是孩子，她写下了战争真实发生时是怎样的，于是我也开始写我自己的日记，后来我的日记变成了我的生命轨迹，维持着我的清醒。我的生命是安妮给的。（I owe her my life.）”

还值得一提的是，安妮故居里是维持着盖世太保和荷兰警察搜捕之后的样子，即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没有了。但是各个房间有展示按Otto和帮助者们的记忆所复原出来的房间照片。让故居里维持着空荡的状态是Otto的坚持，他说，战争夺走了一切，那就让它这样存在下去。 Otto的这句话其实细读之后有种泣血之感，因其隐忍，所以痛之更甚。让一切是被掠夺之后的样子，让一切是无可挽回。

最后，我非常想为自己记下对八个藏身者给予帮助的人：Miep and Jan Gies, Victor Kugler, Johannes Kleiman, Bep Voskuijl, Johannes Voskuijl，他们坚定无畏的帮助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