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的可恶和可爱，以及转变的法门
常说观众就是上帝，但任何人都不仅仅是上帝。观众作为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其神性与兽性也会在某一出“戏”的面前展露得更加极端，而不同于个体常常表现出的复杂性。
在这样一个情势下，观众群的群体性可以用一个俗语来定义，这就是“跟风”。这个“风”其实也可以用《诗经》中“风、雅、颂”的“风”来通释：出乎性情。
但圣人的全话是：出乎情、止乎礼。
“止乎礼”并不能算是一种对于性情、欲望的“制约”，客观而智慧的说法应该是“管理”——性情是需要管理的，对于欲望与性情的长期管理常被佛家论为“修行”。或者说，“止乎礼”是一种主动向神性靠拢的选择，也是唯一向神的可行的选择。
而这种选择常常不是观众群的权利，因为观众终究是有待教育的。在教育不完全的状态下，观众群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尽力满足自己的欲望。
在本文这样一个主题下，古罗马角斗也可谓是一种“戏”吧。其中对于斗败者的处理问题，民间与史界的结论虽然都有更新，但都承认有着“处决”这一项。
一个为了自己的喜好来决定他人生死的人是可恶的，一个因为跟着喜好之风来决定某一个体生死的群体是可怕的，而一个因为放纵欲望需求来决定某一小群体命运的社会，则是可悲的。因为这种自我和放纵代表了堕落，由人向兽的堕落。
可恶者皆愚。佛家也说：可恶者都是可怜的。因为他们是愚笨的，就如同一个不明事理的顽童，常会做出害人而最终也会害己的事情来。对待人的此种劣根，理智的方式是“慈悲”，而慈悲本身不仅包含了终极的后世的“原谅”，也涵盖着现世的“引导”，或者说“教育”。
那么在古罗马角斗这样一个案例中，“教导”的结果如何呢？
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大部分的角斗比赛中，战死率和处决率都不是很高。大部分角斗赛都是以平局结束的，而且观众一般也只对他们认为懦弱的和不“满意”的斗败者要求予以处决，而满不满意的标准基本也都建立在古罗马民族性那些较为光明的部分上的。
有某哲学家的理解为证：罗马人在角斗表演中学到的是如何面对死亡。
也就是说他们认可的是面对死亡时的勇气，而鲜血则是对这种理念的洗礼。
这种面对死亡的态度可能永远都该是被人类社会所推崇的，而这种选择背后的实质，即“洗礼”至今都是被我们所认可的。
这种教育在罗马公民、甚至是奴隶（所有可以参加此种集会的人）进入竞技场之前、甚至出生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因此，才不会出现民间所误传的种种嗜杀成常规的竞技表演。
不过当然，一整天的竞技表演里总会有一个斗败者被观众“转动的拇指”判为“处死”，因为一出戏里，观众总是需要有欲望得到满足、或者说“释放恶”的阶段。然而，这种“恶”不会被无端放大，因为公民对于死亡的理解是高于“兽”的。
因此，观众有其可恶之处，但终究会有可爱的认识；而由这些可恶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也有其公共的理智的认同；同时这样一个可悲的社会，也有其自身净化的希望。
群体复杂性的各异面虽不常体现在同一时刻，但却表现在同一时间线上的不同时段，这也是群体比个体更容易向神性引导的原因所在——或者说是“教育”的可行性之所在。
观众的可恶是一种即成事实，它是由生物进化中继承下来的。而其可爱则是一种可能性，即一种认识升华（或者说认识的一系列辨证过程）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实际上也是一种即成事实，或者说是“继承”的结果。关键在于认识辨证过程中的引导、以及如何引导。
那么如何引导呢？
你会感受到“犀利哥”最早的围观者猎奇的心态，这种心态让媒体把“犀利哥”变成了一个“网络人”、“媒体人”，而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下的人，就像是被抽象为“洗礼”工具的角斗士。
然而一个正常意义下的人有着自己的生理经历与心理经历，围观者却只关注其中一面，这就是蒙蔽。但与其说围观者是被媒体所蒙蔽，还不如说是被自己的欲望所蒙蔽。大肆炒作的媒体更为愚劣，他们是被他人（观众）的欲望所蒙蔽，投其所好关心一件自己可能并不关心的事——帮助他人浪费生命，也更加浪费自己的生命。
这样说并不是批评娱乐，而是需要你考虑你所娱乐的对象是不是简单到只有被你娱乐的那一面。因为，既然这种欲望是一种即成事实，就不应该被批判，而是善加管理。而了解到人与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则是善加管理的第一步。
混乱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有人爆出“犀利哥”生活悲惨的一面（是不是另一场投其所好已经不重要），于是有关“犀利哥”的报道便改换了颜色，渐渐凑向关注弱势群体这一边了。我想说这是好的转变，但其中更有意义的是这种转变就代表这一种引导，或者说教育。
应该可以想见，这批经历过此次引导的中国网民，以后多少会对下一个“犀利哥”无聊猎奇的报道有一定的抵抗力，而更加关注周边不幸的人。
在这一部“戏”里，观众接受到的并不是直接的“引导”，但却是实际的引导和教育。所以引导与教育并不是一项复杂的行为，只需心存善念、思无邪即可。
我常想象北野武《大佬》那部片子，如果没有最后大佬安然赴死的主题升华，我们可能就一直沉浸在整部片子当中的血腥快感之中了。但是能够称得上大师的人，一定就是能够思无邪的人，就是那种之前能够慈悲于观众的顽劣，用鲜血、金钱、权力甚至色情来满足你的欲望、释放你的恶，而最后可以摆明态度，以善来作为这一次轮回的终点、或者下一次轮回的起始的人吧！
观众的可恶与可爱如是，民众亦然。人的有限性限制了每一个个体都不能成为神佛而来定义天堂和地狱、来批判他人；而人的无限性又提供了一种可能，即任何人都有升华的可能、不至于完全变成禽兽。
所以一个社会首先应该是一个重教育、会教育的大学校，其次则是一个重民主、懂民主的大议会。不懂教化的社会，即使有民主，也会有“多数暴政”的可悲结局（法西斯德国），而只有教化、没有智慧的、可行的社会契约的社会，则无法完成全民最大化的教化任务、或者成为一个争吵与困惑不断的大自由市场（法西斯之前的德国）。
观众和民众都不是上帝，如果需要一个比喻，我想把他们比作孩子——我们都是孩子。一群困在孤岛上的孩子，可恶与可爱共存、苦恼与幸福并存、悲惨与希望并存。
在这样一个情势下，观众群的群体性可以用一个俗语来定义，这就是“跟风”。这个“风”其实也可以用《诗经》中“风、雅、颂”的“风”来通释：出乎性情。
但圣人的全话是：出乎情、止乎礼。
“止乎礼”并不能算是一种对于性情、欲望的“制约”，客观而智慧的说法应该是“管理”——性情是需要管理的，对于欲望与性情的长期管理常被佛家论为“修行”。或者说，“止乎礼”是一种主动向神性靠拢的选择，也是唯一向神的可行的选择。
而这种选择常常不是观众群的权利，因为观众终究是有待教育的。在教育不完全的状态下，观众群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尽力满足自己的欲望。
在本文这样一个主题下，古罗马角斗也可谓是一种“戏”吧。其中对于斗败者的处理问题，民间与史界的结论虽然都有更新，但都承认有着“处决”这一项。
一个为了自己的喜好来决定他人生死的人是可恶的，一个因为跟着喜好之风来决定某一个体生死的群体是可怕的，而一个因为放纵欲望需求来决定某一小群体命运的社会，则是可悲的。因为这种自我和放纵代表了堕落，由人向兽的堕落。
可恶者皆愚。佛家也说：可恶者都是可怜的。因为他们是愚笨的，就如同一个不明事理的顽童，常会做出害人而最终也会害己的事情来。对待人的此种劣根，理智的方式是“慈悲”，而慈悲本身不仅包含了终极的后世的“原谅”，也涵盖着现世的“引导”，或者说“教育”。
那么在古罗马角斗这样一个案例中，“教导”的结果如何呢？
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大部分的角斗比赛中，战死率和处决率都不是很高。大部分角斗赛都是以平局结束的，而且观众一般也只对他们认为懦弱的和不“满意”的斗败者要求予以处决，而满不满意的标准基本也都建立在古罗马民族性那些较为光明的部分上的。
有某哲学家的理解为证：罗马人在角斗表演中学到的是如何面对死亡。
也就是说他们认可的是面对死亡时的勇气，而鲜血则是对这种理念的洗礼。
这种面对死亡的态度可能永远都该是被人类社会所推崇的，而这种选择背后的实质，即“洗礼”至今都是被我们所认可的。
这种教育在罗马公民、甚至是奴隶（所有可以参加此种集会的人）进入竞技场之前、甚至出生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因此，才不会出现民间所误传的种种嗜杀成常规的竞技表演。
不过当然，一整天的竞技表演里总会有一个斗败者被观众“转动的拇指”判为“处死”，因为一出戏里，观众总是需要有欲望得到满足、或者说“释放恶”的阶段。然而，这种“恶”不会被无端放大，因为公民对于死亡的理解是高于“兽”的。
因此，观众有其可恶之处，但终究会有可爱的认识；而由这些可恶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也有其公共的理智的认同；同时这样一个可悲的社会，也有其自身净化的希望。
群体复杂性的各异面虽不常体现在同一时刻，但却表现在同一时间线上的不同时段，这也是群体比个体更容易向神性引导的原因所在——或者说是“教育”的可行性之所在。
观众的可恶是一种即成事实，它是由生物进化中继承下来的。而其可爱则是一种可能性，即一种认识升华（或者说认识的一系列辨证过程）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实际上也是一种即成事实，或者说是“继承”的结果。关键在于认识辨证过程中的引导、以及如何引导。
那么如何引导呢？
你会感受到“犀利哥”最早的围观者猎奇的心态，这种心态让媒体把“犀利哥”变成了一个“网络人”、“媒体人”，而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下的人，就像是被抽象为“洗礼”工具的角斗士。
然而一个正常意义下的人有着自己的生理经历与心理经历，围观者却只关注其中一面，这就是蒙蔽。但与其说围观者是被媒体所蒙蔽，还不如说是被自己的欲望所蒙蔽。大肆炒作的媒体更为愚劣，他们是被他人（观众）的欲望所蒙蔽，投其所好关心一件自己可能并不关心的事——帮助他人浪费生命，也更加浪费自己的生命。
这样说并不是批评娱乐，而是需要你考虑你所娱乐的对象是不是简单到只有被你娱乐的那一面。因为，既然这种欲望是一种即成事实，就不应该被批判，而是善加管理。而了解到人与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则是善加管理的第一步。
混乱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有人爆出“犀利哥”生活悲惨的一面（是不是另一场投其所好已经不重要），于是有关“犀利哥”的报道便改换了颜色，渐渐凑向关注弱势群体这一边了。我想说这是好的转变，但其中更有意义的是这种转变就代表这一种引导，或者说教育。
应该可以想见，这批经历过此次引导的中国网民，以后多少会对下一个“犀利哥”无聊猎奇的报道有一定的抵抗力，而更加关注周边不幸的人。
在这一部“戏”里，观众接受到的并不是直接的“引导”，但却是实际的引导和教育。所以引导与教育并不是一项复杂的行为，只需心存善念、思无邪即可。
我常想象北野武《大佬》那部片子，如果没有最后大佬安然赴死的主题升华，我们可能就一直沉浸在整部片子当中的血腥快感之中了。但是能够称得上大师的人，一定就是能够思无邪的人，就是那种之前能够慈悲于观众的顽劣，用鲜血、金钱、权力甚至色情来满足你的欲望、释放你的恶，而最后可以摆明态度，以善来作为这一次轮回的终点、或者下一次轮回的起始的人吧！
观众的可恶与可爱如是，民众亦然。人的有限性限制了每一个个体都不能成为神佛而来定义天堂和地狱、来批判他人；而人的无限性又提供了一种可能，即任何人都有升华的可能、不至于完全变成禽兽。
所以一个社会首先应该是一个重教育、会教育的大学校，其次则是一个重民主、懂民主的大议会。不懂教化的社会，即使有民主，也会有“多数暴政”的可悲结局（法西斯德国），而只有教化、没有智慧的、可行的社会契约的社会，则无法完成全民最大化的教化任务、或者成为一个争吵与困惑不断的大自由市场（法西斯之前的德国）。
观众和民众都不是上帝，如果需要一个比喻，我想把他们比作孩子——我们都是孩子。一群困在孤岛上的孩子，可恶与可爱共存、苦恼与幸福并存、悲惨与希望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