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杀人背后：这是一场女性对女性、弱者对弱者的战争
为何女性必须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为何母职和职场女性会成为一个只针对女性的问题？为何市场提供的保姆服务反而成为女性压迫女性的新工具？
原文发表于界面文化
2012年10月25日，在纽约曼哈顿上西区的一所公寓中，一位名叫奥加特的保姆用刀捅死了她照料的两名孩子，露西亚和利奥。当孩子的妈妈带着另一个三岁的女儿从几个街区以外的游泳课上回来时，目睹的是孩子的死亡现场。与此同时，奥加特把刀刺向了自己的颈部和喉部，不止一次。
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在小说《温柔之歌》的开篇，再现了2012年那则震惊世界的纽约保姆杀人案的现场。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她塑造了一位试图从家庭主妇身份中解脱出来去追求事业的母亲米莉亚姆，一位被雇佣来解救米莉亚姆但最终成为了她孩子掘墓人的保姆路易丝，以及米莉亚姆的丈夫保罗、路易斯的丈夫和孩子等诸多角色。也正是凭借这本与“保姆为何杀人”相关的作品，蕾拉·斯利玛尼获得了2016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从1903年开始评选，着重奖励年轻有为的作家，获奖者将获得10欧元的象征性奖励，相比于龚古尔奖为获奖作品带来的销售量（通常可达到40万册）和版税而言，这一象征性的奖励当然微不足道。在获奖之前，《温柔之歌》便已是享誉法国的畅销作品，短短三个月内便销售了76000册，获奖后销量骤增，目前版权已售37国。
法国各界对于《温柔之歌》的评价颇高。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之一菲利普·克罗代尔称，“很高兴看到文学不只是用来安慰、疗愈的工具，或是借以看世界的一扇模糊的窗子。我认为文学是一种揭露的艺术，其中包含最苦涩、最艰难的部分。”1998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葆拉·康斯坦则说：“如今，很多女性都意识到，做家庭主妇难以使她们获得理想中的精彩人生。《温柔之歌》关注的正是这一群体。”以上评价凸显出了《温柔之歌》对于社会现实的指涉，以及评委和评论人们眼中这种指涉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斯利玛尼的这部小说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她用文学的方式揭露了一个社会问题。而它在法国乃至全世界的畅销，也反映出了人们此类事件普遍怀有的焦虑与关切。
在此姑且不论这部小说在创作技法上的好与坏（虽然它在人物塑造、情节推动技巧上面或许存在不少问题），也不论作者创作这本小说的初衷（在界面文化对她的采访中，她谈到自己的目的，是通过小说探讨“金钱是否可以购买自由，我们是否可以花钱去雇佣一个人，或者购买一种服务，来使我们的生活得到绝对的舒适”），这部小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它所引发的巨大舆论讨论，为女性、家务劳动及其商品化的探讨打开了一个公共空间。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问，为何女性必须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为何母职和职场女性会成为一个只针对女性的问题？为何人的繁衍与照料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化，却需要退居家庭、变为女性“独享”的义务？又是为何，即便在这种照料工作走向市场后，它再次成为了女性压迫女性的新工具？
“男主外，女主内”：照料是女性的天职吗？
“我也很愿意你出去工作，可是孩子怎么办？”妻子米莉亚姆在故事开篇和丈夫保罗谈及自己想外出工作的打算，丈夫问出了上面这个问题。这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位全职太太，丈夫在外工作，“几乎整日整日都在公司里度过”。 米莉亚姆的生活则在越摞越高的账单以及与孩子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日渐暗淡。她渴望一份工作。
当丈夫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明显将自己放在了局外人的身份上。这意味着，照料孩子从来不在丈夫的职责考量之内，只有对于米莉亚姆，对于一位母亲而言，是工作还是照顾孩子，才能成为一种选择，并且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父亲被默认是缺席的，不需要承担照料责任的，而母亲一旦失职，则会遭到谴责。母亲的照料者身份因而成为了一种不加否认的前提条件。在一篇题为《为什么当保姆的都是女人》的文章中，作者淡豹提出了一个尖锐却常常被忽视的问题，即“为什么我们把社会性别化的照顾分工当作一个给定条件？”
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或许能为上述问题提供解答。这项运动首先兴起于意大利。二战之后，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参与劳动生产的比例上升。而1963-1967年之间，意大利经济开始萎缩，许多雇佣女性的行业如纺织厂、食品厂开始倒闭，女性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问题。面对广泛的妇女贫困，当时受到工人主义思潮影响的女权行动者，开始发起“家务劳动有偿化”的运动，希望让整个社会看到家务劳动作为一项资本服务工作的价值。运动的发起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框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通过对于特定群体的压迫和剥削完全其再生产的，这其中深受其害的，就是家庭主妇。
在意大利20世纪女权主义运动重要人物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的《妇女与社会颠覆》一文中，她以工人阶层的家庭主妇为分析样本，首先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一步步通过摧毁其他类型的家庭群组和社区，来制造出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家庭，又是如何将生产核心从家庭转移到工厂和办公室的。这样一来，男性逐渐脱离家庭，进入公共领域，变为雇佣劳动者，而女性则被隔离在家中，留守在私领域，从事无偿的家务劳动。长期以来，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的、不以独立个体形式参与劳动市场的女性，负责无偿生育和照顾下一代劳动力。究其本质，看似温柔的、港湾般对女性施以保护的家庭，实则是让女性变为无工资的“奴隶”的深渊。达拉·科斯特总结道：“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而正是对妇女的奴役确保了对男性的奴役。”
在《妇女与社会颠覆》的末尾，达拉·科斯特提出：“我们拒绝接受‘家务劳动’成为妇女专属的工作，凌驾于我们之上。家务不是我们的发明，我们也从未得到过补偿，他们却强迫我们每天干12至13小时的家务，强迫我们待在家里。”她或许未曾料到，在日后，家务劳动确实实现了有偿化，但并非因为社会性别化的分工劳动这一前提被撼动，也并非因为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核心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瓦解，而是因为全球化造成的资本、人力、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催生出的“家务劳动商品化”。家务劳动被当做一种可以出售的商品，家政工和保姆等职业应运而生。
“吹毛求疵”的女雇主：女性对女性、弱者对弱者的战争
反映在小说《温柔之歌》中：当米莉亚姆想要解决外出工作和照料孩子之间的矛盾时，解决办法是雇佣一个保姆。在这件事情上，丈夫的表态如下：“如果把加班时间考虑在内，保姆和你大概挣得差不多。但是好吧，如果工作能够让你快乐……”在这里，丈夫保罗进行的是一个纯粹经济意义上的换算。雇佣保姆的支出，大约等于妻子外出工作的收入，这样一来，以家庭为单位，这个家庭在维护成本上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因此，妻子出去工作与否，并没有太大的影响。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折腾呢？这里边有一个十分具有迷惑性的代换：如果照料家庭的人是妻子，那么她的劳动力是无偿的，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但如果是家庭之外的女性进入这一家庭、执行照料孩子的任务，那么这就变为了一种有偿劳动。
这其中包含两种类型的家务劳动和照料服务，一种是在私人领域、在个体家庭中的无偿照料，一种是被商品化了的、在市场上流转的照料服务。为了生存，或者是为了将来获得更好的生活，一部分母亲会放弃对于自己孩子的照料，将这部分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到一个陌生的雇主家庭中，照料陌生的孩子以换取报酬。这种情况一般指向离开自己国家/家庭的照料工人，比如从菲律宾或其然东南亚国家到香港或其他地方当“菲佣”的女性。还有一种是如小说中的保姆路易丝这样，将自己的孩子留在家中，同时兼顾照料雇主小孩的职责。这样一来，她肩负的便是双重照料——家庭内部的无偿照料和市场上换取报酬的有偿照料——所带来的内外夹击。除去家务照料劳动的琐碎之外，包含在其中的，也是双倍的情感付出。
再次回到淡豹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把社会性别化的照顾分工当作了一个给定条件？这个问题的后半段是，为什么还一定要在不同的女性之间分配责任和劳动时间？此外，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在不同女性之间分配劳动的行为背后，有怎样的政治经济格局？又会在女性团体内部造成何种影响？
在《温柔之歌》中，不同的女性是两位母亲米莉亚姆和保姆路易丝。在这个故事的结尾，保姆杀死了米莉亚姆的两个孩子，这给同为母亲的米莉亚姆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在小说开篇，蕾拉这样描写目睹孩子死亡现场的母亲：“孩子们的母亲受到很大刺激……进入房间，看见孩子们倒在地上，她发出一声低吼，如母狼一般深沉的吼声。连墙体都为之颤抖。五月的日子，夜幕沉沉地落下来。她吐了，警察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在吐，她的衣服全部湿透，瘫倒在房间里，疯子一般，泣不成声。吼声撕心裂肺。”在2017年引起轰动的杭州保姆纵火案中，保姆莫焕晶的一把火剥夺了女主人和三个孩子的性命。再联系媒体频繁曝光的保姆趁雇主不在殴打孩子的视频，我们会发现，在这种雇佣的照料关系中，风险和危险通常由女性和孩子承担，这与照料行业的性别化问题密切相关。与家务和家庭照料被默认为女性的义务类似，与购买获得的劳务沟通的任务，同样也被认为是女性职责所在。
台湾社会学家蓝佩嘉在研究印尼、菲律宾和越南女性到台湾做家务劳工的著作《跨国灰姑娘》中，很多接受采访的家务劳工表示，与男雇主相比，她们的女主人更为严厉，更加“吹毛求疵”。当蓝佩嘉拿着这个问题反问台湾女主人的时候，很多人表示，作为家里主要的劳动管理者，对劳工的工作表现会有更多的要求。相比之下，先生的态度是不在乎或者不介入。有的台湾丈夫甚至认为，花钱雇用外籍家务劳工是他们给妻子的“礼物”，是丈夫贴心的表现。蓝佩嘉因此得出结论，虽然雇用家务劳工之后，女性雇主被提升至“母亲-管理者”的地位，但她们仍需要对家务劳工的表现负责。而在贤妻良母的文化霸权意识形态支配下，女主人亦将家事与孩子照料视为女性主要的社会责任。
于是可以看到，在一个男性彻底缺席的领域，作为女性的雇主和雇员都是脆弱的。作为劳动力提供者的女性一旦有所不满，最终也只会将这种不满发泄在雇主家庭的女性和孩子身上，进而演变为一场女性对女性、弱者对弱者的战争。吊诡的是，在这场战争中，具体的父亲是缺席的，但引发这种战争的，却是大写的父亲，是父权制长期以来的压迫。
在全球化和劳务商品化的今天，这个问题不仅关乎父权，关乎性别分工的不平等，还涉及阶层、涉及种族、涉及国籍、涉及伴随着全球化发展的家务、照料服务的国际分工。学者霍克希尔德用“全球保姆链”来形容这种国际分工，链条的上游是富裕国家中能够负担雇佣费用的女性，她们用金钱购买照料、家政服务，在享有母职情感回馈的同时，也能兼顾自己的事业和工作。而当她们将家庭劳务外包，她们雇佣的保姆则需要背井离来换取经济报酬，她们自己的孩子，要么在亲人的协助下，要么通过花钱雇佣更加贫穷的女佣，才能确保在母亲缺席的情况下得到关怀与照料。蓝佩嘉在其研究中提到，家务雇佣这个主题尤其暴露了女人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鲜少有工作安排如此典型，雇主和雇工都是女性。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连带，而非姐妹情谊。
“妻子的嫉妒”：“姐妹同盟”何以可能？
除了由于宏观的政治经济格局造成的女性对于女性的剥削之外，在微观家庭日常互动中，女性雇主和女性保姆之间也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而这种微妙常常以家庭中的男主人为中介。在《温柔之歌》中，故事的转折（尽管是十分突兀的）发生在保罗一家带着路易斯去希腊旅行的时候。在那里，保罗和路易丝获得了单独相处的机会。整整一个星期，保罗都领着路易丝去游泳，而孩子们和米莉亚姆则留在旅店的小游泳池边。“开始的时候，接触到路易丝的皮肤，保罗也有有点尴尬。教她浮水的时候，他把一只手垫在路易丝的颈部，另一只手撑住她的臀部。一个愚蠢的念头一闪而过，他暗自发笑：‘路易丝也有屁股。’”在那之后，他们一起喝酒，一起喝醉，路易丝挽着保罗的胳膊，保罗让她注意云彩的形状。那天晚上，路易丝陷入一个色情的梦中。这一章被作者刻画得格外温柔、暧昧，仿佛海边混合着咸腥和潮气的微风拂面，将人包裹在一种夏夜的粘稠浪漫中。
可这并非仅仅是小说中罗曼蒂克的刻画，蓝佩嘉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缺乏安全感的女性雇主常常将她们与家务工作者的关系转变为一场烹饪技巧、美貌和其他“好太太”必备条件上的竞争，而丈夫则或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成为竞赛的裁判。在家务劳工眼中，“妻子的嫉妒”是常常出现的闲谈话题，而在女雇主那里，“丈夫把女佣捡起来做妾”这样的描述也不绝于耳，成为埋藏在女雇主心中的一颗定时炸弹。在女性雇主心中，一个完美的家务劳工最好同时是高度性别化的，又是高度去性化的——在从事家务劳动时，她必须是一个完美女性的化身，温柔、能干、勤劳，而当面对自己的老公时，她女性化的一面又成为她的致命危险之处，她最好是没有性吸引力的、没有女性魅力的。也正因如此，雇主会通过各种策略，来反复确认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距离和界限。
正如蓝佩嘉在《跨国灰姑娘》的第六章《屋檐下的全球化》中谈到的那样，尽管雇主经常说他们对待帮佣“就像家人一样”，但实际上，家务雇佣关系的特色却是“地理距离的亲近和社会距离的遥远的吊诡组合”。当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即便同为女性，她们之间并没有生成一种姐妹情谊，反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互动不断地“确认、协商、重构彼此之间看不见的社会差异与公私界限”。
如今我们面临的现状是，当大写的父权国家和家庭中的丈夫在家庭照料和家庭再生产中持续缺席时，上述劳动仍被视作女性的天职，一位女性要不自行承担这样的义务，要不通过市场机制，将这种义务以商品的形式，外包给其他女性。姐妹同盟（sisterhood）的浪漫想象，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不仅没有结成同盟，女人为难女人的局面反倒时常发生。
假如养儿育女、照料家庭不再是女性求职道路上的巨大绊脚石；假如家庭和职场对女性而言不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题；假如女性不再经历“丧偶式育儿”的体验；假如国家不再一味地将照料责任推向私人家庭或者自由市场，而是通过福利制度和税收政策的改革，给予女性更多的支持；假如劳务市场不再乱象丛生，而是更加规范、让劳动者的各项权利都能得到保障——姐妹同盟之间的温柔之歌，或许才能真正温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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