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編|關於「處女之死」索菲亞·科波拉的自白
在我二十多岁的迷茫年纪,我游荡着寻找自己真正想从事的职业,尝试着不同的东西,怀着焦虑和恐惧,感到身体皮肤的各种不适。拍摄电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是这种载体让我找到了归属感,我别无选择。正是「处女之死」使我成为了一名电影人。

翻譯|整理|編校:Janning Le'Mo (Liquid Bomb) 資料來源:Sofia Coppola (Edited extract from The Start, the Guardian’s new culture podcast. Produced by Eva Krysiak, Thu 25 Jan 2018 06.00 GMT) Direct ©2018 Guardian News and Media Limited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All rights reserved. Indirect ©Liquid Bomb Studio, 1 February, 2018 『尤裏卡! 映画マスターのシリーズ』制作委員会 • 協力 我成长在一大帮男人中间,我和另外九个男孩,我的兄弟和表兄弟。我的父亲,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浑身男子气概的电影人,他的朋友自然也都是那种风格。所以相比之下,我总觉得自己非常女性化,审美上也有些女孩子气。当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我读到了这本书,《处女之死》。我还记得书的封面——满是女孩的金发。我读完并深深爱上了这个故事。我觉得杰弗里·尤金尼德斯,书的作者,真的理解青少年的成长经历:伴随着渴望、忧郁、少男少女之间那种神秘。我喜爱男孩被女孩迷住的部分,那些卧室里的慵懒时光,我也深有感触。但是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故事有一天会被搬上银幕,这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电影人,尽管我热衷于在片场闲逛,但是执导电影并不在我的人生计划之内。那是我后来一点点学会的。在我年轻的时候,尽管在艺术学校倍感失意,我真的是痴迷于时尚和服装。我的兴趣广泛,设计、摄影、音乐,但似乎这些艺术媒介并不是我的归宿。在那之后,我开始拍摄短片,九八年的「舔星」(Lick the Star, 1998),我把我所有热爱的东西都融入其中。 我最终还是拍摄了「处女之死」,作为我的长片处女作。尽管拍摄之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是这一作品的确是带有私人情感在里面的。当我十五岁的时候,我的哥哥吉奥突然离世,死于划船意外。这使我接触到《处女之死》,同样是关于“失去”。通常,青少年题材电影都是很幼稚乏味的,摄影廉价。当时并没有多少位年轻观众拍摄的高质量艺术电影。但是我想带着尊重面对我的年轻观众,重新回顾那段深沉、情绪脆弱的时光。我还只有二十多岁,学校的回忆离我并不遥远。

家族里的电影公司“美国西洋镜”参与了制片,我的确得到了我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他鼓励我,和我谈心。他一直对我强调,一部电影最重要的部分是表演和剧本。他并不经常来片场探班,但他给了我很多经验上的指导。当他来探班的时候,似乎很紧张。他告诉我开拍的口令必须要尽可能响地喊出来,这样工作人员知道我在掌控全场。我会告诉他说:“爸,我就是这样做的。” 选中扮演勒克斯的克斯汀·邓斯特当时只有十六岁。我记得自己吃惊于她活泼开朗、啦啦队长般的模样之下,眼中的深邃、睿智和忧伤。这应该是她童星生涯结束之后接下的第一个角色。所以这部电影,对于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整件事无异于一次挑战,在开拍一周前,预算就出现了危机。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很多经验丰富、令人尊重的前辈演员的帮助,比如詹姆斯·伍兹和凯瑟琳·特纳,他们很愿意参演这部电影。但是制作一部电影最难的部分,是如何组织每一个镜头以及之后的剪辑,这对我始终是很大的难题。一个晚餐的场景就能出我意料的复杂。如何将小说中的场景搬到现实中来给我很大压力。你可能拍摄了过多的镜头却无法将它们拼在一起。视线需要注意是否匹配,每一个角色的视角也需要留意。这就像是处理一些数学方程式。

首映选在了戛纳,这对于刚拍处女作的我来说,足够压力山大够伤脑筋的了。那是九九年的导演双周单元。我想我当时只有二十九岁,我真的很害怕。但是我的一个朋友和我讲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故事,当阿里走上拳台之前会问自己两个问题,“我训练时足够努力了吗?”“我尽全力了吗?”而这已经足够了。 电影口碑不错,影评人也纷纷给出了正面的评价。我觉得我电影生涯的起步多亏了那些戛纳的观众,因为当时电影并没有在美国上映。当电影回到美国之后却迎来了惨淡的发行,我的第一部电影就这样结束了。尽管如此,我却找到了继续拍摄第二部电影的勇气。几年以后,一群青年女孩子告诉我她们是如何如何地喜爱「处女之死」。我心想,“她们是怎么知道这部电影的,在当时她们甚至还没有出生”,通过网络,这部电影迎来了第二春。知道这部电影仍然在一些年轻女性口中谈论着,这让我倍感欣慰。 我很少去回顾拍摄这部电影的经历,我处在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我并不是我想的那样。但是,每一部电影都是为下一部电影做铺垫。在我最新的作品「牡丹花下」中,我的确重新回顾了「处女之死」,前者的某些元素让我回想到我的这部处女作:处在不同阶段的女孩和女人,只不过女人更年长,而她们要处理的欲望和挑战更为严峻。我的人生似乎被这两部电影所标记。

「处女之死」对现在的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让我回想起和克斯汀·邓斯特、和我的剧组在多伦多拍摄电影的经历。整部电影没有演变成灾难,这对我来说已经算得上美好回忆了。我记得我的父亲对我说,“你的成片并没有那些报纸夸的那么好,但是至少比初剪好太多了”。当我看到我第一次剪辑完成的样片,我想:“天哪,这糟透了,我干了什么?我费了多大力气才拉了这么些人陪我拍摄这部电影,这糟透了。”在那之后,一点一点,我们重新剪辑,把它至少弄成一部像点样子的电影。 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开始我的电影生涯。改编这部小说打开了我的世界。在我二十多岁的迷茫年纪,我游荡着寻找自己真正想从事的职业,尝试着不同的东西,怀着焦虑和恐惧,感到身体皮肤的各种不适。拍摄电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是这种载体让我找到了归属感,我别无选择。「处女之死」使我成为一名电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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