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民族 II

受害者民族是不是只有趋向自我毁灭一条路可以选择？从可能性的角度而言，自然并非如此。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不是不能康复的。但是从集体的无意识/意识角度，能否消解身为受害者的文化心理，则是个困难的问题。

受害者的文化心理首先不是一种纯粹的建构，而具有事实的或历史的基础。但文化创伤并不能等同于个人亲历的精神、肉体创伤，而是一种通过社会话语而叠加、重复出来的痛苦感。这种痛苦感的表象是无法找到创伤的责任者，或责任者拒绝承担责任，因此造成创伤无法愈合。但背后更深的机制是对社会成员对自身和自身所在社会的整体之无能的恐惧和幻灭。这种恐惧和幻灭感，来自于这样一种无意识：即认为自己首先是无能的个体，因此对社会的整体无能并不负有责任。但同时又在不断盘问我所在的社会文化为什么会失败？凭什么它会成为受害者？连带着我也如此？

这种创伤造成的受害者文化，其根本倾向并不是要对事实的或想象的责任者寻求真正的报复；相反，却是因为社会成员要对自身社会的无能，以及自己在这种无能中所承担的道德责任进行逃避。从这个角度看，治疗受害者民族，最重要的便是让其社会成员自己作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让其为自身的选择承担道德责任，从而治疗这种道德无能感。这本质上意味着采取一种政治性的、社会性的立场。但这一点是最难实现的，因为受害者文化擅长逃避自我，通过不断在话语-想象中强化加害者的存在来转移自身道德责任，或是通过加害他人（通常是弱者）来模仿侵害-受害的过程，从中获得一种加害者的优越感，或者通过自我毁灭来抵消自身的道德责任。

悖论结构：只有直面身为受害者的道德责任，进行自我管理，才能放弃受害者的文化想象，从而达成自我与自我、自我与文化的和解。受害者民族的治愈必须是一种自我管理自我的政治性治愈，而这正是受害者症候最为抵制，最需要逃避的东西，它必须通过不断强化受害者想象来达到避免进行这种自我治愈的目的。受害者民族并不想治愈，却沉溺于舔舐自己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