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心的冲突——外化

患者可以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逃避他的基本冲突，但是当真实自我和理想化意象之间的差距让他无法忍受时，他就再也无法从自己那里找到解决办法，于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逃离自我，将一切视为发生在自身之外。

这些现象有一部分属于投射（projection），也就是将个人问题客观化。然而，外化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推卸责任只是它的一部分。患者不仅将错误归咎于他人，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当成是他人的。一个有外化倾向的人，可能会对小国家受到的压迫深感不安，但却无法感受自己受到的压迫。他可能感受不到自己的绝望，但却对别人的绝望深有体会。在这方面，尤为重要的是他意识不到自己对自己的态度。比如，他会感到别人对他的怒气，而实际上是他在对自己发怒；或者他可能会意识到他对别人的愤怒，而实际上这个愤怒是针对他自己的。此外，他还会将他的苦恼、好心情和成就都归因为外部因素。他将失败看作命中注定，将成功看作偶然的运气，连好心情都是因为天气的缘故。

当一个人觉得他的生活不管好坏都是由他人决定的时候，他自然会一心想要改变他人、改造他人、惩罚他人，或者保护自己免受他人的干扰。这样，外化就导致了他对他人的依赖，但是这种依赖不同于神经症对被人喜爱的病态需要所产生的依赖。外化还导致了对外部条件的过分依赖，无论他住在市中心还是郊区，吃这种食物还是吃那种食物，早睡还是晚睡，属于这个群体还是属于那个群体，都被赋予了“过多的重要性。”

外化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产物就是会让患者产生一种痛苦的空虚感和肤浅感，但是这种感受也没有被患者恰当地感知。他没有感觉到情感的空虚，而是觉得他的胃空空的。他甚至会认为，如果他的任何事情都被分析，他会成为一副空壳。患者的外化倾向越严重，他就越像幽灵一样，随时都会飘浮不定。

外化是怎样缓解自我与理想化意象之间的矛盾的。无论患者如何有意识地看待自己，这两者之间的分歧都会带来潜意识的痛苦；他越是用理想化意象认同自己，他的上述表现就越是无意识的。这些感受通常表现为自卑、对自己的愤怒以及压抑，这不仅让他极其痛苦，还以各种方式剥夺了他生活的能力。 自卑的外化通常表现为鄙视他人，或者自以为被他人鄙视，二者经常并存，而哪一种更严重或者至少更有意识，则取决于神经症的整个结构。患者越是具有攻击性，越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就越容易鄙视他人，越不会认为自己受人鄙视。相反，他越是顺从，因未能达到理想化意象的标准而产生的自责就越容易让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显然，后者更具有破坏性，它会让他变得胆小怕事、木讷和孤僻。别人对他表示的任何好感或者欣赏都会让他受宠若惊。同时，他甚至无法接受真诚的友谊，而是依稀觉得这是一种自己不应得的恩惠。他无法抵挡傲慢的人，因为他自己就有这样的特点，他认为自己受鄙视是应当的。很自然，这些反应会滋生不满情绪，如果这种不满受到压抑并且累积起来的话，可能会产生爆炸性的力量。

面对他的自卑，并且开始意识到他的卑微并不是事实，而是自己对高标准的主观感受。通过对自己更加宽容，他将会明白这种情况并非不能改变，明白自己厌恶的那些品质并非真正可鄙的东西，而是他最终可以克服的困难。

对自己的愤怒主要是以三种方式实现外化的。当患者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不满时，愤怒很容易被发泄到自身之外，这时就变成了对他人的愤怒，不是表现为广泛的易怒，就是表现为对他人所犯的具体错误的愤怒，而这一错误正是存在于他自己身上并让他深为痛恨的。举个例子可能会说得更清楚一点。一位女性患者抱怨她丈夫办事犹豫不决，可这种犹豫只与一件琐碎的小事有关，她明显是在小题大做。实际上，在她的理想化意象中，她是一个果断的人，根本无法忍受自己的任何弱点。

第二种外化形式表现为患者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感到恐惧，或者担心自己都无法容忍的缺点会激怒他人。强迫性顺从倾向的增强是因为“圣人”这一理想化意象迫使患者更加“谦逊”。由此产生的敌意引起了她对自我的愤怒，而这种愤怒的外化不仅导致她更加恐惧他人，又反过来加重了她的顺从倾向。

通常来说，患者总是迫不及待地将他们的精神问题归咎为他们的身体不适，然后再把身体不适归咎于外因。

内心压迫感的强度取决于理想化意象对患者人格的控制程度，对这种压迫感的作用作再高的估计也不为过。它比来自外部的压力更糟糕，因为外部压力至少允许患者保留内心的自由。患者可以通过对他人施加压力而外化自己所受的压力，表面上看，这与神经症患者对控制他人的渴望的效果非常相似，虽然它们可能会同时存在，但它们的区别在于，内心压迫的外化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要求他人服从，它主要是将导致自己烦恼的标准强加给他人，而不考虑这样做是否会让他人痛苦。那种清教徒心理正是对此的绝佳说明。

患者对外部世界中稍微类似于强迫的东西都过于敏感。所有善于观察的人都知道，这种过度敏感很常见，它并不都是源于自我施加的强迫，通常，它还包含着以己度人的成分，即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对支配的需要，并且因此而憎恨他人。在疏离型人格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患者对独立的强迫性坚持，这种坚持必然会让他们对任何外在压力都很敏感。患者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无法选择他该接受或者拒绝什么。尽管分析师已经很小心地不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患者，但仍然无济于事。而且，因为患者想要不知道自己是受内在强迫之苦才表现出特定的症状，所以他只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反抗所有想要改变他的企图。

者越是顺从他的理想化意象的严格要求，他就越会将这种顺从外化。他会急于达成分析师或者任何人对他的期望，或者他自认为是他们对他的期待。他可能会表现得心甘情愿，但同时又会在暗中累积对这种“强迫”的憎恨。最终他会认为所有人都处于支配他的地位，并且因此痛恨所有人。 那么，一个人将他内心所受的压迫外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只要他相信这种压迫来自外部，他就能够奋起反抗，即使是通过腹诽。同样，只要他认为这种压迫是外部强加给他的，自己就能够避免，并且可以因此维持一种自由的幻觉。但是，更重要的是上面提到的因素：承认内心受到压迫意味着承认自己并非理想化意象，以致引出很多麻烦。

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攻击性倾向只是坚定人格的一种自然成分，最突出的品质仍然是善良，他认为自己是自圣·弗朗西斯（St. Francis）之后最善良的人，是人们最理想的朋友。那么，这种投射是不是为了讨好他的理想化意象？当然！而且，这种投射也允许他表现出自己的攻击性倾向而不用意识到这一点或者直接面对冲突。他被困在一个两难境地之中：他无法改变他的攻击性倾向，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强迫性的；也无法放弃他的理想化意象，因为正是它保证了他不会精神分裂。投射便是一种摆脱两难的办法，它具有一种无意识的双重性：它既能够保证他的攻击性需求，又使他具备了成为一个理想朋友的必需品质。

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因以己度人而产生了一种报复性恐惧，所以他必须找到理由为自己辩护。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外遇，只是表面上回忆不起来，那些体验不再是活生生的感受，相反，情人所谓的不忠却令他记忆犹新。这就是他经验的外化，其功能与之前的例子一样——既可以让他维持理想化意象，又可以为所欲为。

作为总结，我将指出一种常见的将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的方式，尽管他人身上并没有我们有的问题。

患者的谬误之处在于，他对在其童年时期就形成的原因缺乏兴趣，但是现在，这些原因仍然对他起作用，并且导致了他现在的困境。

他对童年的反复提及正是一种自省幻觉，但是由于他将自己的问题外化了，所以感受不到作用于内心的各种力量。所以，他无法将自己当作自己生活的构建者。既然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他就将自己设想成一个沿山坡一直滚下去的球，或者一只用于实验的豚鼠，一旦建立了条件反射就永远被限定住了。

他对自己的妻子、朋友、兄弟的神经症感兴趣，可是对自己的神经症却不感兴趣。他可以大谈他遇到的各种困难，却不愿检讨自己在其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只要他在精神上没有存在感，他就无法将他所获得的任何领悟应用到他的实际生活中去，因此，不管他对自己有多了解，他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他都没有意识到情感因素对他内心所起的作用；他害怕鬼、贼和打雷，害怕身边有报复心的人，害怕政治局势的变化，但是从来不害怕他自己。 因此，从本质上说，外化是一种自我毁灭的积极过程，它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患者疏离了自我，而这种疏离是神经症所固有的现象。随着自我的毁灭，内心冲突也自然而然地从意识中消失了。外化使患者变得更多地责备他人、报复他人以及畏惧他人，也就是说，外在冲突取代了内心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外化大大加剧了一开始引起神经症的冲突，也就是人与外界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