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门口摆石狮子是洋是土？
若干年前，国内市场充满空白，供需比例呈现出绝对的卖方市场时，一位正在生鲜领域搅动正酣的人在某个午后志得意满地双手托腰，郎朗说道：“我要是发财了，就在我妈家门口摆两个石狮子。”
听者差点喷饭，且忽略了这位孝子贤孙‘我要是发了’的重点而全部注意力都在‘石狮子’上——您是有多土啊？做这种生意果然也就是这点能耐了。
但是——石狮子，似乎是充满着威慑力的偶像，不知在中国历史的何时在大户人家中普及，甚至威严森明的机构，门前也要摆石狮子。
那么，在家门口摆石狮子到底是我们——老祖宗的规矩，土豪人家的讲究——还是说，它有更传奇独特的来历呢？
我们常常说，物以稀为贵。
石狮子，在历史上也一度是这样的。
各位仔细想来，工艺品向来是一个地域特点的综合反映，地理，历史，宗教，生活习惯……凡此种种，都能够对创作者的创作思维以及统治阶级的生活习惯和诉求上施加影响并得到反馈。
然而——中国大陆并没有狮子这个物种的。我们传统文化中，你听说过飞天的龙，镇守西方的白虎，五行主火的朱雀，龟蛇合体的玄武……种种上古流传下来的传统偶像，是没有以狮子为原型的文化符号的。但是在遥远的西方沙漠地区，却有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的有翼怪兽。除此之外，我们听说过希腊大力神徒手拨狮皮，只听过武松打虎，后羿射乌（一方面反映了中原地区季风气候深受大陆性和下沉气流影响的干燥气候特征。）
我们进入博物馆，去看原始先民最具有图腾特性的文物，只能在河姆渡的彩陶盆上看到鱼纹人面图样，却看不到先民围猎狮子的画面。
狮子并不是中国大陆原生物种——考古活动至今没有在大陆发现狮子化石，而亚洲狮主要分布在中亚，西亚和印度。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东富豪圈养狮子这种在我们看来绝对超越常理的行为是能够从古代的共生环境中找到依据的，最起码，生活在大陆，即便走‘壕无人性’的路线，也该是圈养老虎吧？
此上，只是玩笑话，狮子是充满危险的生物，随意弃置更是危险，否则，希腊神话中也不会有以狮子为原型的妖怪，以及多篇幅的猎狮故事了。
所以，石狮子其实在古代的中国，是很洋气的舶来品，在什么地方摆上一对，是很有品味的。而在狮子这个符号刚流传入中国时，平民百姓家是见不到石狮子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物件的。
位于中国岭南广州一代的地区，在古代被称之为古越国，最早可追溯到秦朝立国以前这个行政单位便已经存在，秦朝末年，南海郡尉赵佗趁乱自立为王，开始成为一个王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但是由于这里偏隅一方，远离中央政治权利中心，在历史长河和公众教育中便边缘化了这个地区的文化和历史。但也恰恰由于以上的原因这里又因此获得相对自由宽松的发展空间。地缘临海，当地的经济获得良好发展，成为一处富庶之地，而通过海运沟通了海内外的文化，又为当地的发展注入了一丝异域色彩。从曲流石渠的遗址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很多不同于陕西博物馆所展现的主流中央集权历史的留白部分。
粤地派遣人员下西洋的历史要远远早于历史课本上所述的‘下西洋第一人’郑和。从杨良瑶神道碑上的记载体现，杨良瑶早在785年四月就奉命由广州出使黑衣大食（西亚一带），成为我国第一波抵达波斯湾沿岸的人。
而早在古越国归顺汉朝以前，在这个我国考古活动中目前发觉的我国最早宫苑实例的遗迹中就体现了受到西方影响的建筑风格。南越国宫苑石水池和曲流石渠的池壁，渠壁以及石柱与古希腊阿波罗神庙，古希腊迈锡尼古城以及古希腊提洛岛叠石柱进行类比，得到两方相似的结果。受到古希腊和波斯影响，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印度石窟和桑奇佛塔开始流行使用八角形石柱。而这种石柱被发现在南越国宫殿中大量使用，这种石柱就应该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
西方文化经由海上和路上两个途径传入中国，而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在秦汉就有出现，通过考古发现越地则更早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及至唐朝，中国对西方的主要交流通道才改为陆路，而唐中期以后由于经济中心的转移，战乱多方面原因，对西方交流的主要途径又变回海运。
即使处于国富力强的大唐盛世，也不可避免‘外国的月亮更圆’，异域文化总是能够调剂人们不断追求新鲜事物的心理。
中国的历史从这里开始进入唐朝盛世，中央政权高度集中，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获得发展，一度出现了万国来朝的局面——但是这时的中国艺术却并非我们传统所认为的一家独大。
就音乐方面为例子，纯粹的中原产物汉族精粹应该是夏代的月舞《大夏》和商代的月舞《大濩》，这两种都是彰显统治者功德的工具。周朝时被儒家奉为雅乐最高典范的《六代乐舞》，春秋末期集结成册的《诗经》。代表北方民族特性的《国风》，以及南方的《楚辞》在当时也难说为纯粹的汉民族产物。
艺术产品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影响下的产品，在隋朝，汉族音乐开始与其他民族的音乐有广泛的交流并获得巨大发展。《隋书▪音乐志》有记载：“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即西凉），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所以我们大部分游客在亚洲旅游，走到哪里都说什么音乐，绘画，舞蹈等等都是从中国学去的，这个言论是不严谨的，不仅仅是艺术，就连中国引以为傲的丝绸纺织中也有借鉴各民族的部分，比如金线的制作来自波斯，明朝的皇室御用锦缎有引进日本布料等等。而玄宗的集大成之作《霓裳羽衣曲》更是借鉴了胡乐，唐太宗的《秦王破阵》也有学习龟兹乐。
而石狮子这种我们如今司空见惯的工艺美术品摆设，当年也是被当做稀罕的舶来品传入中国的。在交流的早期，石狮子就有出现在广州，但直到张骞出使西域打通陆路交流通路之后，这个如今被用作看门护院的镇宅兽才被正式引入中国。《后汉书》中有记载，章和元年有资料显示，安息国（今天的伊朗）派遣特使，进献了两种动物——狮子和符拔。狮子这个形象刚刚进入洛阳便引起了轰动，可能因为狮子威武的形象，也可能因为它的稀罕，狮子成为一种瑞兽的象征，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被称为百兽之王，甚至被提升到与老虎同等重要的地位。
随着佛教的渗入以及佛教在中国本土的兴盛，人们更加深了对狮子这种符号化动物的膜拜。有文字记录说，佛祖释迦摩尼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狮子又是菩萨的坐骑，对于佛教徒而言便更有了一层神圣的宗教意味。
从汉唐开始，皇家陵墓便有石狮作镇守作用而出现。而武则天陵墓的神道两侧，不仅有石狮，还有外国侍者。此时的石狮子，还有没有进入中原的寻常百姓家，是及其彰显尊贵和特权的物件。
石狮子向守门兽的转变也是从唐朝开始的。根据唐制，市民居住在由政府划分的‘坊中’，坊为了起到防火的作用，有围墙有大门，而大门多为牌楼式样，在两根柱脚下摆有两块巨石，以祈愿防风抗震。工匠会在石头上雕刻样式，以起到讨个瑞意吉祥的彩头和美化环境的作用。也就是这个期间，出现了门口摆放的石狮子这个风俗习惯。
时至后世，政府对居民区的行政管理越加松散，‘坊’不仅仅在称呼上改变了，形制也变了，甚至到了元代，各家各户为了抢占地盘便营造高大的门楼，门口要摆放镇守宅院的石狮子，我想这也许是后世人们从宅院前有守门石狮子从而联想到户主是蛮横而霸道的一个原因吧。但相较于抢占地盘所折射的霸道无理的意味，元朝的石狮子的外形不同于前后几个朝代，一改威严高大，反而有些憨态可掬，是一种生活化了的产物。这也多少与民族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而有所改变。与前文所提中东土豪豢养狮子之相近道理，北方游牧民族接触猛兽的机会要多于中原民族，生活中的接触也更多一些，自然也有些驯服手段，对野生猛兽的恐惧感也相对较少，所制作的工艺品自然也会反应出这种不同的心态。
除此之外，普通人家门口所摆设的石狮子与皇宫和皇家陵寝中还是不一样的，这些地方还沿用着最早的没有石墩的规制。
石狮子，这个千年前的舶来品，一直沿用至今，是洋是土，也随着时间流逝，文化变迁，演变出了更多的含义。不知今时今日的文化交流，会对现在和后世的工艺美术又会产生怎样恒久到让人不辨源头的本土化外来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