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没有人是局外人
还记得胡迁、林奕含这两个名字吗？
2017年4月27日林奕含被警察发现于自家卧室自杀，她生前曾根据自身少女时期遭老师诱奸的经历写了一本名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小说。生前她在采访中说：“这个故事折磨、摧毁了我的一生”。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重度抑郁症患者。
2017年10月12日青年导演胡迁意外离世，天才并且热爱电影的他，却在微博中留下“这么多年，从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电影是什么？电影就是——屈辱、绝望、无力，并使人像个笑话一样”这样无比丧气的文字。在去年的届金马奖向逝者致敬中他的名字和方逸华一同被电影人提及，而他难产的处女作《大象席地而坐》也终获柏林电影节大奖。
有人会说，我干嘛要知道这些，Ta的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确实没有关系。
但是，真的没有关系吗?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任何人是局外人。
七年前的突尼斯，已不再贫穷的突尼斯却还有很多贫民，26岁的布瓦吉吉是其中一个。贫穷的家庭、过早辍学、找不到工作、借钱、进货，推着手推车在街上摆摊。城管来了，掀摊子、扣下货、没收电子秤，争执中一名女性城管对他吐口水、甩巴掌、侮辱他死去的父亲。布瓦吉吉去投诉，没人理他，布瓦吉吉说会烧死自己，还是没人理他。最终，他不仅点燃了自己，也点燃了突尼斯人民长期以来对于独裁政府的深重民怨，这火，越烧越旺，点燃了埃及、点燃了也门、点燃了利比亚、点燃了叙利亚，点燃了整个阿拉伯世界，这火里，是29年前东欧剧变的再演。
这一次再没有人认为与自己无关。
刘瑜说：政治的尽头是同情心。布瓦吉吉浇在自己身上的油漆稀释剂，我闻到的分明是对漠视的仇恨。
如今，突尼斯，人们把布瓦吉吉被掀掉的摊子、被扣的货、被没收的电子秤堆放成原来的样子，这次，再也没人敢去动他。在他点燃自己的地方，人们写下：We are all prepared to sacrifice our blood for the people。布瓦吉吉离世后的第十天，枯朽的旧秩序瞬间坍塌。新突尼斯的首都广场，以‘穆罕穆德布瓦吉吉’来命名，他的背后，站着整个欧洲和整个世界。
林奕含说“我恨我自己只能写作”“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在读完这本小说的时候，不要感到一丝一毫的希望”，她在为“一个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么可以背叛这浩浩汤汤已经超过五千年的语境？为什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已经超过五千年的传统？”这样的问题感到痛苦。穷困潦倒的胡迁跟自己的师弟说，你不要拍电影也不要写作，为怎么攒钱把自己电影的版权买回来发愁。
转眼间林奕含离开已经1年多了，但我们似乎还是没能阻止性侵和对被害人的嘲笑。我们甚至不懂怎么和抑郁症患者相处，更别说怎么帮助了。我们的国产电影也暴露出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各种问题。我们似乎很快就把他们遗忘了，他们用死来提醒我们的，我们却装作视而不见，不以为然，只要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头上就与己无关。
好在还有人记得，还有人提醒我们应该记得，我们还有《嘉年华》这样的电影，我们还有崔永元这样的媒体人，我们还有因为没能救回女孩而痛哭、嘶吼的消防员，我们还有良知。我们不应变成目睹有人轻生还起哄喊“快跳”的人，我们不应该那么快就遗忘死亡，我们需要知道真相，我们需要发出声音，我们的声音也理应得到公正的回应。
“做点什么吧，我知道你也担心，你也会害怕，个人的力量再微小，也请做点什么吧”。
这样的声音一直回荡在我的脑子里。
最后附上马丁•尼莫拉的铭文诗，它被刻在位于波士顿市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
纳粹杀共产党时，
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接着他们迫害犹太人，
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然后他们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
我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发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