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纽》学习笔记
在你思考未来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对未来目标的设定。
从内部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多元成分的国家。
从外部来说，中国在近代开始成长为世界秩序当中的一个枢纽。
欲望和秩序，是历史的第一性原则。博弈的内部动力机制，就是人们的欲望。博弈的外部约束条件，就是可用的各种资源，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在博弈中，气候变化和技术变迁又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变量。
中国
古代历史上能够稳定可持续的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朝代，其实没有一个是纯汉人王朝，都是草原征服王朝。
中国疆域内的中原，草原，绿洲，高原，海洋等不同区域，彼此间在历史上有着一种深刻的有机联系，他们加在一起，互相作用，作为一个体系，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概念。
这里讲的中国历史，是要把历史事实和基于事实的意义，这两部分各自独立的逻辑呈现出来，同时还要把事实和意义，相互影响的逻辑也呈现出来。
四个时间坐标点
第一个转型，是商周之变，就是从商朝到周朝的转型。这次转型之后，开始有了中国这个概念，中华文明当中最初的普世主义理想开始出现了。
第二次转型，是周秦之变，就是从周朝到秦朝的转型。这次转型让中原从分封割据的局面，进入到大一统的局面，中国历史也开始超越于中原之上，中原与草原的相互塑造和对抗，开始成为中国历史的大脉络。
第三次转型，是唐宋之变，就是从唐朝到宋朝的转型。这次转型，让中国的社会结构，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从此，中国历史再无长期的分裂，大一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
第四个转型，就是清朝末期开始的古今之变，中国开始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进行艰难转型。转型仍在继续，还未完成。
五个空间坐标点
主线是草原、中原、海洋这三大空间的关系；副线是由西域和高原这两个空间构成复线，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影响着主线的发展过程。
草原和中原之间，不断生长出新帝国，所以草原和中原是一条秩序的创生线。而中原和海洋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只是秩序的传播线。
而到了近现代历史上，就反过来了，海洋和中原的关系，成为新秩序的创生线。而中原和草原的关系，在这时候变成了新秩序的传播线。
商周之变
在古代，所谓的中国，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也就是全世界的中心。
达到了文明最高水准的地方，就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心，古人就管这种地方叫做中国。
商朝认为，天命将于商人。就会歧视其他族群的人。
周人认为，天命将于周王。就要为全天下人主持正义，这是一种真正的普世主义观念。
只有封土建邦、分封割据的状态，才叫做封建。
封建社会的终结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逻辑的变化，造成封建社会终结。春秋之前的战争，礼仪性大于实用性，但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争变成以杀人为目的。
战争逻辑变化的原因在于，春秋末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技术发展，他带来了新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打破了过去的社会均衡，封建社会当中的贵族秩序崩塌了。
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技术变迁，让诸侯力量的扩大有了可能。这两个技术变迁，一个是铁器和牛耕的农业生产技术，一个是竹简这种知识传播技术。
从此君主、贵族、平民三者之间的一种复杂博弈关系就出现了。
竹简的出现，造成知识传播的成本急剧下降。有文化的贵族子弟，如果无法获得封地，就会变成游士。进而依附于君主，就发展为官僚制。诸侯国也就从君主与贵族共治的结构，转向君主说了算的官僚制结构。
随着各种变法的展开，中国历史就进入到了战国时代。变法之后，君主对国家的控制力就变得更强，再没有能够约束君主的力量，分封割据的封建社会，也就逐渐走上了终结之日。
当战争规模扩大到诸侯国所承受不起的时候，中国也就开始走向大一统。
诸子百家
儒家：克己复礼。法家：君主意志。道家：无为而治。
从秦皇到汉武帝国的官方思想，经历了从法家到道家再到儒家的转换过程。
百家争鸣的诸多学说中，哪一种更注重提升战争效率，就会获得诸侯们在政治上的更多支持。
但是用法家能够征服天下，却不能仅仅用法家来治理天下。刘邦于重要将领和谋士的强大合伙人关系，决定了选择道家来治理天下。
汉武帝时，大汉帝国终于从貌似分封制的结构，回归到其本质上的大一统结构。道家的无为而治的逻辑，不再符合当时形势。汉武帝需要寻求新的意识形态，来论证自己各种作为的正当性。
从此以后，中国约2000年的历史命运，也浮现出基本形态了，这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从观念层面来看，是儒家在主导，儒生解读着天意，儒家表面上的迂腐，却为君主画出了大致的行动边界，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却还是法家逻辑。
长城以北
接受儒家文化，并按儒家文化的指导生活的人，在古代就被视作汉人。儒家文化的载体，光有个体心灵的皈依远远不够。个体还必须生活在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当中才行。
儒家文化所要求的这种特定的人际关系，首先就要求有比较稳定的家庭组织，而稳定的家庭组织，前提是你得是定居的。
定居的前提是农耕，而农耕有一个最硬性的约束条件，就是年降水量。东亚大陆的400毫米等降水线，差不多和长城重合。也就是说，儒家帝国在农耕地区的扩张极限，就是400毫米等降水线。
所以就得出，因为自然生态原因，儒家越不过去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儒家文化只能在中原地区展开。所以古代社会，纯汉人王朝无法同时稳定的，可持续的统治长城南北。
因为中原的农耕文化，人口定居，容易收税，中原王朝能够形成稳定的中央财政，这让中原在周朝之后发展成为一个官僚制帝国。君主的首要功能是象征正当性。君位继承的稳定性是最重要的。
而草原上降水量不足，只能游牧为生，因此中原帝国的官僚体系和中央财政，在草原上无法存在，也就建立不起来官僚制。没有中央财政和官僚体系，就导致草原上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小群体下是可以依靠熟人关系完成管理的。
而草原游牧帝国出现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原的统一。所谓的游牧帝国，事实上是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联盟的大可汗，通过垄断战利品的分配权，形成一个由战争衍生出来的中央财政。
对大可汗的第一要求就是，必须特别能打。所以草原上继承制不是中原式的父终子及，而是兄终弟及。
中原有句古语叫做，胡虏无百年之运。开国那一代可汗兄弟几个加一块，也活不过100年，等到这一代全都去世后，第二代一定会分裂。除了继承危机以外，大可汗还面临的，把游牧帝国统一起来后，没有足够多的钱来养兵。小可汗就是军事贵族，军事贵族对大可汗会形成相当强的制约关系。
就中原来说，要面对的则是周期性的衰败危机。官僚体系既是帝国的工具，但很快就会变成寄生虫，来反过来主导帝国。
一旦发生气候变化，会导致北方胡族大规模南下。征兵和征税之下，民变造反，帝国就崩溃了。
帝国要重建秩序，需要广义的贵族来作为社会基石，才能把秩序恢复起来。草原力量的注入，恰逢其时。
草原力量成功注入中原，是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开始的，之后的多次入主的草原力量，也都是来自东北。
冷兵器时代最厉害的就是草原骑兵，但游牧统治者假如不能有效克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没多久也会灭亡，而克服继承危机的关键是你能有效掌握中原的税赋，稳定掌握中原税赋的前提，是你能理解儒家的治理方式。
纯粹的中原人无法理解草原，纯粹的草原人也无法理解中原。而东北则是中原与草原的过渡带南北两种治理模式都懂。所以在入关后，可以建立起一个二元帝国。
所谓二元帝国，就是在长城以南，能以中原儒家的方式来完成统治，统治者的身份是皇帝，在长城以北，则按草原游牧的方式来完成统治，统治者的身份是大可汗。
大可汗在入关后，可以用中原的庞大财富，把军事贵族全部赎买，一个正向循环就建立起来，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就被破解掉了。
豪族社会
汉武帝时期，因连年征战，税收增加，流民倍增。到汉武帝末，户口减少了一半。同时造成税收越来越少。地方官僚跟地方豪族开始联手，大汉帝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西汉有扁平的散沙状社会，逐渐变成了豪族社会。
豪族社会维持了差不多1000年，一直到唐宋的转折期才结束。
王莽的政策核心就是要抑制豪族，重新恢复帝国朝廷的统治能力。
刘秀作为豪族的领袖，注定东汉只能是皇帝与豪族合作共治的朝代。
有文化的豪族，从东汉的时候逐渐发展起来，直到隋唐的历史上，被称为门阀士族。氏族一代代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世家大族，垄断了知识和地位，并且垄断了社会上的舆论。
为了牵制世家大族，皇帝、外戚、宦官、世家大族组成的官僚，彼此之间形成了复杂关系。党锢之祸，只不过是皇帝通过宦官之手，进行中央集权的努力。
三国时期，突出体现了出身高贵的世家大族，由于出身不高的寒族之间的权力争夺关系。诸葛亮、曹操均代表打击士族。曹丕接受士族的九品中正制，决定了士族势力的大回潮，垄断了高级职位。最终，士族战胜了寒族，形成了晋朝的局面。
西晋末年，最终天下大乱，中原人口被迫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南迁。第一原因是气候变化；第二原因是中原社会的豪族化，不断削弱着帝国政府的能力；第三原因是士族的堕落；第四原因是西晋皇族的内斗，也就是八王之乱。
南迁的东晋王朝，被士族们充分分割权力，造成政权与军权分离，导致东晋最终覆灭。
南朝政权和军权的重合度，要强于东晋。但正统性缺失，资源掌握在豪族手里，所以始终处在严重的不稳定当中。
草原和中原的关系，在这个时期成为秩序的生成线。这个新秩序的载体，就是鲜卑人建立的北朝。
而这个时期，中原和海洋的关系，是秩序的传播线，载体就是南朝。
五胡乱华
五胡十六国时期，不同的政权都对胡人和汉人的关系做了不同处理。
第一阶段是胡人本位，也就是湖人第一。第二阶段是胡人政权开始尝试融合胡人和汉人。第三阶段是混一胡汉的成功阶段。
北魏帝国混一胡汉，实现了汉人和胡人的融合，终于将北魏转化为一个二元帝国。
府兵制是北周，以及后来的隋唐，能够一统天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基础，府兵制当中的那些军事贵族，被称为关陇贵族集团。
隋唐帝国
隋唐帝国的核心线索，就是关陇军事贵族与皇权之间的对抗。
隋文帝依赖关陇贵族而得天下。隋炀帝则要极力摆脱关中本位而失天下。
唐太宗再次回到关中本位，以巩固国本。
武则天再次放弃关中本位，而迁都洛阳。
唐太宗最终分化，并击溃了突厥帝国，以天可汗，而不是皇帝的身份，统领起各种胡人，把突厥的组织机制，与大唐的帝国秩序揉在了一起。
到了唐高宗后期，突厥就脱离了大唐帝国的统治，再次形成独立帝国。大唐虽然建立起二元帝国，但这种二元性，太过于依赖于皇帝的个人的能力，没有发展成为制度化安排。
安史之乱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都带来中原人口的大规模南迁。但其差别是永嘉之乱，是比较成建制的逃走，所以跑到江南的还是豪族社会。安史之乱是突然爆发，仓促之间，零散的难逃这样，江南就形成了一个平民社会。
安史之乱，改变了淮南江南的人口密度，从过去的地广人稀变成了地狭人稠。建立了平民社会的胶南，成为帝国内部最重要的经济区，在原来的贵族社会之外，发展起来新的经济要素。
印刷术的大规模推广，使知识传播成本急剧下降。让宋代皇帝有机会从平民中大规模拔擢人才，充实官僚体系，隋唐开始的科举制，终于真正转化为皇帝对抗贵族的一个重要武器。
至此，中原从豪族社会结构不可逆的进入到了平民社会结构。
辽宋
五代十国期间，后劲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北方的草原王朝大辽。
吞下幽云十六州后，大辽再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入侵中原的事。从此有了稳定的中央财政，建立起南北两院制度。
大辽最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兼容草原和中原的二元帝国制度化了，并对后来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今天中国的庞大疆域，奠定了古代的制度基础。
而大宋能够成为古代中国最自由开放富足的时代，前提恰好是大辽占据着幽云十六州。
宋朝是唯一一个不长期实行抑商政策的朝代。工商业税收和关税收入，成为政府财源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宋代发达的经济催生了繁荣的第三产业，经济当中也形成了很深入的分工。工匠门随着规模的扩大，自发组建行会制度，形成一种发达的民间社会自治。
宋朝能够发展得如此富裕，而又进步开放，有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就是拥有中国古代最高的社会自由度。
这同时也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大宋朝廷对社会的动员与组织能力，相对其它朝代而言，也是最弱的。所以只能把各种军事问题都转化成了财政问题。通过提供岁币向大辽购买和平。
草原上时常冒出的无序的游牧部落，大辽会定期的扫荡一番。在大辽那边，因为有了幽云十六州，又有了大宋的岁币，已经有效解决了自己的财政和治理问题，也就没有多大兴趣南侵。
从这个角度看，被割走的幽云十六州，表面上是大宋的心头之病，但实际上，是其安全保护伞的必要骨架。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在最根本的政治原则上产生了分歧，王安石要求创新，而司马光则提倡尊重传统，王安石所开创的新党和司马光所开创的旧党，开始了非常激烈的党争，最后导致北宋政治水准越来越差，最终被金国灭亡。
大明王朝
有了元朝统治的历史，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信念被打破了。皇上一直努力要建立一套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直属于皇帝个人的系统。
制度性的皇权和皇帝的个人权利，两者之间的冲突，从未像明朝那么大过，所以盛产忠臣和奸臣。
忠臣和奸臣分别结成党派，但实际上，党派本身与道德没多大关系，适合结盟的需要有关系，面对这紧迫的国家大事，一方提出应对方案，另一方往往会对人不对事的大肆批判，对问题的讨论，于是又迅速堕落为党争。
欧洲和日本方面的政治秩序变化，影响到了大明的货币供给，明朝末年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经济开始萧条，财政严重吃紧。再加上小冰期到来，北边游牧者南下压力变大，导致大明王朝的国运加速度似的冲向悬崖。
大清王朝
大清自身的力量，不仅仅是来自满洲八旗，而是来自满蒙联盟。
整个帝国层面大清以汉文化水准已经很高的满洲为中介，把蒙古和中原给联系起来，又以蒙古为中介，把雪域高原以及西域新疆，与整个帝国联系起来。
大清皇帝成为超越于满汉蒙回藏之上的天下共主，以皇帝的多重身份凝聚于一身为基础，而把整个帝国统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