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写个人版本的中国通史，试着用倒叙方式

第二部 民国：从拥有到失去1911-1949

第一章 内战落幕194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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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可以说国共内战的结局在开始之前就已确定，但国方崩溃的速度还是令人略感惊异的。毛泽东的文选中，关于内战这一时期的论述呈现出他做为战略家的卓越才能和精准判断，他提出1947年6月是共军转为战略进攻的阶段之起点，这就讽刺性地表现出国方的尴尬处境：国军的攻势阶段基至短于其被动守势的时间长度。此亦再次验证了对国军的一个深刻评价，即攻击精神的厥如。传统中农耕文明的因子，导致正规武装力量往往缺乏必要的攻击精神。国军在抗战中是弱势守势，稍有攻击精神的是在美军支援下完整进行了缅北反攻的几支部队，独立95师、青年军等极少数部队，以及在华北俨然有游牧民族遗风的绥远系部队和西北回教的马家军。其他部队加上内部固有的派系文化掣肘，但求自保，不思进取，偶有鲁莽冒进者，极易被共军以优势兵力围剿，故造成一般官兵更加畏首畏尾，战意低落。

但是，与国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彼时共军的精神状态截然不同。东北野战军的林彪罗荣桓在1947年底给毛泽东的电文中称，共军士气饱满旺盛，没有担任主攻或被安排战斗任务的部队，常常表示不快。战斗开始，各部争相请命，以抢得艰巨任务为荣。

中国历史上类似现象并不鲜见。官军和叛军比较起来，后者常常是充满攻击精神的，譬如黄巢李闯及初期的太平军，一旦角色位置置换，得到利益的一方便迅速陷入保守束缚的困境。归根结底，可能还是农耕文化的心理积淀。中国人在穷途中往往会爆发放手一搏的悍意，生计无忧时则会有保平守成的心态。

1947年中，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中共中央提出进行全国性的反攻，标志国共双方的战略态势已经完全逆转。就军事收获上讲，刘邓的跃进外线并不算非常成功，但给国方造成的心理重创至关重要，蒋介石也只能承认已陷入劣势被动的危境。本来就有派系纠葛、素质参差等弊端的国军内部，再加上被共方情报机构渗透，几乎已毫无胜算。

除了战场上的挫折，国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无一例外地全面溃败，最根本的两个因素是文宣和财政。在文宣上，中共以完美的宣传攻势，抹黑了国府，美化了自身，并以各种愿景的许诺，得到了社会从农民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期待。在国统区，中共成功的开辟了心理战的第二战场，国府即便在原本最为熟悉的江浙大中城市，也逐渐沦为被唾弃的对象。国民党高层吴国桢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将揭露苏俄内幕的书籍给多名亲共大学生阅读，试图改变其思想，但收效甚微，表现出强烈的无力感。

在财政上，作为中国的现行政府，庞大的军费和行政支出必不可少，但是抗战导致的财政破产根本没有得到恢复，就再度面临涸泽而渔的境地。经济危机影响了民众的生活水准，代表性的就是刹不住的通货膨胀，这反过来催化了民众的离心离德。抗战初期，国府是依靠黄金十年的积累家底，才能维持了初期的军事行动，而抗战后的烂摊子百废不兴，随即再进入全面的战争状态，这是无论如何支撑不下去的。

国府在此种恶性循环中，唯一可以期待的是来自外部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然而，很不幸的是昔日的盟友美国在杜鲁门的两个总统任期内，对国共内战采取了袖手旁观的立场，这可能是最为致命的外因。无论从军事装备上，还是经济援助上，美国都有能力大大缓解国府的压力，并且以实际支持给与国府最需要的背书和信心，问题是美国不但未曾这么做，甚至还一度对国府武器禁运。学者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但如果从八卦角度来说，蒋介石在194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支持杜鲁门的对手杜威，却没料到杜鲁门爆冷胜出，这或许也是影响国美关系的因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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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府的军事崩溃从东北开始。

1948年初的共军攻势，已经将国军压缩在几座失去联系的大城市，而国军战力也下降到了极点。以远征军为班底的国军东北部队，本就不服北方水土，更无法在东北得到充足的人员和军械补充，到此时的新一军新六军，已不再是当年劲旅。反之，共军可以依托苏联和朝鲜的盟友后方，充分调动东北的人力资源，加上林彪的军事天才远非陈诚和卫立煌等人可比，东北的战局基本没有悬念，问题仅仅在于国府是选择留在东北决战，还是将部队撤入关内。最终，国府选择了前者，这也就是辽沈战役。

不出意外，国军输掉战役，失去了多支精锐部队，也失去了中国重工业和商业基础最好的地区。林彪麾下兵强马壮的四野入关，两军的实力对比已经不在一个档次。在随之而来的淮海战役中，国军中央系的最后几个精锐兵团全部覆灭，已经没有划江而治的本钱。假如国府及早决策，放弃北方，争取南北朝的局面，是否可行？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但以此时的情势而论，即便国府如愿，也阻挡不住共军的南下。

平津战役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傅作义选择了放下武器的投诚，但他仍然和蒋介石有秘密沟通的渠道，表示自己的做法是效仿姜维降魏。事实上，傅作义所为不过是传统军阀的故技，但他不理解的是，时代已经变了，中共和过去的武装集团完全不同，将带来中国社会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他的投诚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不过是想保存自己派系的实力，而在中共的新型体制里面，这种派系是没有存在可能的。关于傅作义的绥远系，确实是值得研究的对象，所以文末的每章彩蛋属于消失的绥远。

在失败者那里，蒋介石也把责任推给了桂系，当然这是气话。单纯派系问题并非国府崩盘的根本原因，而最终桂系、晋系、西北马家的相继覆灭，表明中共的压倒性力量优势已不可抵挡。在差距悬殊的优势面前，国府没能像抗战那样，退守西南等一隅，而是彻底被赶出了大陆。

张爱玲说在和胡适聊天时，胡适谈起中共的胜利，认为是纯粹的军事征服。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表面，中共固然是依靠军事胜利问鼎中原，但背后的原因是顺应并创造着中国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其核心是社会动员力的强化。中国从传统农业帝国被拉入现代民族国家进程，历时漫长，经过坎坷，而到了这个时期量变引起了质变。推荐学者齐小兵的【当兵：华北农民如何走向战场】一书，有详尽的调查分析可资参考。另一方面，中共的胜利更是意识形态文宣的胜利，其高效而优质的文宣，是调动社会动员力的利器，这才是国府输得最惨之处。胡适自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象征，但他的影响力不出精英知识分子的圈子，更遑论形成有社会动员力的意识形态，乡村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毛泽东却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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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假和真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