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渠、西学及其他

    确切地说，牛津夹在三条河之间：泰晤士河、折苇河（River Cherwell）和牛津渠（Oxford Canal）。泰晤士河拉丁文称Tamesis，或源于其威尔士语名字Tafwys的原始形式，牛津居民没有取实义的Thames，反而取了希腊地理风物家遗给拉丁文名的结尾Isis，听起来仿佛是近东女神崇拜的残余。折苇河两畔林木森森，芦苇高可及腰，沃夫森学院、圣卡特琳学院及有鹿群的莫德林学院皆依傍此河。流经基督堂原野（Christ Church Meadow）的一段我最常去，静水流深，树影婆娑，曲折出几处幽静的河湾，时而有雉鸡扑簌簌从对岸的林中飞起。泰晤士宽而平缓，是赛艇队训练和比赛所在，两旁是修整的道路，成群的大雁在河岸的草地上觅食，但其实经过牛津城的路程并不长。牛津渠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我每次经过海瑟桥（Hythebridge）都会望见北边两条河道之间夹着一段小路，稍远则隐没在树丛之中，路口竖着的告示牌写着它属于西北英格兰水路网的一部分，直通往沃维克（Worwick），在牛津一小时车程之外。然而整个冬天牛津太过阴冷，也无暇往那条小路探究一番。
    前些天日光喜人，我和菁一起偶尔绕上了牛津渠旁的小路，做长长的散步。前一小段路是在泰晤士分岔水道和牛津渠之间的小堤，正值春日水仙和诸多不知名小花开放，对岸沃斯特学院墙内灌木繁茂，枝头绿芽生意盎然。岸边停靠着许多船屋，即改造为住家的船只，大多固定在岸边，还有自己的邮箱。水面上三两野鸭游曳，新绿的柳枝探进水中，忽然便隔绝了市镇的一切喧嚣，只有远处传来火车鸣笛的声音。再往前走两岸皆是住宅，有通往水边的花园，搭着夏日里凉爽的平台和木头桌椅，不时有以船为家的人乘着他们的居所在水面滑过。窄窄一条土路傍河而行，隔一段便有一座桥跨过河面，早开的樱花撒落一地。首次走这条路时我们并不知它原来就通向夏镇（summertown）我的宿舍附近，后来偶然发现使我们大为欣喜，便几次在早晨去慢跑，或傍晚向更北行去，直至居民区消失，河西完全是大片在风中翻卷的草场，火车在玫瑰色的薄暮里风一般驶过。
    来牛津已半年，却觉得长进不大。导师治学非常严谨，对我们的知识水平要求甚高，语言、历史、地理和校勘丝毫不得马虎。然而看了远同学的日记，深觉英美方式之差异，这里确不是一个鼓励全新探索的地方，人们似乎没有“读大部头，写大部头”的野心，同学之间更少有探讨学术新径的辩论，而只在勤勉地作自己小领域的精细活。这里的凯尔特学纯理论水平上至少比文学、政治学或哲学落后一代人。或许这里适合扎实地打基础，却没有太多开拓新视野的力量和氛围。唯一能让我感到确实前进的只有古爱尔兰语；历史纷杂，到现在只理出个大概；文学到现在还有众多故事尚未读过；倒是花时间细细研读了几份地图，对我们研究的小小疆域总算有了印象。最让我疑惑的是这个领域理论革新的缓慢，和纯理论著作的稀缺。也许学科本身就决定了它还是以语文学和历史学为主，而这两门学问看重的是证据的积累，且对证据的解读正确与否自有一套难以撼动的标准。在这些限制下，全新的观察角度和诠释并非不可能，但必然极为特殊。本科读书的喜好使我难免对这一状况有所抱憾，并总是希望自己的工作能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带到一个更广泛的空间里去，但是这半年的训练也让我认识到，现在国内火热的“西学”，其基础是多么的薄弱。
    近年来，尤其是在北大，一批归国学者的工作受到学生和学界的欢迎和热捧，像甘阳、刘小枫、吴飞、李猛等老师。回想我刚进北大时哲学和西方传统文化研究的冷清，国内终于开始对西学以及其相伴而来的研究的关注，例如现代性问题的源流，或者是重新解读政治学等问题的努力，的确值得欣慰。这些老师各自有其迷人之处，学问也的确很深。可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中国建立西学研究传统的尝试有两大缺陷。首先，无论是斯特劳斯、阿甘本还是哈贝马斯，整个西方学界对他们自己传统的回顾和再利用是建立在深厚的语文学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像凯尔特学一样的冷学问支撑着这些大家的前沿性工作。现在这批老师的外语，包括古典语言的功底都很好，但我觉得远没到能够支撑他们做真正原创性工作的地步，中国对古典学的研究——古典学本来就首要包括了语文、音韵、文本考据和文学批评——的积累也不足以在本土培养一整批能追随他们的学生。看看国内能够运用的古典语言教材就知道了，不要说国内已出版的屈指可数的那几本，就连北大图书馆的藏书与这个领域多个世纪以来的积累相比也实在是沧海一粟。少数几个学生至多能学完韦洛克拉丁，再不过就是熟悉拉丁希腊的语法，有几人能讲出西塞罗的雄辩如何运用双关和格律？有几人理解奥德修纪的修饰性形容词和简洁性？有几人知道卡塔卢斯的古拉丁语和中世纪教会拉丁语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甚至很少人能够讲出用安瑟尔字体写就的手稿里，哪些字母容易被后世的抄写员弄混，或者一个Quire是怎样折叠起来的。没有这些基础，就去编辑文本或大谈柏拉图对一个词运用中的深意，明显是空中楼阁。在引进严格的古典学教育之前就先引进“高级”的思辨西学，于整个学科的后续发展更是不利。当然，显学总是更能吸引听众和资源，但是我总觉得，哪一天学生听完明星教授的讲座，回家查手稿的图片和相关书籍，能发现一种新的诠释，那时中国的西学才算是建立起来了。
    其二，是我之前批评过的，引进的“西学”太过注重正统古典而忽视了真正的欧洲。若说是研究真正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这倒也无可厚非，但要是把眼光放在中世纪或近现代，就不应忘记用古典语言表达的思想虽得益于古代文明，却也被其时代深刻地塑造。研究西学者多以直接回溯光辉的源头为荣，却忘了那些讲着庸俗拉丁语、日耳曼语、爱尔兰语、依地绪语和阿拉伯语的人们。甚至在希腊罗马时期，难道他们的文明和思想没有来自于波斯人、以色列人、高卢人、埃特鲁尼亚人和日耳曼人的大量贡献吗？现代的观念和概念，有许多是由这些人们创造的，完整的西学应该把他们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
    这似乎是太高的要求，自然，用这些来要求我们的老师是不合理的，他们成就非凡，但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学界不应在西学的迷思中本末倒置，但我们应该先要求自己，将来能将中国的西学研究向更完整的结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