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论语》- 罗庸
罗庸（1900~1950），字膺中，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国学家。生于北京，原籍江苏江都，是清初扬州八怪之一“两峰山人”罗聘的后人。
罗庸先生1924年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先生同事，同时兼任北大讲师，女师大、北师大教授。1927年应鲁迅之邀，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32年起，回北京大学任教，讲授《诗经》、《楚辞》、《论语》、《孟子》等课程。抗日战争爆发后，罗庸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诗经》、《楚辞》等课程。
罗庸先生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是曾填写了一阕《满江红》，作为西南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罗庸先生广博深厚的儒学功底，却不被现代人所熟知。下面的文字，是1943年1月17日，罗庸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儒学会的演讲。为便于阅读，我对文中人名、引文简单加以注释。希望我们可以通过聆听长者教诲，开启自己的中国古代典籍之旅。
在去年八月里，王维诚先生和我相约，要我和儒学会的各位谈一次话，但因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转眼四五个月，始终没有实行。
上星期，王先生又提起这事。我问知儒学会不过有五六位会员，便约定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我家里谈一谈；但恰好前两周正为几位担任一年级国文的朋友述说我为本校《一年级国文选》一书选定《论语》十章的经过，假定他们几位也高兴参加，我家里便坐不下。因此和王先生商量，不如找一个教室，公开谈一谈，也许有些别位同学高兴来听。这便是今晚讲演的由来。
我根本不懂哲学。儒学呢，至今也还没有懂。本不配来说话。但儒书毕竟读过一些，因此定了这个题目，想把自己读《论语》的经过，向各位报告一下，或者比较切实些。
我同《论语》见面很晚，因为先父深恶无实之学，一心期望我做一个好的中医。所以我发蒙读的书是《王叔和脉诀》，而不是三、百、千和《大学》、《中庸》。直到九岁上才读到《论语》，又因幼时多病，直到十二岁才算把《论语》读完。又读了《孟子》和半部《诗经》，便离开家塾，进了学校。这时对《论语》的印象，是只觉得和平简易，不如《孟子》的大气包举，剑拔弩张，此外就没有什么了。
十四岁进了中学，在同班中比较算年纪小的，但功课并不比年长的同学坏。在小学时考试争第一的恶习，这时候又移到中学里来了。却不料有一位姓叶的同学，年纪比我还小一岁，但是聪明绝顶。作的很好的柳文（注：仿照柳宗元散文），写一手极漂亮的成亲王小楷（注：成亲王，爱新觉罗·永瑆，是乾隆的第十一个儿子，嘉庆的哥哥，以楷书、行书著称于世，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说一口好英文。
两个人都自以为稳拿第一，便闹成各不相下。论天资我比他差得远，但我的图画手工成绩比他强，平均下来，第一还是落在我头上。因此两个极要好的朋友，却终日因互嫉而吵嘴，闹得地覆天翻。
同班中还有一位姓王的同学，名讷，字畏愆，人如其名，是一位极笃实长厚的青年，我们大家都以兄事之，对于我们这种褊嫉浮嚣，常加规正。但有时闹得太厉害了，他便默不作声。
这一年大概是民国四年吧，我十六岁。夏天将要放暑假的时候，我同叶又闹起来了，这一回闹得很凶。下午放学的时候，王畏愆过来和我说：“我送你一段路吧。”我点点头，便同他一齐走出校门。
我的中学母校在北平东城史家胡同。学生一律走读。我家住东四牌楼北，王畏愆则住崇文门外。每天照例是在史家胡同西口分手，各自回家的。这一天他陪我向北走，我沿途还是絮叨着叶的问题：某一句话分明是嘲弄我，某一个动作分明是揶榆我，说个不休，而他则始终不作声。
走到东四牌楼，他站住了，说：“我不能送了。”那面容非常严肃。接下的一句却是：“你念过《论语》没有?”我答道：“我念过的呀。”他更严肃了，厉声说道：“记着，不逆诈，不亿不信。回去吧。”说完，转身向南，岸然道貌地走了。
我像触了电，半天动不得身，也不知是感激，还是忏悔。最后一溜烟跑回家，马上把《论语》这一章翻开，正襟危坐地对着书直到更深。
（注：“不逆诈，不亿不信”出自《论语·宪问》，逆是迎接的意思，诈是“欺诈”，亿是猜测的意思，这句话是说“不预先设想人会欺诈你，不猜测别人将会不诚信”，换句话说，是不要做“有罪假设”）
从这一次开始懂得了读书要引归自己，在我为学的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纪念，终身不敢忘的。只可惜这两位好友，在二三十岁左右，却不幸先后夭亡了。
此后《论语》便成了我的老师，生活上有了问题，便在《论语》中求解答，得益之多，不可言喻。假如能守而勿失，是不会像后来那样荒唐失据的；不料习气深厚，本根浅弱，十七岁后，又复走入了歧途。
十七岁的夏天，忽然发心要读《庄子》。便找了一部郭注（注：郭象，字子玄，河南洛阳人，西晋玄学家），连注点读。但无论如何不能懂，一个暑假中，从头到尾点了七遍，结果还是不懂，只好放下。同时又爱上了陶诗，长夏无事，在我那一间槐阴深覆的小书屋里，念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觉得在我读过的书中，除《论语》外，最亲切有味的，要算陶诗了。
十八岁进了北大文科国文门，真有点目迷五色。这时国文门完全是余杭章氏学风，《国粹学报》差不多是同学们课外必读的读物。
我自己呢，在图书馆的贵重书库中，又爱上了广仓学宭（qun，二声，群居、聚集的意思）出版的王静安先生（即王国维）的著作。在外面，《新青年》和《新潮》两本杂志，又正在风行一时。我对于哪一方面都喜欢，同时对于哪一方面也不满意，成了“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绝物”，内心苦闷万分，直没有个解决处。就是这样过了三四年，当中算是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碰着了我的问题，但我对梁先生所讲，并不能完全了解。这三四年中，尽读周秦诸子，结果除了增加些浮泛见解以外，了无所得。
二十一岁这一年，苦闷到几乎要自杀，却遇见了一位学佛的朋友，劝我念佛修净土。我欣然接受，从此茹蔬持名，一下去便是九年。
从此热心于居士生活，寺庙讲筵，几无空过。先后听的看的经典，却也不少。实际上，恐怕只是记了许多名相；但有一天无意中翻《庄子》，却似乎比从前明了了许多。
这一似乎明了可就坏了。靠了自己一点浮明，便在我教书的学校中，大讲其《庄子》。话越说得圆，越自鸣得意，而狂妄亦愈甚。粗疏廓落，唐大虚骄，真可算诸恶毕备。二十七岁这一年，又参加韩德清居士所办的三时学会，听讲瑜伽，解深密，学得了许多分析名相的知见。虚骄之外，反转又加了吝私。
我一直未出国门，二十八岁这一年，忽然有机会代表一个学会出席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也顺带参观了几处日本寺院。旧习难除，在京都和名古屋，搜集了不少日本人做的关于因明的书（注：因明学，即佛教的逻辑学），预备回来和别人夸多斗胜。但这一次旅行，亲见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处心积虑，和中国人自己的糊里糊涂，两相比照之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我已不大敢再游心于浮妄的空谈了。
这一年正是民国十六年，大多数朋友都已南下。我也在十七年的春上，从北平到了南京。
到南京第一件事是到支那内学院参拜欧阳竞无先生和吕秋逸先生。这时我心中已另有了许多新问题，欧阳先生短短的谈话，我并不能十分领略。十七年的秋末，我便由上海到了广州。
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三年中，对于我十年来的生活态度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时梁漱溟先生正在广州主办省立第一中学，梁门诸子都是笃行不务外一流，尤其是亡友王平叔先生维彻，益我最大。他的言论恰好针对了我的病痛。闻过的机会愈多，反省的心也愈真切，往日不自觉知的毛病，这时才又慢慢地发现出来。
尤其是数年来从北到东，从东到南，见闻所及，学得了很多的事情，于实际问题，颇有所见。但积年锢习，必待碰了大钉子才肯回头。
中山大学国文系有一门课程叫诸子文，我到中大这一年，便开始由我担任。第一学期当然讲《庄子》，靠了从前的那一套狂妄，居然引了许多学生来听。第二学期讲《老子》，依然说得天花乱坠。第三学期讲《荀子》，已经觉得有些吃力。第四学期居然大胆讲《论语》，这一回算是给了自己一个绝大的教训。
话又说回到几年以前，在民国十四五年的时候，我因为看了阮元《擎经室集》里的《<论语>论仁论》，黄以周的《经训比义》，陈澧的《汉儒通义》，刘申叔先生的《理学字义通释》，有所启发，便把《论语》中关于论学、论礼的话类抄起来，拿来解释“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自谓训诂颇有义据。其实对于这一章全未了解，结果害得梁漱溟先生从北平西郊大有庄跑进城来，亲自登门下问，以为我真懂这一章，直闹得我手足无措。现在既要教这书，便把这一套老家当搬出来，编了一种讲义叫《论语本证》，意在以本书证本书，不至于跑野马。孰知刚刚上了一点钟，便自觉有些说话实在多余。以后每上一点钟，便自觉话越多越讨厌。一再减损的结果，只好光念本文。学生听了兴味索然，便相率退席。讲到未了，师弟交困，勉强收场。
（注：子曰：“仁者其言也讱。” 讱，顿也，仁者不会口若悬河，罗庸先生此时已经近仁）
这一回使我深切感到儒学要在力行亲证，决不许你徒腾口说。凡在别的子家可以应用的知见言说，到《论语》全用不上。真是一钉一板，毫无走作，全身毕现，直下承当，才许你入得几分。二十岁前后养成的浮华积习，辗转十年，才算又得到一番忏悔。
民国二十年夏回到杭州住了一年，适其时熊十力先生住在湖上，正在写《新唯识论》。马一浮先生则本来住在杭州。暇日常到两位先生处去请益，这一年受益最大。这一年才把宋明理学和清代大儒的书，检重要的粗粗读过一遍。而朱子和曾文正两家，感我最深。因为我一向的毛病，是最不细密，最不着实的呀！
二十一年秋回到北大，改任文学史和诗词方面的课，这对于我是最好的寡过之道，因为教文学史和诗总不会怎样惑世诬民。十年以来，和朋友们也不大谈这一方面的话；除了二十七年秋在蒙自讲过一次《孟子》以外，很不愿把此学作为一场话说，一方面自己也实无把握。
前年，大一国文委员会选定教材，大家推我选《论语》，这才又把从前的《论语本证》稍加删汰，便是现在大一国文选里的《论语》十章。直到前两周为担任大一国文的各位说《论语》，才有今天这一次讲演。屈指三十四个年头，为了自己习气深厚，根器浅劣，不肯着实向学，因循自误，走了许多冤枉路。到如今愆尤丛集，寡过未能，一部《论语》对于我竟无真实受用，真是惭愧万分。
到了今天，对于《论语》一书，实在还没有懂；也就是对于儒学没有懂。不过感想所及，有几点是值得提出来说的：
儒学是求仁得仁之学。要在力行，才有入处。大家如能在躬行日用上改过迁善，反己立诚，以体验所得，反求之《论语》，那便终身受用不尽。否则入乎耳出乎口，仅作一场话说，纵令不是仰天而谈，也于自身全无交涉。
圣人之言，决无偏小，一言一字，当下皆圆。即如“学而时习之”一句，便是彻上彻下，无欠无缺。了得此句，便是一圆一切圆，更无短少。切不可私心摆布，谈什么哲学体系，构画搏量，自塞通途。
圣人之心，与天地参，周流六虚，旁行无碍，识得此意，全局皆活，更无一物死于句下。一切进退因革，质文损益，如指诸掌，百世可知。意必固我之私，须知皆是障道之具。
学者要紧先取“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和“颜渊喟然叹曰”一章（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互相参照，反复玩味。
且莫高谈性与天道，先认得孔子自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和叹息颜渊的话“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两章，便知“好学”二字，即已超凡入圣。才说下学，便是上达，更不须别寻门路。方知《论语》之记者，首着“学而时习之”一句，具有深意。大家且先办取一个真切志学的心，以后工夫，自不难水到渠成，迎刃而解。切不可好高骛远，舍己耘人（注：《孟子•尽心下》：“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后指看重别人，轻视自己），耽误了切己工夫。这是我一点很恳切的意思。
今晚随想随谈，有许多词不达意、疏谬之处，希望各位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