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120周年：重返历史现场

“记住，记住6月11日，戊戌变法发生日。没有理由把这个日子忘记。”

高考已经结束了，在有风向标作用的高考试题中，除了江苏卷用“戊戌变法”出了一道大题外，其他试卷好像都对它兴趣寡淡。如此看来，它可以跟着那些被撕碎的历史课本一样被扫进遗忘的垃圾堆，不是吗？

这当然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遗忘却无处不在，那些复杂的历史事件往往被简化成了几句话，甚至只留下一个名字。因此，我们期望唤起一段记忆，从遗忘中寻出它的真实面目。而这一切就藏在两个甲子前的今天，就在这一天：戊戌变法开始了。

松筠庵、仁寿殿、菜市口和东交民巷，乍看起来，这些分布在北京各处的地点似乎毫无联系，但在120年前，它们却被一起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成为这一事件上演的重要舞台——戊戌变法，起于松筠庵中的“公车上书”，成于仁寿殿内的君臣召对，终于菜市口里的喋血刑场，而它的一线火种，又从东交民巷遁迹海外，重获新生。

重返历史现场是一种途径，让我们更真切、更细致入微地感受到历史存在的方式，尤其是对那些太过熟悉的历史。戊戌变法是历史教科书中必修的内容，也是有关近代史普及读物中不可或缺的篇章。

在我们的脑海里，它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以至于提起“戊戌变法”四个字时，可以不假思索地唤起一片完整的画面：一些流淌着热血的维新志士，发起了一场旨在革新中国的变法运动，尽管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保守派镇压下功败垂成，六位烈士也血洒刑场。但他们尝试改变的勇气和力量，以及散发出的那种激情和生命力深深感染了后世，从而使一场失败的政变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拐点。

2018年6月9日 《新京报·书评周刊》

103天的变法试验，试图为这个古老的帝国注入一剂清新的活力，让它古老僵化的肢体活动起来。

1898年的年轻变法分子们能够感知到，自己是站在一个时代的关键点上。一如康有为在上奏给光绪皇帝的奏疏中所写，“此中国四千年来之变局，亦祖宗二百年来所不及料也”，这种对时代的充分自觉，在今天来看，仍然让人感到惊讶。

新旧思想的碰撞，从未像这103天里表现得那样激烈。即使是它以惨淡的鲜血牺牲宣告失败，反对者们仍然难以彻底根除它的影响。对它最激烈的否定，反而导致了两年后几乎亡国灭种的庚子国变，而清末新政的开展，则让曾经合力绞杀戊戌变法的统治者们，不得不咬牙切齿承认它最终的胜利。

而终结了这个王朝的辛亥革命，也可以说是它的精神之子。几乎所有的革命目标，在这短短的103天中都被提出过。革命，只是在它已经铺设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是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也是一段悲壮的传奇。但恰恰是因为它被赋予的意义太过丰富和伟大，它也被披上了神话的外衣。许多历史细节被遮蔽、扭曲和变形，被不同观点、不同派别、不同时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加以不同的解读。虽然每一次解读都赋予它一次新生，但也让它离本真的原形越来越远。

康有为（左）与梁启超

那么，1898年的那个夏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好在这场革故鼎新运动距离我们只有两个甲子，往昔的遗迹仍然或多或少地留存于它们原先仍在的地方。尽管岁月有可能改换它们的容貌，但却并没有将它们完全湮没在时代层垒的地壳下。

历史学家们与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之间锲而不舍的缠斗，也为还原历史的真容提供了一把称手的工具。黄彰健、汤志钧、孔祥吉、茅海建、姜鸣等历史学者胼手胝足，让那些愿意探究历史真相的勤奋者们，可以凿开包裹在戊戌变法上的重重神话，一窥真容。

尽管，它未必充满正邪大战般的戏剧冲突，未必设定了惊心动魄的高潮和悲壮的结局，未必像戏剧一样引人入胜，像神话一样让人心旌荡漾；即使是里面的主角和英雄，同样存在着人性中的软弱、徘徊、矫饰和虚伪，但这就是真实，这才是历史。唯有真切地回到那个时代，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撰文 | 李夏恩

戊戌变法120周年

重返历史现场导览手册

请收下这份

来自120年前的导览手册

让我们回到两个甲子前的那个夏天

去见证那些伟大而渺小的人

如何以他们的方式书写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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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筠庵

坐标：北京市西城区达智桥胡同12号院

图为1895年《点石斋画报》上刊登的“公车上书”的情景，并未出现康有为这位所谓“领导者”的名字。

编造“公车上书”神话的方法

松筠庵是公车上书的地点，也是一切的开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座隐藏在一条小胡同的大杂院已经被遗忘在时光的尘埃里，苔藓爬满了那些记录过激愤士人们慷慨激昂发言的砖墙，只留下一片沉寂。

1915年来华的日本民俗学家中野江汉曾经探访过这座小小的祠堂，详尽记录了这里的样貌和陈设，尽管显出荒凉模样，但僧侣的蔼然守护下，这里仍然是士大夫游宴的风雅之所。

中野凭着一种直觉，指出康有为在这里发起公车上书运动，“殆别有深意”。而事实也证明，在康有为和他的同党梁启超撰写的《戊戌政变记》和其他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文章里，他们确实将被杀的六位同志比作松筠庵里奉祀的明朝忠臣杨椒山，从那时开始，一个关于戊戌的神话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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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殿

坐标：颐和园正门进门后的正殿

图为1888年北京颐和园图局部，从图中可以看到。颐和园进门处的第一座宫殿，就是仁寿殿，光绪就是在这里召见康有为的。顺着仁寿殿到达后殿，你会看到一幢建筑上标注“玉澜堂”，这里就是光绪的寝宫。请往玉澜堂的东北方看，那里有一座前面有假山的建筑，上面“乐寿堂”，这里就是慈禧太后的寝宫。光绪在颐和园居住时，每天早晨要先从玉澜堂出发，前往慈禧的寝宫请安后，再到前面的仁寿殿处理政务，批阅奏章。

变法进行时

颐和园里的这座宫殿，看起来不像是应该发生重大事件的地方。它面阔只有七间，按照权力等级规制建造的皇宫中只能排在第三位，和后宫嫔妃居住的地方面积差不多。而且比起嫔妃的后宫，它的等级更低下，屋顶上甚至没有覆盖象征皇权的明黄色琉璃瓦，而是帝国最低等级的平民都可以使用的灰瓦。

但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勤政殿。这个曾经的名字让它与权力有了亲密关系，根据清代祖制，皇帝在外巡幸时处理政务的宫殿都被命名为“勤政殿”，以提醒在这里办公的皇帝当勤政爱民。做出这一规定的人是雍正，而光绪是他的第六代玄孙。1898年6月16日，就是在这座宫殿中，光绪接见了康有为，后者对他提出的建议，正是彻底改变了祖宗家法。

康有为提出的变法建议被认为是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既得利益，但时人的记载却指出康的观点“狂甚”，是一种一蹴而就的企图，他在个人记录中篡改了光绪接见的时间，将一刻钟从二刻钟、四刻钟一直延长到从中午到黄昏。光绪显然被康有为的观点所吸引，但却并非像康所夸夸其谈的那样，是一场革故鼎新的思想剧变，早在康有为上书前，他就已经对西学倍感兴趣，只是康有为给他注射了一剂效果激烈的亢奋剂，让他愿意放手一试，彻底改弦更张。但这也恰恰暴露出他在性格上的致命弱点。

图为颐和园仁寿殿老照片。

与人们想象的不同，光绪亲政后，除军国大事慈禧会过问之外，其他事务光绪可一人做主。慈禧在开始时，也并未过多干涉光绪变法，只是光绪突然下旨撤换礼部六堂官，慈禧才开始插手变法，要求光绪勿操之过急。而真正导致慈禧决心干涉变法事务的，是9月18日杨崇伊奏折中指称变法党人欲请伊藤博文来华，“将专政柄”，将祖宗天下交给日本人手中。这是甲午战争时的作为主战派慈禧无法容忍的。

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她曾哭着对老臣刘坤一说：“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在日本提出割让辽东、台湾的条件后，慈禧颁布谕旨：“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这两段分别来自刘坤一来京陛见时的记录《慈谕恭纪》和翁同龢当时日记中的记述，与康有为在《我史》中记述的慈禧说：“中国甚大，台湾一点地，去了何妨！”完全不同。

史料也证实，康梁等人确实在与日本人谋划“中日合邦”计划。这一计划因戊戌变法失败而夭折。12年后，“中日合邦”的翻版在朝鲜上演，日本以《日韩合并条约》为由吞并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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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口

坐标：北京市西城区铁门胡同南口外菜市口大街

北侧十字路口附近

图为菜市口刑场旧照。

抛同志的头颅，洒朋友的热血

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拍摄于1984年的影片《谭嗣同》以浓墨重彩的方式复原了当时了情景。可惜，就像故宫掌故学家朱家溍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导演被这段历史悲剧性的象征意义所吸引，而没有完全遵从史实。那些人不全是大义凛然的殉道者，他们也没有把头枕在枕木上，当鬼头刀落下时，脑袋会直接落在满地的尘土里，鲜血从脖腔里喷出，就是如此惨淡，而这就是最终的结局。

在被处决的六个人中，谭嗣同无疑是以烈士形象被记忆得最为深刻的。谭慷慨赴死的凛然，让他成为了这场失败的变法运动中最令人钦敬的英雄。谭嗣同本身也具有一种悲剧性的使命感，笃信佛教的他认为自己注定要为一项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事业献身，就像佛陀为了众生舍身一样。

在影片《谭嗣同》里，虚构了一段谭嗣同与妻子李闰之间的诀别对话，李闰哭泣着劝谭嗣同不要自投罗网，对他说：“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孩子。”谭嗣同怅然长叹，回答道：“在这样的中国，多一个孩子不是多一个奴隶吗！”

菜市口是北京地铁四号线的一站，今天的菜市口早已面目全非，你几乎找不到那座著名的老药铺西鹤年堂的所在。根据一则不知来由的诡异传说，每到晚上，这座药铺都会响起笃笃的敲门声，但店铺里的伙计不会应答，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白天被砍头的死鬼来买愈合伤口的金疮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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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交民巷

坐标：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旧址为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3-1

图为东交民巷。

托庇洋人以逃生，制造谣言以复仇

东交民巷在1898年的戊戌政变中扮演的不仅是个旁观者的角色，更是记录者与参与者。驻节在这里的外国公使和其他西方人记录下了他们眼中的变法细节，并且在危急时刻动用治外法权，庇护了逃亡的康梁二人。而讽刺的是，康梁变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废除列强在华的特权，包括治外法权。

康有为对西方报纸访谈，很可能是导致这一切的导火索。康有为向西方记者讲述的光绪与慈禧之间的矛盾，让一场失败的变法陡而成为一场未遂的宫廷政变。这才导致慈禧迫不及待地将变法失败后本来行动自由的光绪皇帝幽禁在瀛台。

但康有为提供包括光绪皇帝的衣带诏、谭嗣同绝命词和遗书，乃至咸丰皇帝遗诏以及其他证据，大都系自己伪造。他对慈禧十大罪状的指控也有泰半是空穴来风。但他藉此将慈禧描述为一个贪婪专横的女暴君的形象却十分成功，以至于直到今天，都成为人们心目中慈禧太后的标准像。

图为1900年庚子国变中西方人绘制的明信片。慈禧太后被丑化为一个坐在北京城楼上的邪恶老妇，妄图抵抗八国联军的进攻。西方世界对慈禧太后形象妖魔化的主要来源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宣传。

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编造的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神话当中，最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编造了谭嗣同妻子李闰以死殉夫的故事，试图将其打造成一个戊戌变法版的杨椒山夫妇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完全是杜撰伪造。李闰虽然悲恸欲绝，但为了制成家庭，所以并未自杀，而是坚强活了下来，从族侄中为谭嗣同选择了后嗣，并将其抚育成人，以承继谭嗣同血胤。并且最终等到了清廷覆亡，谭嗣同名垂千古的光辉时刻。但她却没有更多地享受这一光荣，而是作为一名推动当地教育的女性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革命后衣锦还乡成为传奇人物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曾经对她有过任何帮助。

多年后，在杭州的一个戏院里，戏台上正在上演根据戊戌变法改编的戏剧《光绪痛史》。当舞台上的光绪和康有为相顾痛哭时，台下也传出痛哭之声，原来康有为正坐在台下，看着舞台上的自己老泪纵横——他也不过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角色，而终于到了该谢幕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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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书店

抱歉，没有戊戌变法的新书”

书店里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在显眼的地方摆满了有关戊戌变法的书籍，至少在柜台上难觅其踪。这也难怪，最近一本关于戊戌变法的专著也出版在一年前。按照时间推算，它或许正在哪个角落里安静地与尘土为伴，就像120年前那个盛夏的往事一样。

尽管“戊戌”这个词让人想到，那场变法已经过去整整两个甲子，它也在中国的近代史教科书中占据了重要的一章。关于它的著作满坑满谷，各种新发现的材料和解读也让这一事件变得更加明晰。但我们对它究竟了解多少呢？

毫无疑问，戊戌变法是一段特殊的历史，甚至比过去几个世纪来的历史更加特殊。因为这段历史可以被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这一事件本身的历史经过，二是它被书写、记忆、流传和接受的历史，三是通过研究还原史实的历史。

造成这一划分的原因，正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在从第一部分到第二部分的过渡期间伪造、杜撰、编造了大量史料，诸如《戊戌政变记》《戊戌奏稿》等，真伪相杂，莫辨珠目。伪造史料长期以来被作为史实不加甄别地接受下来，甚至衍生出了更多故事传说，进一步混淆了人们的视线。与此同时，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也愈发提升。

而当我们回到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现场，亲身感受他们在那一时刻看到的一切，在卷帙浩繁的史料里一珠一线地去伪存真，就会发现掩埋在神话之下更深层的意义：120年前的他们与今天的我们并无不同，也是一群有着缺陷和矛盾的人，有着每个人都可能有的执拗、争吵、虚伪和夸诞。但无论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的角色是正面还是反面，他们都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从而塑造了历史。这可能才是1898年那个夏天发生的一切，给今天我们的答案。

本文整理自2018年6月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1-B07版。作者：李夏恩；编辑：徐学勤、张畅、李佳钰、宫子、张得得。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