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牧区现代化问题研究（2007年12月）
现代化是一个众多现代性因素不断出现、引入、发展、扩散、应用的连续过程。甘肃牧区50多年的发展和变迁，获得了很多的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旧有的、静态的、停滞的传统社会结构正在解体，一个新的充满竞争与活力的现代社会正在慢慢诞生。本文在对影响甘肃牧区发展的各种变量（包括自然变量、经济变量、社会变量、政治变量等）进行大量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对甘肃牧区的发展和现代化问题提出了一些观点。
一、甘肃牧区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1、 获得先进的经济社会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甘肃牧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甘肃是最早建立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省份之一。民族自治地方建立后，制定了不少旨在保障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自治权利，充分发挥自治机关效能的政策、法规和措施。草原牧区的经济体制依次经历了部落制、人民公社制、牲畜牧民家庭承包制、草场—牲畜牧民家庭双承包制四个阶段的变革，生产关系经历了适合--不适合--再逐渐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曲折过程。
2、 逐步建立起现代经济体系和生产力不断发展
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牧区各项事业得到全面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总体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出现和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旅游、商贸、金融等第三产业方兴未艾，飞速发展。
3、 牧区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并享受现代生活方式
牧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从单一结构的党政干部，发展成为各种学科专业门类配套齐全，规模较大的专业技术干部队伍。牧区教育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随着牧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牧民逐步实现了定居，牧民家庭生活方式现代化程度逐渐提高，成为了牧区现代化启动和发展重要标志。
4、 经济社会整体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
甘肃牧区发展的历史起点低，与发达地区相比各项指标差距悬殊。甘肃人均主要经济发展指标为全国人均指标的一半左右，甘南人均主要经济指标为甘肃省的一半左右，属于最落后省份的最落后地区，提升整体发展水平任重道远。河西的肃北、阿克塞尽管进入了全国自治县发展排名前十位，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绝对量上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整体发展上还是相对滞后。同城镇相比，草原牧区还十分落后，牧民的生产生活中现代化的因素仍然十分有限。
二、 甘肃牧区现代化的内涵
甘肃牧区现代化是指：新中国建立以来，甘肃牧区从较为落后的经济社会状态，获得越来越多较为发达的经济社会共有特征的社会变迁。是以获得先进的经济社会制度、逐步建立起现代经济体系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牧区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并享受现代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过程、发展状况和发展目标。
甘肃牧区的现代化是具有自身特点的现代化发展案例或类型。同时包含了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三种内涵。它遵循国家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但不是国家现代化的简单“缩小”。
甘肃牧区现代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目标，更是一种发展状态。作为过程，是采取高效率的途径，迅速追赶先进地区的过程。作为目标，是从十分落后的起点上，达到先进地区发展水平的目标，描述的是一个历史发展方向、是某种社会的蓝图。作为发展状态，是现阶段不同发展水平的各个牧区所具有的现代化发展特征，是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的现代化。
甘肃牧区的现代化，是其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性的变革过程，是甘肃牧区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现代化因素逐步增加和集聚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同时向前推进，必须经过分阶段、分步骤、长期努力才能达到。
伴随着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程，甘肃牧区的现代化发展将形成若干个发展阶段。在现在的基础上，甘肃牧区将会经历社会经济加速发展阶段，进入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阶段。甘肃牧区在跨越贫困、实现小康目标后，牧民的素质将有质的变化，一个以生态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经济社会多样性为特点和现代化因素大量积累和集聚的区域将形成。
三、甘肃牧区现代化的机制
甘肃牧区的现代化是典型的外源性的现代化，是一个多种分力相互作用的合力过程。甘肃牧区主要是受外部冲击而引起的思想和制度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有三种发展机制主要影响着甘肃牧区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1、 体制驱动
依靠体制力量对现代化注入动力，就是体制驱动。甘肃牧区解放初期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后来的体制驱动，有内容十分广泛的制度性安排和有关政策。有些属于基础性国家立法如民族区域自治法，有些则涉及到政府官员的任用如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与任用的制度性安排，经济政策如财政补贴、优惠贷款、税收减免政策等，文化教育政策如宗教政策、语言文字政策、教育制度等，人口政策如计划生育对于不同民族的分别规定、迁移政策等，以及为了处理某些专题如宗教节日、丧葬习俗等。政府的这些政策将会直接的、间接的在不同层面（整体、局部、个体）影响牧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2、 扩散机制
M.Hechter以英国Celts民族为例，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协调经济较发达的多数民族聚居区域与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将经济较发达的多民族聚居区称为“核心地区”，把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称为“边远地区”，认为工业化是联系“核心地区”与“边远地区”的必要条件，“边远地区”将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通过社会组织各个层次的发展变革缩小与“核心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探寻少数民族发展问题为核心内容的扩散理论（Theory of Diffusion）诞生了，成为近年来研究民族现代化发展问题的重要理论。我国学者马戎教授就M.Hechter的“扩散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讨论。同时，厉以宁教授也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会首先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表现出现代化的特征。其后，这些特征通过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的接触和交流逐步得以扩散，从而逐步达到趋同。这就是现代化通过扩散的渐进过程。显而易见的是，内地的行政体制、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以及经济生产活动、科技和生产力水准、现代思想观念已经扩散到了甘肃牧区。
3、 模仿与追赶机制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少数民族历史发展观，始终以内地汉族聚居地区的中原文化为核心，认为内地汉族聚居地区的中原文化发达，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落后，所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应该是追求与内地汉族地区的发展一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展战略的选择，基本上是“模仿或照搬内地汉族聚居地区发展模式”的追赶战略。解放以来，各民族之间实现了政治上平等，但经济发展的差距巨大，这是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民族地区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追赶和赶上汉族地区就是民族地区发展的目标。这种追赶在甘肃牧区经济发展上表现为力求缩小发展差距、加速资源开发和产业结构趋同。
四、甘肃牧区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人口快速增长、草地超载过牧、生态环境的恶化
以甘南州为例， 1949年，甘南州人口总量为29.68人， 2002年，全州总人口65.88万人。2002年甘南共饲养各类大小家畜882万羊单位，理论载畜量453.11万羊单位，超载率为94.6%。目前甘南全州草场退化面积已达80多万hm2，占全州草地面积的29.38%，草场产草量由20世纪50年代的6540kg/hm2下降到90年代的4515 kg/hm2。
近年来，甘南全州已有９０%左右的草地不同程度退化。森林锐减、湿地大面积干涸，甘南境内的黄河水量的补充量减少，由此而引起的生态问题日益突出。河西地区生态环境变化，总体表现为沙漠向绿洲推进，农区向牧区推进，牧区向林区推进，雪线向山峰推进。森林和草原缩减，草地生产力下降，草地环境日益恶化。
2、 经济发展差距大、社会发展严重不足
甘肃牧区解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变迁，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五千年。甘肃牧区当代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实现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现代史。但是，这一社会跨越式发展极不平衡，发展的限制因素较多。这主要反映在“三个社会障碍”方面，即少数民族在进行经济交流、文化交流时面临着更多的语言文字、民族习惯、宗教习俗等文化障碍；人口受教育机会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交通信息闭塞，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发育程度低。甘肃牧区的落后是区域性、群体性、社会性的落后。这是限制牧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五、对策
1、 有计划的制度变迁
体制和制度是牧区现代化的最重要的特征和长远发展的推动力。在以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与改革的新阶段，要寻求一条与牧区自然、文化、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政策与市场相结合的机制和体制，逐步克服和避免“体制病”。要象对待“经济特区”一样，研究一下落后牧区的“绿箱”政策，研究或建立起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体的政策保护与发展体系。
2、 基础设施先行
基础设施也被称为社会先行资本。这些年甘肃牧区以及交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大大加快了牧区现代化发展的步伐。但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仍然是制约甘肃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3、 确立牧区发展的生态目标
要把草地生态问题与牧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联系起来，把治理草地生态退化同改变牧区的贫困落后联系起来，确立牧区的发展目标和生态目标。特别是肃北、阿克塞等县要把生态目标作为第一目标。通过有效的制度性安排，合理制定载畜量，建立人工草场，以及开展生态移民等措施对人口规模进行合理调整，实现牧区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4、 牧区的自我发展
甘肃牧区有着自己特定的生存环境和传统文化，这是牧区自我发展的基础。这种生存环境和传统文化之间构成了复杂的经济社会体系，传统文化的不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的结果也各不相同。甘肃牧区的现代化发展，必须立足自身的传统和文化特点，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进行充分协调、利用的基础上，对世界现代化发展中的多种文化进行筛选、吸收、改造，为我所用，促成传统和旧有发展模式的跨越与提升。而抄袭照搬、囫囵吞枣，都无助于现代化的实现。
六、相关问题讨论
1、关于地域发展与民族发展
当我们谈到“发展”时，一般指的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整体性社会、经济发展。有时一个具体的族群与一个具体的地区是密切重合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区的发展也就反映了这个族群的发展。但是，如果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属于多族群混居的情况，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并不等于当地族群的发展，甚至一个少数族群自治地区的经济产值增长了，也不能代表这个地区的少数族群人口进入了现代经济。其原因是在当地多族群人口结构中很可能存在着“族群分层”的状况。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各族群劳动力在农牧业、制造业、服务业这三个产业之间的分布比例有所不同；在社会分层方面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各族群的劳动力在城乡分布比例，不同受教育群体、不同职业和收入群体中的分布比例也有所不同，因此各个族群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利益中所获得的份额和发展机会也可能是不平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多数族群人口在各方面居于优势，主要从事第二、三产业并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少数族群民众很大程度上仍然在乡村从事他们的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现在政府统计数字中表现出来的少数族群地区的经济发展（产值、产量、效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居住在这些地区（通常居住在城镇并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汉族人口生产的，并不是由当地少数族群生产的。事实上，在我国一些少数族群自治地区中，从历史到今天一直居住着大量的汉族人口，他们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中扮演者重要角色。
2、 关于现代化模式
除了西方国家提供的“现代化模式”之外，我们是否还可以探索其他的发展道路？我们是否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物质享受而牺牲了精神生活？比起那些生活条件简陋但悠闲快乐的“落后”部落和族群，我们这些现代化的人是否生活得更幸福？如果我们把这些部落和族群带入“现代化”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他们是否会感到比以前生活得更愉快？我们自以为的“现代化”与“发展”进程，是否也是这些少数民族民众所追求和企盼的东西？当他们面对与接受这些“现代文明”时，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们对此感到高兴愉快还是烦躁不安？而且，正当少数族群的部分成员追求现代文明而进入大城市并对城市生活十分羡慕时，我们同时发现大城市中有不少居民却对这些少数族群聚居地的山清水秀和淳朴民风感到由衷的羡慕。
“现代化”在发展生产力水平、改善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使人们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原来世界各地区各族群五彩斑斓的丰富文化在逐步消失，文化的多样性正逐步被“效率”取向的“标准化”所代替，从语言、服装、饮食、建筑、教育、知识体系甚至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在“国际化”，“国际化”实质上也就是以西方国家为标准的“趋同化”。对于这一“趋同化”，有的族群是情愿的，有的族群是不情愿的。自身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消亡前景也造成一些族群的心理失落。
3、 关于草原畜牧业的发展问题
草原畜牧业既是经济再生产过程，也是自然再生产过程。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是草原牧区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关系的具体体现形式，是三者按一定规律演变至一定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结合方式。现在的各种发展模式，都是在政府的参与推动下产生和推广开来的，由于政府目标与牧户的目标的非完全一致性，各种模式除存在合理的内容和积极作用外，还存在缺失，有的部分内容甚至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未来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的设计与选择，是草原牧区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要从草原牧区的实际出发，充分吸收现有的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的合理内核，借鉴畜牧业发达国家的经验，不断地充实、完善和创新。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草原畜牧业陷入了一种很艰难的境地，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但是，草原畜牧业有天然草原作依托，有天然草原放牧的低成本优势，有绿色天然的畜产品品质，更有与现代化生产相结合的机缘与途径，其发展的潜力是不可低估的。要努力探寻和寻找各地牧区草原畜牧业走向专业化、集约化、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分析存在的问题，使草原畜牧业走出低谷。
（作者单位 ：甘肃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