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与王海安对谈
人物介绍：
王海安：山东人，2008年于天津美术学院数字媒体专业毕业，在纪录片创作上有着丰富经验和自己独到见解，后被聘请任教于天津美术学院影像艺术专业。
采访于2018年4月24日 ，以下内容采用简称：王海安——“王”、苑婷轩——“苑”
苑：您在毕业之前也就是我现在这个阶段对自己有没有什么规划？
王：毕业之前就是想着拍点片子吧，想拍一个系类的片子再拍几个单个的片子，想根据这个片子写本书。
苑：噢？写了吗？
王：写了，写了很多东西，但是还没有成书。这个片子如果能被相中的话就到最好最合适的老师那里再继续学习，继续创作吧，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
苑：到目前为止有哪些能成为作品的片子吗？
王：做了3个长片，还有3个还在做的，未完成的。
苑：那大学期间有没有出作品呢？
王：没有。但是大四那年拍的东西加上之后拍的一些算是做了我的第一个长片吧，86分钟，叫《进攻张高村》。
苑：哦哦，就是那个建碑的那个？
王：嗯，竖碑失败的那个。后来竖起来了，但是第一年募捐失败，遇到很多困难，所以这片的结尾是竖碑失败的。
苑：那一个碑多少钱？
王：没有多少钱，就1000多。但是你要通过每个村民支持你做这件事，把你的意思传达给他们，然后把这个碑再立起来，是让他们知道有这件事存在，不是说我自己找了一笔钱，或者自己挣一笔钱，没人知道，不是这样子。要让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人是因为咱饥荒的时候饿死了，所以要给他们竖一个碑，他们曾经是我们村的一份子，应该把他们的坟放在咱们的坟地里，而不是尸骨无存。
苑：把名字都刻上了么？多少人？
王：对，都刻上了。一共39个，最小的7岁，最大的71。
苑：您拍纪录片的初衷是什么呢？
王：一个是商业的成本，二是没有任何直接利益的趋势，三是它是很好的创作方式，从纪录片入手你可以转型成其他的，实验片、剧情片都是一个方式，纪录片算是一个初始的、一个相对比较容易的表达方式，但是后来发现要真正做好，也是很难。
苑：那所以从开始从事纪录片到现在，对纪录片的认识有没有什么转变？
王：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想要完成这个东西，现在的话更多的是享受这个过程，我在做这件事的过程，并不是一定期待着这个东西有多么好，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它在发酵、酝酿，也会期待但是没有那么迫切。我可能多个片子在同时拍，然后慢慢出吧。
苑：最多是几个同时呢？
王：3个，除了一些行活的纪录片、电视台的纪录片和电影宣传的纪录片之外是3个自己的片子，在策划在拍摄或者在后期。
苑：那您怎么均衡这一个在体制外，一个在体制内的这种双重的身份呢？
王：可能因为我还是自己的身份相对多一些吧，就做自己的片子。在体制内的话，跟你们打交道也比较好，和学生对话是一种互相学习和督促吧。那自己的话也要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克服自己的一些弱点和惰性来完成一个片子，不只是局限于做片子，可能是一个集体的创作，把一个想法变成现实的一个作品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更集体性的，非个人化的东西，历史的、记忆的、民俗的都可能。
苑：你做过很多与政治相关的片子吗？
王：也不能说是没有吧，做电视台的肯定是做的比较宏观、好看。但是做自己的作品的话还是更注重人文和内心的东西，这些东西肯定会带出人物的困境和状态来，他的困境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困境？包括怎么解决，发生的事，遇到什么问题，这些东西必然会映射出社会上的种种问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
苑：那您怎么理解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呢？
王：我认为不要成为一个政治的艺术家吧，一个艺术家被贴上政治化的标签就变得没有意思了，成为了另一种文化符号了，没有创造力了。
苑：你指的“政治化”是指为政治服务吗？
王：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这就会导致附庸风雅、不会创造、博人眼球，会有各种弊病。艺术家要不断地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才能有新的产出。
苑：职业生涯中有遇到过伯乐吗？
王：伯乐啊……吴文光（中国纪录片之父）算吧，对，吴文光算。我觉得他对纪录片的认识特别好，他跟日本的小川绅介一种人，也是一个不断否定自己，不断在创造的艺术家。他可能也有自己的困境和问题，但是他给我们指的方向和他告诉我们要达到的那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给你指的方向是很对的，很少有人能告诉你那种感觉，至少我到现在为止我见到人是这样的。他告诉你的那个标准虽然你现在达不到，但是会一直朝着那个对的方向走，这就非常难得。
苑：是一种什么标准呢？
王：这很难一句话两句话说清楚，是一些意像的、非纪实的东西。可以是像诗篇一样美，可以是很实验的、可以是很表演的，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最后达到的那个东西是非常饱满的、耐人寻味的、有意思的，所以新纪录片带给我们的也是这样。中央台有几个不错的制片，但是都是在体制内的，不过有些人比较懂。像王爱军院长也在做一些很不错的东西，包括张锰老师也是，懂的东西很广，就是非常明白，明白人不容易。如果要是把这些好的东西带进来会是非常好的，但是教育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改变的，得是一批非常棒的教育家可能才能启动一点点，而且启动这一点点波澜的这种人还会被排斥或者被抵制被摧毁，非常难啊，全国都一样。
苑：您觉得现在在一点点好转吗？
王：可能会有一个过程吧，会比较久，期待吧，要不多失望啊。
苑：那毕业到现在自己的状态有什么转变吗？
王：可能毕业之前感觉脚底下踩得土还是宣的，就是比如我有个想法想去落实，但是我可能会随时沉下去，我落实不了。现在的话我觉得可以的，可能是可以的，也不完全确定，我是在尝试，我在做，用我的办法把它完成，慢慢的我觉得我是可以支撑的。
苑：那您当了老师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王：我当老师就是我希望学生有人才出来，精英教育就是一百个，一千个里头有一个超级精英的，也不要都平平庸庸的中上游。出个李安，斯皮尔伯格这种，哈哈，出个这种人才。
苑：哈哈，那从执教到现在发现了吗？
王：啧，可能需要点时间吧，我还不确定，有些人的光芒可能很快，有些人光芒会很慢，就我自己我也不是多么优秀，我也是一直在学习在进步的。都需要时间吧，怎么都得有个十年的缓冲期吧。
苑：那你创作的过程中经历过最困难的事是什么？
王：最困难的就是我拍一个老头拍了好多年，他想要一张自己的大照片，我就想着这大照片洗一张太容易了，我就给他画了张4开素描的肖像，很用心的画的，线条什么的都觉得好，但是我去交给他，结果他当着我的面给撕掉了，撕掉以后他扔到下水道里了，真的崩溃，这个过程我都拍着的。
苑：天，这是为什么？
王：他农民看不懂画这种东西，得拿远一点看它更好看，贴在脸前一看都是大粗线条。再有就是我经常遇到什么冷嘲热讽，针风相对，删你素材跟踪你这种事情。也有那种自己的亲人，他反对你跟你谈，很多很多的不支持。包括我的兄弟做金融的，我哥也是，堂兄弟几个都不懂我在做什么。他们就认为这种东西就是太精英了，或者是太小众了。
我总不能这个人，他本来就特别好，我再去关注他，说他多好多好那多没意思。邓小平说要把蛋糕做大，他是做了什么事情？他是把蛋糕做大以后自己想办法占有，还是真的把那部分分给更多需要的人？我是关注着东西，关注在中国快速发展大背景下，那些小人物的、卑微的、一些普通人的、个体的命运，我更关注这个，不管是纪录片和剧情片和实验片也好，我更希望是有这种东西在背后的支撑和支持，拍历史也是，历史是明镜嘛，我可以从历史看到现代人的状态。还有历史事件，我看现代人对它是个什么反应。可能你觉得无关紧要，但是这种历史随时可能再来一次，我们历史一直在重复的。就是这种东西，你拍摄、你追溯、你采访、你表达，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状态，这些人的状态就是一个当下中国的状态，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过去很多年可以再看，而那个事件过去很多年就没了，没有了，我们就忘掉了，一切又从头开始。就跟战死的那些动物的骨头以前还埋在那里，可能现在就觉得骨头放着干嘛，就清理掉了。
苑：所以是你害怕这种从头开始吗？
王：不是害怕从头开始，我是比较恐惧自己。我要不断地吸收，我要不断从这种东西中获得能量，我要不断地创作，互相刺激。我来记录，我来拍摄，也不是它消失了只有我来干，很多人都在干这样的事，我可能做的微不足道，但是我能从中得到乐趣，我可能组织拍一个纪录片也好，当做一个电影的影子也好，写个剧本也好，都有可能。
苑：之前看到是枝裕和在书里写“拍纪录片是我与世界相遇的方式。”亲身经历过才真正明白这句话。
王：不是怕这个东西只有你在记录，不可能的，在记录的人太多了。我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我是一个见证者，同时我也希望去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