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读书笔记
序一 千山独行
疾病与深层社会结构之间多重纠缠的因果关系
医学人类学民族志
序二 土匪兄弟的 现代性寓言
在城市耍玩的历程中，海洛因被利姆年轻人视为一种时髦奢侈品，是时尚与地位的表征，而非主流社会所界定的“毒品”
序三 他者的苦恼： 凉山兄弟的毒品与艾滋
疾病和人类一样古老，但很多疾病是与文明的节奏相合拍的，很多疾病是由于文明和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
这种冷酷和残忍，在文明以及文明开化的进程中，事实上一直伴随着世界体系中中心的文明与周边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出现
作为边缘群体的彝族社会，当他们进入到从未感知过的对他们而言突变性的陌生城市社会时，固有的文化传统无法应对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性的冲击，导致群体性的文化失调
疾病不仅是生物学现象，其实也是社会与文化现象，或者说疾病可以被视为社会的生产、分配与建构的过程
中文版自序 生命之书
这本书的焦点不是健康或疾病本身，而是造成健康问题的灾难根源，理解一个非主流群体在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中脆弱性生成的时代过程，以及未来何去何从
让读者明白他们付出了多少生命转型的代价；让读者明白这个世界的运作逻辑如何不利于边缘的独特性
第一章 导论
短短半个世纪中所经历的空前巨变：从部落社会跃入社会主义集体公社制，再一百八十度翻转到市场改革的错综复杂的过程
凉山的诺苏人就这样与云南、贵州其他较接近的族群一起，被整合分类为一个由国家创造的新兴民族——“彝族”。
在90年代末期却已为海洛因与艾滋所吞噬，被政府视为最严重的双重流行病灾区。
发现“土匪”
我看到了国家的介入、市场的扩张、年轻人的冒险主义，以及物质和欲望的商品化。
有时候，这些年轻人把坐牢的日子当作一种时间记忆标杆，用来追溯他的人生中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的。这里大家都坐过牢，没事的。
有时，三四十岁的男人跟我提起他们十几二十岁时的荒唐岁月与苦牢经验，我甚至可以嗅到他们讲述故事时的某种怀旧之情
我的凉山研究
诺苏占四川省人口比例不到3％，但当年发现的诺苏艾滋感染者却占全省发现者的59.56％（中英，2001）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凉山和大城市之间来回流动的年轻诺苏男性，其不安全的海洛因注射行为，是造成当地艾滋流行的初因
而感染人口当中，以诺苏人（40.95％）以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78％）为数最多。
诺苏人进入现代性的过程，主要是受到外力牵引的曲折之途：从20世纪初与鸦片经济的纠结开始，到20世纪中期，不得不屈从于社会主义的生活形态，最后在20世纪末，又无可选择地拥抱市场改革
海洛因和艾滋视为诺苏人被快速的政治经济变迁力量横扫而过的副产品，无论他们是出于自愿或非自愿地投入这场巨变之中。
现代性与社会变迁：政治经济的角度
诺苏贵族借由利润丰厚的鸦片交易，获取大量现代枪支，使得他们更有能力镇守凉山林立的部落，维持独立，不落入国家政权管辖。
新一波的全球化迫使诺苏臣服，接受社会主义现代性。前现代时期的诺苏生计模式、传统亲属体系与社会阶层，很快都被现代社会主义政府治理取而代之
1978年，中国展开市场改革，传统的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安全网都已撤销，忧喜参半：国家减少了对人民生活的规范，个人选择与流动的自由增加，但新一代诺苏人的生活却也因此面临高度的不确定。
利姆的海洛因和艾滋双重疫情，显示的便是全球现代性在边缘地区所造成的不幸缩影。在短暂的历史期间，现代性的驱力改变了诺苏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重组其内部的社会关系，也掀起年轻一代的新兴个体意识。一连串的变化成为海洛因与艾滋的前兆脉络，继而引发当地社群在处理这些新兴社会问题时的各式冲突。
多样化的转型所显示的，便是不论转型的源起与倾向为何，现代性都不尽然是由资本主义所驱动。在某些国家，现代性的驱动力可能是其他的发展意识形态，比如社会主义。
由西方专家在新兴的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中所界定、设计与指导的“发展”计划，就是现代化的同义词。这也是韦伯式的“目的论社会转型”（teleological social transformation）概念的全盛时期，相信工业化、教育与科技能够推动转型，使社会或国家从传统形态蜕变成现代社会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股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其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不仅关注经济成长，更强调集中权力与资源，通过中央主导的计划经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由“落后”“传统”转型为“进步”“现代”社会，是各式发展计划的共同目标
“新自由主义”可以简单定义为“视市场逻辑，而非政府为解决经济和其他问题的主要角色之理念与政策”
这个划时代的转变与先前的现代化之间形成了一个分水岭，预兆了晚近现代性的来临，出现“全球化”这一新兴现象。自此，“发展”的同义词就变为全球化，意即“参与世界市场”
中国的晚期社会主义或后社会主义，并非与过去决裂，反而是社会主义理性和实践的重组，且经常制造出新形态的不平等和社会问题。这可说是一头栽进现代性的戏剧性结果。
20世纪80年代起，医疗人类学研究强调以“发展”的概念架构，来理解疾病的传播、治疗及其后果。
他分析某个海地村落的艾滋疫情，指出该国的历史背景与复杂的发展经验错综交会，让当地民众在现代性轨迹中陷于不幸且无助的深渊，相当具有说服力。他的质问一针见血：“艾滋究竟是病毒还是贫穷引起的？”
以历史与全球化等外力对于地方危机的交互影响，来检视当地非裔与拉丁裔青年掉入毒品陷阱的原因
毒品并非问题的根源……毒品只是反映出更深层的结构矛盾所形成的现象。
这些民族志研究都将存在于小型或中等规模社群的社会痛苦，与更大层次的政治经济脉络并列。他们的研究都成功地凸显出，在不同的现代性标志下，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轨迹如何形塑地方社群的命运。
像努尔人一样的传统社会中，亲属关系实质上决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准则，就像具体的居住范围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
在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则由其他意识形态或参考架构来组织、安排人们的日常生活。现代社会都经历过这种转型，放诸全球皆如此。
近来许多学科的研究都强调时空是社会建构的概念，特别是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活形态相关。这类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霸权意识形态，如何系统性地规范与安排人们的具体活动（比方说，在市场进行交易或在公园休憩等）、社会阶层（比方说，乡村之于都市）。资本主义同时也为社会行动和社会想象刻画出一种新的时空模式，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区隔界限
诺苏人所经历的社会转型，与上述发展过程的动力有所不同，因为他们的社群集体接触现代性的关键，并非来自资本主义市场的渗透，而是出于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治理
诺苏社会被迫纳入中国国家体系之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当地人的时空视野扩展了。
国家首先必须根据这套发展阶序来分类人民。一旦完成族群分类，国家继而依据各个少数民族的大小、分布和发展情况，将其划分到不同的行政管辖位阶体系之中。这个由下而上的行政层级依序为：个别诺苏家户、村落、乡镇、县市、凉山州
诺苏社会的新视野，便是循着这一崭新的时空面向逐渐拓展。
改革开放使得社会主义现代性下局限的生活空间和计划经济崩解，诺苏社会也被引入晚近现代性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特性，便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面向都进行全球性重构的“新兴生活形式”
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商品、信息、人力和资本都不断上下往来流动，个人的机遇风险也因此增加。种种原因扩展了人们的世界观，以至于今日的诺苏社群，和以往不论“部落式”或“社会主义式”的集体生活形态都大相径庭
追求更好的生活，无疑是当前资本主义式的成功目标。也就是说，一个人拥有财富多寡，或是否掌握稀有资源的特权，是判断成功与否的标竿；而传统的或社会主义的道德经济，已被抛诸脑后。
政府官员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越少，国家政策及其目标便越忽略地方特色。这是全球现代性日益显著的趋势。
晚近现代性时期中，往往由社会个体凭其个人感知，独自应对所有的机会或风险，而不是由家庭或社群等来做集体决定。攸关“自由”和“不确定性”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或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实则已成为当代人的共同经验
中国市场改革之后新兴的个人意识，尤其表现在消费主义、性欲和个人认同等方面，这些新兴现象在过去集体主义时期都是极为压抑的生活面向
现代性使得海洛因成为年轻诺苏人唾手可得的消费品，吸食海洛因竟也成为展示“好日子”的一部分
市场改革时期，诺苏年轻人的生活经验主要是由两股渴望交织而成：一是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包括容易取得毒品等新奇玩意儿的自由；另一则是在中国遍地开花的现代性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无尽渴望
个人主义的另一层意义，或者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另一面，则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称的晚近现代性情境中的“个体化”或“制度化的个人主义”（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全球化时代下这种个人主义的特质是“自我根本上的不完整”
晚近现代性中的个人并不是无拘无束的“单一个体”（monad），反而与他人、世界网络及各式各样的制度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联。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无法全然依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或形塑个人生活，如此一来，伴随着与日俱增的个体化而来的所谓自由，就变得很不稳定
当年轻人的个体性逐渐增加时，过去集体生活形态加诸个人的限制与保护也就同时式微。然而，当追求自由选择时，年轻人其实仍受限于更大的结构性限制，却只能各自面对，而这出现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就是离根的个人和全球性问题之间的制度性失衡。
年轻人总是处于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变迁最前线，普世皆然。他们正值生命历程的中介阶段（liminal stage），因此不论从社群或个人面向上，都向我们提供了了解社会变迁及其不确定性的关键窗口。
当地人对他们的偷羊行为有一套融杂了对国家与地方的冲突、贫穷以及男性价值的道德经济看法。偷羊与Glendiot男性眼中的英雄主义与勇敢特质相关，甚至能够表达出他们对国家的不服从
在诱人的现代性外衣之下，诺苏年轻人得以伸展的时空大为扩展，导引他们往都会流动，追求自我满足。这种近乎一致的探险行为充分显示出他们的男性认同
后社会主义转型的医疗民族志
医疗民族志的定义为：“透过医疗之眼来描述社会，系统性地分析社会生活当中与健康相关的面向。”
一旦这些资料上交给了乡政府，通常不是被夸大就是大打折扣，端看上级干部或官员要如何处置这批数据。
本书章节概要
我认为，在中国市场改革之初，向外流动变成当代年轻诺苏男子的新兴成年礼。其后海洛因和艾滋病毒也随着这些外出的年轻人返乡，彻底蹂躏了利姆山城。
我认为利姆乡新近出现的艾滋污名现象，与国家的介入失误密切相关。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计划执行人员完全无视地方文化及社会情境，由上而下硬生生地将全球标准化的艾滋污名防治策略，直接应用在具有文化差异的诺苏社群中，而导致这个未预期的恶果。
第二章 现代路漫漫长兮
要探讨形塑当代诺苏社会的历史纠葛与转折，1956年起国家在凉山强力开展的现代化计划是关键。不论甘愿与否，诺苏人自此首度大规模地被纳入政府的发展计划之中
诺苏历史的转折点
诺苏人在短短半个世纪间，经历了三种迥异的社会生活形态，包括：1956年之前以氏族为基础的独立自主部落状态、1956年至1978年左右的社会主义集体公社时期，以及1978年之后逐渐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时期
20世纪50年代开始，原本不受国家管辖且未发展货币制度的诺苏社会，被纳入中国社会主义治理，接受“文明”改造，成为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之一。集体公社制彻底地将诺苏人纳入由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之中
睥睨汉民族的老凉山
共产党到来以前，凉山诺苏人既不受华夏帝国或中华民国统治，也不归西藏神权管辖，在四川西南地区遗世自主的状态，使得外界称其为“独立㑩㑩”“㑩㑩”或“夷”
过去，“家支”（Cyvi）堪称诺苏部落社会中最高的政治权力组织
诺苏家庭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教导孩子（尤其是男孩子）背诵父母双系的族谱。透过长辈严格的指导与反复练习，多数诺苏孩童在四到六岁左右，便可以背诵甚至可能长达二三十代的系谱。这样的家庭教育让孩童从小便明白，他们无法独立于父母的家支之外生活
简言之，亲属关系准则主导诺苏的道德规范、宇宙信仰、权利义务、社会阶级，甚至婚姻与居住地点
诺苏人的传统生计是农牧并行
以物易物是最重要的传统交易形态
鸦片入凉山
鸦片汉商在土司与黑彝的协助下，1910年左右开始转入偏远独立的诺苏山区种植罂粟，以避政府查禁
往后数十年，土司、黑彝等有钱地主便以鸦片跟汉商交换白银、布匹、盐及其他日用品，凉山的鸦片种植也就更为普及
鸦片为诺苏人引入货币贸易
大量的财富涌入凉山，不仅改变了封闭的诺苏经济体系，也扭转了夷汉关系。诺苏人透过鸦片交易获得枪支、子弹等新式武器，而变得更有实力捍卫家园，并掳掠更多汉奴来种植鸦片或从事其他劳务
即便今日，诺苏人回忆凉山种植鸦片的历史时，多少都会提到以往吸食鸦片象征着社会阶层和财富地位
1956年：社会主义现代性之肇始
此时诺苏人的群体地位被贬得极低，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仅存的奴隶社会”
民改期间，共产党相继展开废除各种“封建迷信”，包括废止传统社会阶层，并禁止任何家支活动、宗教仪式等
除了少数黑彝被纳入党国部门成为政治样板外，其余皆被指控为剥削奴隶的地主，被视为人民公敌
民改之后，新政权的合法性大致稳固底定。国家透过测量和规划土地，以及户口管理，全面转变了旧有的诺苏社会地景
如同20世纪时亚洲建立许多集权治理的新兴民族国家一般，社会主义中国也视诺苏宗教与家支为国家政权统一的威胁
民改时期，诺苏家支头人成为政治运动打击的目标，政府要求诺苏人必须将对家支的效忠移转到国家上。政府也明令禁止德古（传统判官或协调者）继续扮演仲裁角色，而要求民众必须遵守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
有鉴于简化多元人口的政治需求，最终政府把400多个自报登记的族群数减为56个“民族”
在这样的分类计划下，凉山诺苏和其他地区的Lipuo、Nasu、Yala等不同人群，被划归为同一个“民族”，国家也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新族别：“彝族”
身为奴隶主和地主的黑彝，便面临最严峻的政治斗争
文化很难在一夕之间被连根拔除。即使在严峻的社会主义革命动荡下，诺苏文化中某些关键成分，例如强调家支的重要性或教导孩童背诵祖先的家庭教育等，依旧存在，继续造就诺苏人在文化上的与众不同
1978年：跃向资本主义现代性
以往在农村中稍有起色的卫生工作，主要都是依赖下乡知青担任医疗培训人员、赤脚医生、学校老师和干部。当80年代初中国的知青移民潮大逆转时，农村的卫生情况便面临重大挑战
当中国从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转型时，全国重点发展地区与边陲地区间的不平等与落差急遽扩大。在穷困的边陲地区，一些曾获控制的传染病又再度死灰复燃，此外也出现其他的新兴流行病。校舍落后或荒废、基层经费短缺、人力不足等问题陆续浮现
2004年时，昭觉县仍有13万人生活在国家制定的贫困线之下，即年收入低于1000元人民币
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
定期集市拓展了诺苏人的经济参与和世界观。更明显的是，经济相关因素的变化大大影响了民众的道德观、理性思考，以及自我认同
利姆集市成立于80年代中期。包产到户后，县政府进一步推行“自由市场”政策，以活络农村交易
腹心地区绝大多数的诺苏人是通过定期集市才熟悉货币
利姆集市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广受欢迎。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十多年的时间，诺苏人才逐渐适应集市的节奏、货币交易与市场理性
第一，市场引进了新的交换机制，商品流通超越了基本生计的简单生活方式。频繁使用货币也带来新的经济思维，对地方道德经济造成相当程度的质变
市场的驱力使得传统的道德经济变得很不稳定，削弱了亲属认同的影响力
第二，集市塑造或再造了当地诺苏人的自我认同。集市让利姆盆地越来越像山区里的“村中城”
第三，利姆的定期集市虽是相当老式的交易机制，却已成为当地诺苏人适应现代生活的不可或缺的要件。市场化及商品化扩展了当地人的欲望，尤其是年轻人
致富的村庄陷入困境
我们彝族没有陪酒的，这有些不对头。
在利姆，几乎所有农民都听闻过贪污事例，因此绝少人相信官员干部的公正性与政策执行力。
在市场改革时期，金钱和物质消费已变成日常生活的游戏规则。伴随木哈村经济发展而来的，便是价值观和欲望的变化。年轻人不断寻求个人满足，对于新奇物质尤其好奇。木哈村的年轻人一旦熟悉了市场机制，就成了利姆盆地中最早流动到都市的一群，之后其他村落的年轻人陆续跟进。
第三章 男子气概、 探险与海洛因
我渐渐发现，利姆当地多数的年轻男子都有过类似经验和回忆，同样经历如此独特的生命阶段。我逐渐领会，年轻诺苏男子误入歧途，可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下的地方折射，反映了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对中国一个偏远角落都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
用一种隐喻方式来说，诺苏年轻人因为贪玩、吸毒，或为寻求各种机会而流动到都市，似乎变成了一种当代“男子成年礼”，而其所引带出来的剧烈社会变迁，则可视为宏观改革时期中国的过渡仪式
新兴成年礼
事实上，通过仪式所隐含的个体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与阶段性转变，也存在于所有现代社会中，例如在教会受洗、毕业典礼、婚丧仪式等
借由这些隐喻的分析概念，我们得以理解诺苏青年这种几乎是集体性巡回迁徙的时代意义。这种他们无以名之却清楚感知的新兴现象，标示出这一代诺苏青年自发且独特的时代适应表现
他们对城市的向往、蓄势待发随时准备探险、对工作的态度和想法、应付孤寂的能力以及决定终结这种过渡阶段的毅力，都是对诺苏男性认同的测试与挑战。这段进入成年的懵懂启蒙过程，呈现出诺苏青年在市场改革初期的成长历程与阳刚展演
大约在15岁至30岁这段青春期，就是诺苏男子学习展现阳刚特质与逐渐迈入成年前相当具有实验性的一段生命过程。这个阶段的起始与终止年龄因人而异，且时间可长可短，视个人特质、生存技巧、社会成熟度以及家庭状况而定。
不过，利姆人认为，即使“长大了”，还是要生儿育女后，才算是完全的社会成熟
新生活、新认同
流动性可谓男子气概与勇气之精髓。在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利姆人都认为最勇敢的正是那些有胆识向外探索世界的年轻人。就像一名现在已年过40的男子回忆当时说：“［19］85年以后，都说没出去的没本事。我们都是这样出去的
劳改或劳教戒毒也是难忘的学习经验
没错，这些年轻人在哪里能同时遇见这么多来自中国四面八方的人，听到这么多山区农民未曾听闻的故事呢？
流动在外的年轻人返乡后，极可能改变某些生活方式，包括饮食、卫生、居家风格等，对于传统文化与社会关系也可能出现新想法
踏上探险之旅
20世纪80年代开始，利姆的年轻人开始陆续加入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千万大军，四处飘荡、寻找乐子
80年代四处闯荡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城市生活并没有明确想法
“摸包包”就是其中一途。这类非法勾当是这群流动青年在异地的生存法则，无损甚至反而符合其男性认同，反映出“夷汉”间长久的对立关系。
自80年代起，游荡在中国迅速扩张城市中的诺苏青年，根据他们的地缘或亲缘关系，发展出特有的兄弟网络。不同“地盘”的诺苏兄弟有时会产生冲突
这些离乡背井的年轻人经常风餐露宿，不然就是在破旧拥挤、每晚一二十元人民币的廉价旅舍里落脚。
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交通相对更为便利，越来越多的诺苏青年跑到外地，在城里的亲属和地缘网络也更加扩展，他们在都市谋生便越来越有经验
不论何时，利姆年轻男子在外地能够找到的最佳合法打工机会，就是建筑工地的粗活
直到最近以前，多数离乡背井的诺苏青年都难以在都市里发迹。诺苏的经济理性与汉族实在相去甚远
落入灾难混沌
90年代在凉山兴起的海洛因，也引发类似的时尚潮流现象。如同中国历史上鸦片吸食在常民眼中不尽然是负面形象，当代海洛因的贩卖与使用也涉及不同的道德经济因素
在不少老一代诺苏人的眼中，鸦片并非有害物质
海洛因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展现时尚与社会、经济能力的指标，享受流行的海洛因象征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高低则反映出在都市里生存本领的能耐
诺苏青年的心态显示“尝鲜”是其重要的吸毒动机，这与金三角地带阿卡族吸毒青年的心态类似，他们不断追逐新潮药物，其实象征着追求以快乐为消费之本的资本主义现代性
从古至今，人类不断通过各式物质（如食物、烟酒、春药、安眠药等）寻找或创造“人造天堂”。这种追求快乐的动力与意志力，相当惊人，亘古不变，“物质成瘾”可说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
海洛因的情绪抚慰效果让诺苏年轻人视之为娱乐享受，对他们而言，吸食海洛因就好比中国男性间常见的递烟与群聚抽烟的社交行为
海洛因这种新兴商品被返乡青年带回利姆后，也令当地年轻人趋之若鹜。不少人做起中介买卖“以贩养吸”或寻求致富，甚至村里手头有闲钱的干部、老人也加入发财行列
90年代中期，海洛因在利姆就如同在城市里一样，成为大受欢迎的娱乐招待品。
以前年轻人，你不吸毒看不起你。
一般来说，诺苏青年的流动现象是种“巡回式迁徙”。通常，除非缺乏回程旅费，不然多数青年每次外流两到四个月左右，便会返家，有机会时再出去。他们不习惯离家太久
90年代在利姆贩卖海洛因的利润颇为可观。
对许多人来说，贩卖海洛因是快速致富的快捷方式
90年代中期，利姆的家支头人和父母们大加谴责用药对青年的负面影响，政府也开始着手管制，毒品交易量自此逐渐下降
性别与药物
“性别实践”（doing gender）的概念来描述性别的社会建构意涵，意即行动者根据本质化或理想化的性别理解与想象，而建立的寻常行为表现与人际互动。诺苏年轻男子集体性使用海洛因的行径，与他们进入城市后对于购买力、社会地位、男性优势、休闲娱乐等意味的想象交错相关
多数早年使用毒品的诺苏女性，接触海洛因通常不是为了自我享乐或响应同性间的同侪压力，而是因为她们与男性吸毒伴侣的关系
利姆和其他诺苏农村类似，女人的工作包罗万象，包括农活、捡柴、挑水、煮饭、喂养家畜生禽、照顾小孩老人家庭等，这些没有一项有实质收入。就我的观察，利姆的年轻男人通常除了犁田和收成外，很少碰农务、家事。
城市隔离
注射海洛因也许是缓解毒瘾的省钱方式，但共享针头却提高了血液传播疾病的风险
90年代中期起，滞留在城市的诺苏青年普遍流行注射海洛因。他们的聚集地随处可见吸毒者和毒贩的身影，当药瘾冲上头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在光天化日之下打针者比比皆是
终结扭曲的成年礼
苏莫谈及诺苏青年困在山区里的无助与无望。他是乡里难得读到初中毕业的年轻人，但即便他在当地可称得上具有高学历，在家乡仍然只能务农，无法找到稳定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那群为了寻乐探险而流动到都市的诺苏青年中，有不少吸过毒、贩过毒、偷窃过，也被关过，如今已不再是年轻人，许多也表示不愿继续在都市里悲惨地生活。
这些摆脱海洛因的青年终于走完了他们的“成年礼”，以各种方式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十年初期，中国蓬勃的市场经济发展并没有为凉山地区带来光明希望，利姆等深山村寨贫困依旧。
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文化失根的个体难逃制度性的不平等与风险。同样的阴霾也笼罩在年轻一代诺苏青年的流动路途上
在外头死了99个年轻人，都是最聪明、长得最好的，但都不识字。有打针死的、被打死的，也有失踪七八年不知下落的
在利姆田野调查期间，我经常看着长者怀着沉痛的心情筹备传统丧礼，静默地为早逝的年轻人写下生命终曲
艾滋流行疫情浮现
当多数诺苏青年体验到难以从改革中国分享其新兴财富后，不少人经历过青春转型，不再对外面的世界怀抱希望。
在利姆，1995年至1999年间，海洛因泛滥的情况达到高峰。这期间利姆乡民就像是经历了瘟疫灾难一般，不断流失青壮人口
90年代末期，海洛因在利姆引发的艾滋病毒传播情形已达令人担忧的地步，政府开始介入
利姆的情形反映了昭觉县的整体情形，该县96.52％的艾滋感染者，其年龄分布在15岁到40岁之间，大部分的感染者都是曾经注射过海洛因的男性
尽管自21世纪头十年起，利姆毒品使用的情况逐渐减少，但艾滋疫情却才正要开始肆虐
回头审视80年代及90年代生命历程波折起伏的那一代年轻诺苏男子，他们十多年的经历有如一场集体性的生命试炼：其对这个世界的空间想象突然扩大，父母前辈未能传递面对此种时代的经验，势必得自行摸索应对
社会变迁满足了他们向外探索的自由与渴望，得以在异乡他族的城市里纵情青春，却也吃尽各式各样的苦头，甚至感染恶疾。年轻人在这段过渡青春期中体悟深刻，也付出代价
如今一二十岁的年轻人，眼睁睁看着21世纪改革中国在山区之外越来越吸引人的发展，面对利姆挥之不去的困境，比起前一代青年更加向往出走探险。他们与前人的感受相同，那就是，待在家乡既无未来也无乐趣可言。
第四章 暗潮汹涌的 地方禁毒史
1994年，当海洛因在利姆的年轻人中渐趋盛行时，诺苏长老们开始召集家支会议，呼吁组织草根性戒毒行动
深入社区运动
利姆乡复杂的禁毒运动凸显出地方社会关系如何受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影响。
利姆乡民在80年代初期重启家支会议。起初，家支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亲族团结
到了90年代初期，由于海洛因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家支会议也转为聚焦在毒品上。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的家支活动都是为了禁毒。
当艾滋问题在90年代末期逐渐成形时，家支虽然继续禁毒，却承认无力应对艾滋带来的健康失序
结果是，当乡民们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国家干部的说法朝令夕改、介入政策资金不足等种种困难已构成难以逾越的障碍时，地方运动只能任其几度消长，甚至无疾而终
我们看到1994年至2006年间利姆的禁毒历程充满争议，无论是当地乡民或干部对其成效都莫衷一是
一波三折的地方禁毒运动
当地政府支持这类以亲属组织为主要介入方式的戒毒行动，并试图与民间合作
不少人在艰辛的戒毒过程中败下阵来，有人只好以不断外流来躲避家支监控和处罚，或刻意缺席家支会议。这种情形各村都有，挑战社区戒毒的效力
联合跨乡运动
家支头人的支持和参与是这项大型社会实验计划的基石。即便协会禁毒的范围超越各宗族、村落甚至乡界，但其基本的思维与实践逻辑还是建立在亲属关系之上
乡政府准许协会制定其禁毒与戒毒规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与社会的界线既清晰又模糊。为了地方治理的效率，国家代理人有时允许地方社群做出超越国家法律许可范围之事
乡上干部有法律管，不许打人、拿绳子捆人。农民民间，国家允许打人、捆人，只要不杀人、打死人，农民自订规则，乡上会支持的。
村干部和家支头人并没有忘却“民改”和“文革”期间政府对诺苏亲属组织的打击，因而在动员亲属网络来处理公共事务时相当谨慎
然而，除了办公室油漆整修外，协会从政府部门获得的财政支持少得可怜，营运经费主要是依赖对吸毒者和毒贩的罚款，以至于协会终将面对罚金争议
夹处官民之间左右为难
戒毒协会成立后不过两三年，其成效便一路下滑。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庞大的财务负担让协会难以运作。
2003年州缉毒办给过两万元，后来就没了。向乡、县政府要钱，他们说：“你们是民间，为人民服务，自己想办法。”
导致戒毒协会衰败的另一个主因，是在与地方政府部门的竞合关系上出了差错
协会与地方派出所之间一向有竞争关系，当上级政府部门对戒毒协会赞誉有加时，只是让两者间的紧张关系更加升温
如此一来协会也就丧失了正当性，既失去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传统权威，也欠缺官方认可的法治权威。模棱两可的困境使得协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站不住脚，招致两方批评
单靠地方社区的微薄力量，来应对慢性社会病痛的问题，无异于螳臂挡车。以非洲的艾滋疫情为例，草根社区的介入方案，初期确实可能产生某些效应，但最终常因问题的严重性远超过地方实际能耐，导致社区组织瓦解
协会仅是一介平民组织，却具有执法权力；但它又缺少政府机构的合法性与资金来源以维系运作，这些因素使得协会的角色异常尴尬
传统权威的政治经济学
我要强调的是，大环境的政治经济变迁往往限制了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控制力。
利姆向来的禁毒模式：刚推行时轰轰烈烈，地方领导人希望新一波行动方案能立即产生恫吓效果。不过，一旦这些措施成效无法持续，领导们的幻想便告破灭，然后无力也无暇继续介入禁毒工作了
再议传统、挑战现代
整体而言，利姆漫长且艰困的禁毒行动并未成功。我归纳出两个主要症结：第一，中国官方太习以为常地以由上而下、过度简化的样板模式来推展政策；第二，改革开放时期地方政府治理经常朝令夕改，加之受到市场影响，个人主义抬头，诺苏宗族权威逐渐式微。
当代中国处理社会工程的常见手法，便是建立“模范”以供大众仿效。
这种手法通常包含两个阶段，以简化复杂的过程来宣传理想社会目标的可近性。首先是挑选特定的“成功”样板，第二步便是透过国家宣传机器大力推广，像是经由《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报导，传入视听民众的耳目
各级政府期盼其他村落甚至区域都能起而效尤，却未曾深思为什么这个特定的村落、干部会成功？反而只是批评奚落其他失败的村落与干部办事不力。他们忽略了木哈村成功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其他地方不见得具备同等条件。这便是去脉络化的“模范样板”思考的典型问题。
在利姆的禁毒运动中，“塑造模范”和“微型化”的惯常手段明显可见，凸显出当前中国政府治理的理念矛盾：虽然不断倡导市场式的发展，骨子里的社会主义习惯又隔三差五地浮出来搅局。
在改革开放时期，市场导向的思维模式逐渐渗入个人与传统体制之间，原本以亲族社群为基础的道德经济，正经历重构过程。
尽管政治体制经历如此剧变，1956年之后诺苏人的集体生活形态并未因社会主义来临而有本质上的改变。从概念原则来看，两个时期的人际关系都是先验的，不是受制于亲族出身便是政治阶级出身
中国变革中的市场化倾向，也渐渐影响诺苏人对于亲属社会意义的看法。商品、劳工、信息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改变了诺苏人的思维参考坐标，使人们的思维逐渐向外扩张，朝向超越先验关系的经济理性
正如一名村干部、同时也是人人敬重的家支长辈指出：“我们诺苏家支曾经非常强大，但现在我们只能听共产党的，不像以前团结了。”
不论其影响大小，复苏的亲属活动主要只能体现在非关国家政治的务实事务之上
运动终究失败，则是源于不同实际利益间的冲突之大，已超越了对于集体利益的单一忠诚。毒品流通、人群流动、持续增长的个体意识等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诸多复杂现象，已非当地社群能独力面对解决的。
这些现象都凸显出在风险日益高涨的世界中个体性的意义，这在当地社区的禁毒运动中是一显著但却遭忽略的因素
中国新兴的个人主义是集体时代一个无法预期的结果。他的论点是，国家权威成功地将传统上个人对家庭的忠诚转移到了国家身上，虽然仍得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规则，但让人们首度有机会摆脱传统父系家庭权威，体验解放自由
诺苏人的生活形态在前国家时期与集体化时代基本上一样，生活局限在一个有限的社区空间里，“集体”的影子无所不在，个体从未真的自由过。从此角度来看，当年轻人流动到都市时，无疑正在经历诺苏历史中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与经济转型阶段
第五章 啼声初试个体性
当前新兴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社会及政治经济变迁密切相关，逐渐脱离以宗族为重、局限一地的传统生活形态。
今日诺苏年轻人在现代性的新社会秩序下出生、成长，受到大众传播媒介和不断扩张的全球市场吸引，他们的行径和向往，明显反映出商业趋势的文化常规
利姆的禁毒运动失败，部分要归咎于权威者无法感同身受地了解年轻人流动与吸毒的行为，实则源于渴望与现代性接轨的憧憬。
四兄弟
利姆的已婚年轻男性通常认为只要一点小钱就足以养家糊口，剩下的现金就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兄弟、好友一起吃喝玩乐
等我的腰好了，就出去。这里没钱，外面才找得到钱。这就和我们种庄稼一样，就是生活嘛！习惯了。
岁数大了，体力不行了，自然就不去耍了！差不多35、40岁的时候吧！
在利姆，每当问题青年在展翅追梦的过程中受挫丧志，深刻的亲属连带情感永远是他们的最佳后盾。
四兄弟的故事道出了多数利姆年轻男子的共同经验，他们在为自己创造生命的意义，渴望之强，即便亲族也无法约束控制。他们尝试体验新鲜有趣的生活，并在探索的过程中改变了个人认同，以及和诺苏传统制度与习惯的关系
这些活动构成一种生命蜕变的进程，是世界各地许多人在年轻岁月中都曾经历的。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是发自内心深处对个体性的探索渴望，眼前的桎梏愈多，离开凉山到外在世界体验生活的梦想也愈大。四兄弟和利姆其他的年轻男子一样，勇于跨出青春动感的试探步伐
社会转型中的女性
在利姆现代化的发展中，女性的重要性虽然渐增，却仍继续受到忽视，很少真正参与公众事务
依惯例，育有子女的妇女能够出席丈夫的家支会议，但年轻未婚女性则不会参加宗族会议。
性别刻板印象造成的排他性，使得女性通常只能间接获知重要的公共信息
在经历人生转型，或各方的禁毒与艾滋介入时，女性都尚未建立有别于男性的同侪性别认同
其他在利姆长大的女孩也希望能摆脱农村生活，开展“现代”人生。
踏上独立与风险之路
年轻农村女性在青少女到结婚前这段期间，将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工厂打工的经历，视为摆脱农村甚至婚约的自由实验。
女人可能受到身边男人的压力而开始贩毒，但有时候也可能想借着这种利润颇佳的小生意，帮助自己经济独立。她们渴望拥有社会与经济上的自主权，而这通常跟她们想离开男人的意图有关。
尽管小房间肮脏、阴暗又破旧，伍果母女却在这里开启了新生活。伍果希望通过贩毒赚钱，好逃离转房再婚的压力。
独自带着女儿在成都生活了两个月，阿米变得很勇敢，不像以前胆怯。她买了支手机，也学了些汉语。随着贩毒的收入增加，她对追求没有丈夫的独立人生越来越肯定
尽管利姆乡民也察觉到女性与毒品和艾滋的问题与日俱增，但在当地的禁毒行动中，女性仍处于边缘角色
可以肯定的是，从这几名女性的个人故事中，可以看出新一代年轻女性对个体性的新兴向往和坚持
第六章 体检失败的 地方疾病治理
从2001年到2006年间，无论在投入资金规模或涉及的社会议题层面上，中英项目在凉山，甚至整个四川省，都是最重要的艾滋介入计划
然而，2001年首次大规模验血五年过后，合作项目拟结束利姆乡的援助计划时，当地的艾滋状况却不见好转。整个项目组织，上自州政府官员，下至乡卫生人员，私底下都认为中英项目在利姆的艾滋防治工作彻底失败。
在中国推动国际援助计划，必然得面临高度政治化的实践过程
在中国，任何外来力量的介入或行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计划，都必须经过相关政府部门的层层过滤与核准。
地方单位实际执行计划的方式，一定和最初中央或省级的规划有所出入。
中英项目惯于采用普遍通用的模式，忽略当地的特殊情境与需求
负责执行利姆中英项目的是最基层的国家代理人，以乡干部和乡卫生人员为主干。
在由上而下的推展过程中，计划遭曲解或效果折半的情况时常发生，地方政治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值得关注。
国际援助计划极可能得通过地方官员系统的层层过滤，且执行易受国内社会形势和政治利益竞争的影响
利姆计划失败可归于两大关键因素：即官僚体系的缺陷与国家代理人欠缺文化识能（cultural competence）
国家代理人并未意识到自身的文化偏见对于政府治理所带来的伤害，主要原因正是他们自以为奉“科学”为圭臬
什么都不给我们基层医生，却什么都要我们做。我们又要挣钱，又要做卫生教育，又要打疫苗，我们做不到这么多事。
［县上］防疫站左手接到工作了，右手就递给我们，他们的工作就像邮递员似的。县上的卫生部门最会欺上瞒下。没有办法啊！我们也只能应付他们了。
以前强调卫生、打疫苗是政治工作，老师、医生、干部做不好都要受处分；现在是经济任务，有钱才能做事。改革开放有利有弊啊！
发展典范变迁与卫生保健改革
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典范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也逐渐向市场看齐，剧烈改变了既有的社会关系
先前的卫生保健方针为“预防优先”及“为人民服务”。这两个口号具有政治正当性，让社会主义政府得以基于公益考虑，动员有限的国家资源与广大群众，将农村重整为一个个标准化的集体公社。卫生保健成为集体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自1978年推动市场改革以来，中国政府日渐轻忽对于平等主义的承诺与公共卫生的优先考虑。典范移转不仅使得卫生保健逐渐脱离当地社区生活，甚至变成一种奢侈品
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推动财政分权，赋予省级以下各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Tang and Bloom，2000）。从此以后，各政府部门间必须通过争取党政绩效与资金来源以维持运作。政府部门间的社会关系，从先前以中央政府的命令与资源为主轴，变成遵循市场竞争原则、追寻利益最大化
在执行计划时，国家代理人不尊重当地农民，也不和农民合作商讨防疫对策，忽略地方社会组织在疾病防治上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仅只是机械化地依样画葫芦，将计划“移植”到利姆
国家计划的初衷也许是为了改善当地生活条件，但常因国家代理人宣扬的科学知识与当地知识之间的明显差距，而以失败收场。
官员将“落后传统”与“现代科学”一分为二，传统文化成为替罪羔羊，被当作计划失败的借口。
社会主义医疗现代化
1951年开始，中国政府陆续将生物医学的卫生保健广泛引进诺苏地区，利姆便是最早派遣现代医疗团队驻守的地点之一。
自中国共产党建国伊始，农村卫生政策的推展，便是通过一连串的政治号召与群众运动才逐渐落实
大量的医疗卫生人员与知识青年下乡，既有的医疗卫生人员与医学院师生成为第一线的卫生保健服务工作者，训练了逾百万的知识青年与农民成为赤脚医生
国际上对于公社时期中国农村卫生成就的正面评价，称赞赤脚医生制度创造了可观的成就，在中国辽阔的农村中，建立了绵密多层的医疗网络，提供无数农民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
赤脚医生制度是特殊政治运动下的产物，仰赖威权政治体制的全民动员，并与农村集体化生产制度结合
这种集体化合作医疗制度随同公社制的实施，在农村推动了约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使得中国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约90％的村落都设有医疗站，由赤脚医生提供基本卫生保健服务
市场化的典范
与此同时，集体计划经济结束，在农村各地开始实施的“生产责任制”，连带使得依附在集体公社的合作医疗受到冲击。1976年，全中国还有90％的农村有合作医疗制度，但到了1984年只剩7.6％的农村仍能维持合作医疗
80年代中期，集体公社体系最终瓦解，全国将近9亿农村人口失去基本卫生保健服务
政府在社会福利上也不再实行中央集权，而是分权让地方依据财政状况自理。在体质不良的前提下，如此仓促的财政自主立即形成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中央政府每年对地方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由1981年的28％，跌至1993年的1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报告，依据各国生产能力与财富等指标，从财政分配对于卫生医疗照顾的公平性来看，中国在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88
经济发展与市场商品化对于卫生保健预算的公共支出排挤效应十分明显。人民能否享受医疗服务，视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参与度，也就是人民的赚钱能力与富有程度而定。
随着市场化的进展，除非政府以实质利益为诱因，否则难再指望卫生人员和以前一样义务卖力
不少医疗卫生人员，尤其是那些程度较好者，不是从公共部门转至高营利的私有机构，就是把工作重点由疾病防治转为获利导向的治疗业务
农民也成为卫生保健政策变革的最大受害者。农村的卫生机构被定义为“业务机构”，人员薪资与机构收入成正比
事态发展至此，后果就是庞大的医疗开销成为中国农村致贫的首要因素
在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机构之间为了竞夺资金、权力和党政绩效，被本位利益牵着走，因而限制了机构间共同承担与协调公务的能力和意愿。
农村国家代理人的困境与被动性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质与量随着市场改革步伐加快而持续下滑
缺乏经验的卫生人员，反而得承担最为缺医少药人群的照护工作。卫生保健政策变革造成第一线工作人员越发孤立，缺乏更好的机会，士气低迷。
本地卫生人员的培训质量也令人生疑，甚至不是每位卫生人员都能执行最基本的皮下注射
他们明显不想融入利姆的地方社群，当地诺苏农民也不把他们当成社区的一分子。不论之前毛泽东企图在中国农村建立有机社区的目标是否曾经成功过，至少现在连这个基本理念都已完全烟消云散
医疗改革是失败的，医生个人得利了，病人就恼火了。医生有本事就发财。病人本身有病了，没钱压力更大，没病都压出病来了
深入检视国家发展典范移转对于地方上医疗卫生日常实践恶化的影响
体检国际艾滋防治合作计划
首先最让我感到疑惑的便是县级政府各部门间的相互竞争。
市场改革促使地方政府部门密切关注自身利益，把获得公共资金当作机构目标，而中英项目带来的可观资金，的确缓解了贫困地区官员对于资金的渴求
乡干部与卫生人员也不知情，甚至因不知情而愤愤不平。
中英项目在各地计划最常面临的问题，就是财政不透明和缺乏监督
伴随资金问题而来的便是各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性不足，通常一个地方机构搜集到重要信息时，不会和同级或下级机构交流
中英项目仅将登记在案的艾滋感染者列为防治目标，而忽略其他未报到登记的案例
各级干部和卫生人员都告诉我，利姆乡实际的感染人数比官方数据高出许多。
疾控中心、中英项目及妇幼保健局等机构，各自掌握不同数据，显示三者的资源和目标皆不同。无论是针对特定族群或全县的情况，三个部门并未统整数据
在改革开放时代，尽管中央政府在制订计划时立意良好、规划也算妥善，但送到地方上执行时却经常困难重重。各级政府部门心系的都是政治和经济议题，公共卫生不断被排除在优先级之外
利姆中英项目的主要焦点放在个别感染者身上，虽然这些个案实际上深受当地社会网络的影响，但项目执行人员却未将社会网络纳入考虑。因此，在执行计划时，自然遭遇许多文化和社会层面的障碍
基层的国家代理人对于和当地社会建立伙伴关系明显缺乏兴趣，也不认为这有利于工作执行
他们若真要和当地建立良好伙伴关系，就必须花费相当精力与时间来培养对当地社会的认识，但这些人根本就不想长待利姆，宁愿把力气花在别处或什么都不做。
医疗和货币资本、社会资本一样，都是主要资源，当地人透过此类主要资源可以取得阶层关系等二级资源，然后透过阶层关系再达到纵向社会流动与物质特权
中英项目无形中鼓励利姆乡民将艾滋视为能够牟利的疾病
项目工作人员没料到的是，不少利姆的“健康人”往往比感染者更穷，他们也希望从计划中分得一杯羹。因此，有些健康农民找上卫生院医生，要求开立“艾滋证明”，以求获得免费猪只或其他补助
除此之外，感染者和项目工作人员的交情好坏，也会决定感染者受到的待遇。
国家和社会之间缺乏伙伴关系
为了应付这项突如其来的视察，县级项目官员别无他法，将压力下放，要求乡卫生人员配合上级要求。
工作人员也没有教育一般村民，未与吸毒者的家人协调合作，当地对计划的批评声浪仍持续上扬。
公安仍会继续逮捕吸毒者，因为他们必须执行国家的禁毒政策，但只要计划团队愿意保释同伴教育者，警方就会放人，而且不用缴纳罚款。如此双方都能完成业绩。
当计划安排有欠周详，缺乏严谨的教育推广，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甚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协调也明显不足时，任何减害计划都注定失败，空留一堆毫无意义的政治修辞与无效的健康介入活动。
困难包括：财务决策不透明、政府部门间缺乏协调、上级与下级的对立、第一线工作人员士气低落、身心俱疲等
中英项目在利姆的实践混乱又荒谬。中国的卫生保健模式突然转变，使许多错综复杂的结构性问题由此而生，我认为这正是中英项目失败的根本原因。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国家动员群众的正当性与政治影响力皆大打折扣。社会关系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这个现象不仅让国家无法兑现平等的承诺，也影响国家代理人的士气与伦理道德。
所有政府部门对于财务利益都趋之若鹜，明白参与外援计划意味着有利可图。在此情况下，各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在执行计划时，彼此积极竞争而非合作，尽可能地争取资金，结果便是私人利益高于公共卫生利益。
深入文化领域
要跨越文化障碍，以求正向的行为改变，取决于防治团队是否有意愿和当地社会建立伙伴关系。
由于中英项目计划团队漠视地方文化，自然未曾借重传统诺苏权威人士的力量，以居中协调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沟通。在诺苏社会中，调解一向是解决各式冲突的重要社会机制
总而言之，任何地方疾病防治计划的成败关键，都在于能否与当地建立良好关系。人们不会仅单纯被动地接受或拒绝外来介入措施，而常是主动重塑信仰和实践
第七章 艾滋污名与 全球化移植
在政府介入之前，当地诺苏人并不歧视艾滋病患者
中英项目的官员不了解当地情况，机械性地把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艾滋防治计划，横向移植到利姆。结果很讽刺的是，原本对艾滋没有歧视污名的诺苏社群，反而通过不断强调的反歧视计划，对此疾病产生了负面诠释与恐惧，开始出现污名化现象。
介入本身往往变成问题的一部分，就像因治疗而引起其他病症一样（iatrogenic），原本应该要改善问题的措施，反而导致更多问题
异常、艾滋、污名
在中国，不论是受到社会主义治理还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影响，在一连串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政治与经济阶层，造就了国家与体制精英的霸权，他们手中握有诠释权，正是决定何谓“异常”的标准界定者
这种将“高危险群”贴标签的做法，只会继续制造权力差异，其社会影响已远远超过单纯为提醒注意特定疾病流行区域的流行病学本意
人们若认为某些人在“文化上”尤其容易出现特定问题的话，可能就会认为不值得浪费资源去帮助他们
全球去污名计划的政策移植
投入利姆中英项目的国家代理人，拟订去除诺苏社群中“想象的”污名，此一目标实则反映其自身对艾滋的既定偏见。
这些标语一方面谴责吸毒者和艾滋病，但同时又要求人们关怀艾滋病患，反映出国家代理人本身对于艾滋的不安与恐惧。
诺苏的道德世界
包容性的亲属关系以全体族人的福祉为要，使得污名化的离心效应难起作用。
在诺苏社会中，“异常”和重大的社会污名往往来自打破亲属世界中的常规戒律
“文化”是判别“疾”（disease）与“病”（illness）的重点。“疾”是因为身体机能出现问题而导致令人无力的不适，而“病”则是在文化中被视为病态（sick）、与常规不符的征兆
换句话说，“疾代表着医学模型，而病代表常民观点”
我们可以推论艾滋这种新兴疫疾在生物医学上的事实，尚未被诺苏人纳入其文化中对“病”的分类。
传统诺苏文化认定疾病是由鬼怪或失魂落魄所引起
毕摩对于人世的不安与病痛自有一套诠释体系，全都记载于毕摩世代祖传的经书之中，且据此分类疾病、执行治疗仪式。在这个传统里，艾滋尚未成为一种疾病类别
我不知道有什么艾滋病。我就是看病人身体里的症状，根据经书来找出是什么鬼的问题
艾滋症状和许多诺苏人已熟知的病征雷同
一般在讨论受伤或死亡的起因时，诺苏人通常专注在离事故发生时间最近、最直接关联的因素
也就是在当地律法的问责判定中，着重于行为造成的效果，而不论原本的意图为何
德古在判定跟死亡有关的案件时，常会引用这句名言，意即不论死者生前做了什么，一旦死了都应获得补偿。而导致他死亡的凶手，不论意图为何或是否另有隐情，都得为亡者之死负起责任
从诺苏的问责推论来看，假如某人当面羞辱一名艾滋病患，“害”后者气得自杀，那前者就得为此付出代价
假如可能的死因不止一个，那么时间最近、最直接的那个原因，便会被视为“真正”死因
通常得到的回答都一样：“艾滋病死的，就跟生病死的一样，没什么两样。”
国家介入引发的争议
各级国家代理人透过政府媒体传播的凉山疫区与高危人群图像，更进一步加深了政府与民众对诺苏人的刻板印象。
在国家眼中，利姆和凉山其他艾滋疫区的居民符合诺苏对外的既定刻板印象。原本就是“落后”的农民、少数民族，现在还加上了艾滋这个第三号污名标签。
中英项目的反艾滋污名口号和实践，不仅对利姆乡民毫无帮助，反而很不幸地影响了当地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口，尤其是乡干部、卫生人员和小学老师，随处可见的疾病标语口号让他们备感压力。
各层级的国家代理人都无法正确、有效地传递艾滋信息给当地人，部分原因也是他们本身对艾滋一知半解或心态有误。结果只好利用吓阻的效力，倡导艾滋的可怕之处，以求民众提高警觉
新兴艾滋污名
艾滋感染者本身似乎也开始内化忧虑恐惧
污名的政治经济学
当地诺苏人对艾滋的恐惧，在相当程度上来自政府介入计划所传递的信息。逐渐成形的艾滋污名极可能冲击地方道德准则
虽然全球性的“艾滋产业”让艾滋成为全球化的一环，将源自西方的论述传布至其他社会（Altman，1998），但是，全球化并没有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变成一个样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我们仍可看到对此疾病的多元解释和反应
第八章 结论： 疾病治理的时空意义
自从中国历史性地纵身一跃，投入市场经济发展潮流后，利姆的年轻人以生命之躯铭记一种新的生活轨迹。这段波折起伏的历程，我称之为边缘人群的“成年礼”；而其牵引出的剧烈社会变迁，则可视为宏观改革中国的过渡仪式。
我在不同的空间与社会阶层中所享有的机动性或限制，以及我在不同世界目睹社会发展不公平的异与同，对我极为重要
诺苏青年们在改革开放后展演出来的新兴成年礼，反映出中国举国上下跨入全球现代性的时代动荡。
世界一隅的海洛因与艾滋疫情必须放入中国甚至全球的转型政经架构中来探讨。
本书着重的也不是药物滥用与艾滋本身，而是边缘化、社会不平等、文化冲击以及不明智的政府作为，凡此种种形塑了诺苏社群在此双重流行病中的反应。
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趋向迂回转折，体现为一种精神分裂症似的政府治理，在注重地方组织任务与市场流动性中投机游移。
1978年起，中国的经济发展典范，已从社会主义现代性逐渐转向资本主义现代性，但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尚未引发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及其官僚制度，仍保有掌控人民日常生活的至高权力。
这个权力在地方上的实践矛盾，就如我在利姆所见，政府一方面缩减地方社会福利经费，但仍强力实施政治动员，要求利姆农民无偿义务地投入公共参与，以控制流行病疫情。利姆经验显示出的武断任意治理心态，使得农民无论在哪一种现代性趋向的社会发展中，都稳列输家一方。
当前地方性的全球化
对诺苏而言，他们在过去半世纪中与不同类型的现代性交手，不论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全球性的，都源自于外力强加，且来势汹汹，瞬息间一个接着一个降临。
全球现代性引入了新的不平等，让过去的不平等更得以延存。
今日的世界转型，不仅只有消费性商品、信息、资本、人群在全球跨界流通，违禁药物与传染疾病更是无国界，药物滥用与艾滋是这个过程中预期之外的结果。
在中国的剧变中，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不同群体与个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能力不均。受到族群、性别、宗教、地理区位等社会界线的强化，贫与富、中央与边陲地带的差异越来越悬殊。
这个新兴疾病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也高得不成比例，2002年，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数的2％，却占艾滋感染案例的36％
这项惊人事实只是加剧了关于少数民族的既存刻板印象，国家也因而把艾滋问题归咎于“一小群从事违法、不健康、不安全行为的少数民族”，而不承认中国改革时期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可能才是助长疾病扩散的因素
全球化现代性表现出的双重面貌，对某些人而言是允诺了时代解放，对其他人来说却制造出新形态的边缘化。
“事物越拢聚一块，它们之间也越发分散”这句看似矛盾的话，非常贴切地概括了全球化的时代
海洛因与艾滋问题之所以形成，不仅是因诺苏人在中国现代性版图上的边缘位置所致，也与新时代中地方及个人认同的抉择有关。许多诺苏青年已开始反省自身的文化与社会，选择继续保留传统，或者渐行渐远。
立足当地是介入行动成功的必要因素，这涉及具备充分的文化识能与健全的社会关系。
就像我们在利姆的案例中看到的，当地生活一直受到外力左右，面对各式生命苦难与接连逼近的挑战，利姆人的耐力和韧性令人赞叹，他们源源不绝的社会力也一再令我惊艳。当地人似乎具备一种内在力量，使他们得以与悲苦共生，谦卑但坚定地继续前行过日子。
中文版后记 现在已成历史
但没人想到抗议、拒迁。一名村干部说：“没人反对。像外面会反对，这儿没人反对。”他不是唯一说“这儿没人反对”的人，在高压治理下生活久了，没人想到反对，有的只是忧虑、忧虑，加上叹气、发呆。
一些老人家，甚至像木嘎这样的青壮年，忧心忡忡地以为，如果都搬迁了，“以后就没有彝族了”。他们的意思是，没有农地、没有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聚落，下一代可能就不会说诺苏语。随着利姆村寨消失，诺苏的生活习惯与情感自然也可能烟消云散。
这群年轻人和数年前我研究的那群年轻人很不同。这些是第一、二届利姆初中的毕业生。
这些新来成都宝地的年轻人，第一夜无须餐风露宿，也不用投住廉价肮脏拥挤的旅社。他们在外混了多年的前辈，让他们的城市之旅顺畅许多，可以直通建筑工地，直通城市的生活之道，直通家乡罕见的餐馆娱乐霓虹灯。
他们马不停蹄，往城市、工地、工厂前进，比前辈们更有目标、更迅速地没入城市现代性之中
人人都想过上好日子，都跑出去赚钱了。如今，利姆的丧礼已没有年轻男子帮忙宰杀牲畜、分送肉食，老人只好自行上场
利姆的现在和一般寻常汉族农村的命运越来越像，面貌也越来越像。新农村建设运动把每户山寨屋的外墙都漆成白色，一间间白花花的矮房在凉山的大太阳下，显得刺眼滑稽。老人们觉得没啥意思，中小学生们却觉得整齐美丽。
往都市走、赚钱、说汉语、整齐划一的生活外貌，种种曾经吸引上一代年轻人外流探索的新兴价值，如今已深入人心，成为无须挑战的主流标准。曾经，我深刻理解凉山诺苏人经历现代性的漫长曲折之路，不少年轻男子误入歧途。如今，我想我正在见证一场更为彻底的汉化之途，前景茫然。
我以为，眼前这场迅速汉化的过程，是凉山诺苏的第三波现代性。和前两波不同的是，这一波的力量改变的不仅是社会层面，更是以个体层面为核心。
在现代性的历程上，凉山诺苏人总是比他人起步晚。在其他地区20世纪末便已大致成形的现代性命运，即体制化的个体化，如今才正要席卷诺苏凉山。个体化的最大动力是经济因素，向更大空间拓展的移动渴望，其渴望的时间轴线也是向先进发展移动。
如今社会关系的基准已非当年的道德经济概念，而是以钱为轴。社会结构的改变加上市场化的影响，如今，利姆的换工制度已渐走入历史
五十年前的台湾，二十年前的中国大部分汉区，都曾经历过这样的转型。生计形态剧变，整个人际关系也在改变。
我在田野现场所体会到的历史感短暂但浓烈，迫切的呼啸刻画出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问题：诺苏人的凉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追赶得上一个稍见公平的现代性未来？或者，很快就会步入其他地区早已坠落的陷阱之中？从个别诺苏人的角度来看，一定有人在此潮流中顺势而起，步入现代化的满意人生。但若就整体族群及其文化而言，诺苏有可能成为赢家吗？
在历史的洪流中，边缘的独特性从不讨好，这是世上众多弱势族群逐步被卷入现代性漩涡中的殊途同归。他们进入主流之时，也是他们愈加边缘化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