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坚守——《孔子春秋》驻组手记

                
                
2010年2月14日凌晨两点。北京亦庄。
这个时间很特殊，既是西方的情人节，又难得地碰上了中国的春节。大部分人恐怕此时正在梦乡中憧憬着明日的团聚和耳鬓厮磨的甜蜜。然而，在亦庄的摄影棚中，《孔子春秋》剧组的演职人员却无暇分享这样的乐趣，对他们来说，这不过又是一个得靠强健的身体和顽强的意志撑完的夜戏，到目前——今天的工作计划还剩0.3页。
“棚里已经很温暖了。”
置景师傅正在按照导演的要求将几排橱柜搬来挪去，而几个灯光组的小伙正满头大汗地爬高蹿低地配合着摄影组的需要将几组两三人高的大灯开开关关。尽管在室内，北京冬天的严寒还是时刻围攻这座由仓库改建成的片场。没有暖气，即使在屋子里，气温也只有零下3、4度。但他们穿得都不多，有个小伙子甚至只是在T恤外面套了件薄薄的夹克。
“你不冷吗？”
“这哪里算冷？棚里已经很温暖了。”他说话时，脸上总挂着淳朴的笑意。“在易县都过来了，这算什么。”
是啊，跟易县比起来，算什么？
那是拍摄的前期，是在河北易县的战国城拍外景。偏偏正赶上寒潮，每天零下十五度左右，穿多厚的羽绒服，凄厉的风都会像最合格的快递那样将彻骨的寒冷送到你身上，还顺带给你添头——满鼻子满嘴的沙尘。而工作量比起现在只大不小，很多山路很难走，大家只能从车上下来扛装备，连演员也不例外。导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谁先扛上去就先拍谁的戏。一天拍摄下来，每个人的脸上除了眼白，基本都是一层灰黑的土色，随便一抹就跟粉底似的落下一片沙砾，有时出了汗，还结成了块。从易县转战回北京后，外人看起来有些简陋的片场对他们来说，就像自家的炕头一样温暖。
随着现场导演谢升皓的一声“开机”，大家都像被磁石吸走的铁末一样，迅速闪到了场景外的角落中，找到一张上一场也许还是给列国诸侯宴席用的坐垫，倒头就睡，不管这张屏幕上看起来光鲜的垫子上有多少人踩过。这似乎成了剧组的生存法则，要想有足够休息时间，不在这些空当里稍微合合眼，这几个月每天十五小时的工作，再强壮的人也要累垮。而谢导同样粗犷的一声“停”就是下一轮工作的发令枪。这几分钟的休息就让他们又有了冲锋陷阵的动力。经过几个月的磨合，导演、摄影、灯光、置景之间早形成了默契，无需太多言语，只要几个外人根本摸不着头脑的简单数字和手势，下一个镜头的拍摄很快在几分钟内做好一切准备。
“父母在，不远游”
片场的另一侧，是演员的服装帐篷。扮演弟子伯牛的演员时光有些郁闷：因为拍摄计划做了些调整，他的戏延后了，3小时前，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回家的火车呼啸而过，好不容易才买到的车票此刻成了废纸。
“有什么办法呢？想回家，但演戏是咱的事业，更不能耽误。回头再想想办法呗。”时光努力挤出个微笑，诚恳地说道。
扮演曾参的演员巩峥则有自己的经验：“我一口气订了三十、初一两天到南昌的票，提前一个月就订了！什么？退票手续费不便宜。哎，春节能回趟家就不错了，多花点钱有什么关系。”
他们这些还能抱着回家的希望的主创，在剧组不算多数，一百来号人的摄制团队，包括执行制片胡凡、制片主任梅志明在内的90多号人最后还是选择了剧组过年。因为拍摄日程安排的很紧，即便春节，也只有两天的假期。尽管在外奔波了一年，谁都想回去看看爹妈，看看孩子，但两天能做什么呢，还不如好好睡一觉，初二重新开张。
“转第31集，图书馆”
终于要换到今晚最后一镜了，拍摄时的静谧又被上下开动的闹腾所取代。一个有些破旧的军用帐篷把外面的喧嚣隔开，一个头发理得很短的中年男人正端坐其中。他左手指间照常夹着一支白色“555”香烟——在禁烟的棚里有这么一块小吸烟区，恐怕是他不多的特权了，右手则握着个对讲机，在他粗大的手掌中显得格外娇小。看到场景、灯光、机位布置得差不多了，他朝对讲机小声说了句“开始吧”，接着帐篷外就传来了谢导的怒吼“开机！……开始！”这位就是《孔子春秋》的导演张黎，组里都尊称他“黎叔”，没错，就是《天下无贼》里的那位，那可是黎叔做摄影时的得意之作。
一旦开机，黎叔所有的懈怠都消失了，他像一只关注着猎物的狮子紧紧盯住监视器。黎叔标准的严格在圈内是出了名的，拍的是电视剧，标准却是电影式的，打光考究，机位多变，动辄在室内铺上个几十米长的轨道，每一个镜头都打造得极其精细。他左手的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被掐灭了，孤寂地躺在一盒阿司匹林旁边——黎叔有偏头痛，但只要投入工作，这些都和那支烟一样被抛到一边。
“换一支5000的，色温再低点。”黎叔小声在对讲机中布置着，“诶？让他慢点。好，过！”旁边守候多时的胡凡和梅志明都有些兴奋了，今晚的最后一个景了，拍完了就可以过年了。
没想到黎叔继续冷静地说：“转地31集，图书馆那一场。”
对讲机那一边半晌没有声音，谢导径自走进帐篷，诚惶诚恐地说：“黎叔，不是只有30集吗？这……”黎叔微微一笑，刚才都被黎叔搞得发愣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不过是黎叔的一个玩笑。
“恭喜发财！春节快乐！”松了一口气的人们像卸下了沙袋的奔跑者，说话的腔调都欢快了很多，冷清了许久的片场，终于在大家彼此道出的祝福中有了些节日的氛围。嘴上放松了点，行动可得依旧迅猛，趁着还有点拍戏时的兴奋感，赶紧冲回去睡觉。
另一种坚守
年三十的凌晨，收工时已经两点半了，等大家回到驻地洗漱完毕，都过三点了。次日早上8点，尽管剧组为了犒劳大家，在楼下的咖啡厅包场订了自助早餐，但硕大个厅堂只稀稀拉拉地坐着三五个人。大家都在睡觉，太累了，这么多天的劳顿，终于可以稍加喘息。
拍的这部戏，讲了一个数千年前的倔强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不畏艰险地坚守着，他能够忍受那么多的误解和灾祸，完全是凭着理想对他的支撑，而这些拍他的人们又是靠着什么坚持下来的呢？
不排除很多人是因为项目很好才参与其中的，但在大部分人眼里，改善全家的生活恐怕是第一位的。每个在剧组里拼命的人，盼的无非就是能给自己的家人提供美好的生活，为此他们不得不远离自己的家人：生活制片方晶晶每天都在为剧组的起居忙上忙下，劳碌的脸只有在睡前和家人通电话时，才松驰下来；统筹韩洁来剧组时，孩子才满月不久，但朋友的托付让她没法拒绝，只能在将每天的拍摄计划整理停当后，抽空在淘宝上挑几盒奶粉；被尊称“曹老爷”的制片曹小田，刚料理完正要参加高考的女儿就赶回剧组，每天在节约剧组预算上，和批发商不知磨了多少嘴皮……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戏里的孔丘，一生最大的遗憾沉醉于事业而忽略了家人，若是老夫子地下有知，这些拖家带口的后来者们，或许也当告慰了吧。
一次去片场的路上，场记A君和我坐在一起，她刚刚打完点滴——连日的劳累和火把的熏烤，让剧组一直生病不断，连胡凡都瘦掉一圈、白了大半头发。一路跟A聊着天，才知道看起来干练泼辣的A其实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谈及自己的信仰，她非常忘我。“不需要太多形式上的东西，就是安静地祈祷，便能感知祂的存在。”我问她，接这部同是关于信仰的戏，对她来说会不会不合适。“不觉得，看到剧中的孔丘为了理想坚守，这在哪儿都是相通的”。
我想着，恐怕这就是关键。好像《十月围城》里保护孙文的义士们甚至没几个知道谁是孙文一样，正是这一群可能对孔子并非多么了解的人以他们的行动支撑着他未完的大道，他们肩上担负的或许不是看起来多么崇高的主题，但这种坚守恰恰和两千五百年前的那个倔强人一脉相承。
所以，当你们有朝一日在屏幕上目睹这个孔丘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的死磕精神时，请不要忘记这个高大的身影背后，那一群有名或者无名的坚守者们。
（原稿刊于《东方文化周刊》，未经允许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