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媒体环境下“反沉默的螺旋”的理论局限

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的理论，该理论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时，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于是这类观点就会被广泛发表和扩散；而当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甚至面临群起而攻之的遭遇时，即使自己赞同，也会保持沉默。沉默的螺旋理论描述了在传统模式下“舆论”的形成模式，这个理论提出的背景是20世界70年代，作为强效果理论的代表，该理论认为媒介对人有显著的影响。人是社会型动物，会对孤独与孤立具有恐惧感。以此为基础，她提出沉默螺旋的五个假定：社会使背离社会的个人产生孤独感；个人经常恐惧孤独；对孤独的恐惧感使得个人不断地估计社会接受的观点是什么；估计的结果影响了个人在公开场合的行为，特别是公开表达观点还是隐藏起自己的观点；这个假定与上述四个假定均有联系。综合起来考虑，上述四个假定形成、巩固和改变公众观念。个人想要知道大众的观点是什么，因为媒介具有议程设置功能，当社会交流不畅通的时候，人们就会认为媒介的观点即是大众的观点，媒介带动社会舆论的形成。在这本书中，诺依曼认为：为了防止孤立和受到社会制裁，一般人在表明自己观点之际首先要感觉一下“意见气候”，如果自己的意见与现有的多数人意见相同或相近，便会较为大胆、积极地发表，如果发觉自己处于少数，便会迫于舆论的压力而趋向于保持沉默。于是舆论形成，便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

诺依曼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判断周围意见分布状况的主要信息源泉有两个：一个是所处的社会群体；二是大众传播，而在超出人们直接感知范围的问题上，大众传播的影响尤其强大。诺依曼认为，在以电视高度普及为特点的现代信息社会，传播媒介对人们环境认知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三个：多数传媒的报道具有高度的类似性，由此产生“共鸣效果”；同类信息的传达活动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和重复性，由此产生“累积效果”；媒介信息抵达范围具有广泛性，由此产生“遍在效果”。这样，纽曼通过“沉默的螺旋”理论，重新提示了一种“强有力的”大众传播观。这个假说包括了以下几个要点：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心理三者作用的结果；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所认知；这种环境认知所带来的压力或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的诞生。

近年来，由于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部分学者认为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信息时代所处的环境逐渐变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所处的信息环境正在逐渐改变，因此该理论正在逐渐失效，由此形成了反沉默螺旋理论。

反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沉默的螺旋”理论描述了在传统传播环境中舆论形成模式；而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模式。在网络传播模式下，任何人都可以匿名发表意见，实现了发表反对意见和付出代价的剥离。因此在网络环境下，“沉默的螺旋”理论受到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意见发表的普遍性、平等性和自由性。网络环境的复杂性、观点的多种多样使得人们难以获得对“意见气候”清晰认知，从而难以从众。有学者认为：个人差异对传播效果的影响。由于个性的差异，很多人在面对社会压力时，依然是坚持已见，而不会屈从于所谓的多数意见。只有那些意志薄弱、缺乏自信、没有主见的人才会屈从于所谓的多数意见。也有学者认为，“在有关社会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争议问题上，多数意见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压力，而在一些技术性、程序性的问题上，这种压力未必有效”。除此之外，是否采取沉默态度与问题和自己本身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争议的问题不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受众可能会采取沉默的态度，如果争议的是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那么社会的压力往往并不起什么作用，多数人都会据理力争，为自己说话。从众心理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认知失调和对孤独的惧怕。群体的压力会让人产生失调，而减少失调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从众，而在互联网的情况下，群体本身就是没办法定义清楚的，相对而然，就无法从众，在某一群体不合群只需要简单的转化群体就行了。互联网的群体聚合，也容易导致人们陷入“信息茧房”，相同意见的群体容易聚在一起，这样舆论的差异就体现在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差异。群体内部由于意见和观点相同反而会强化人们本来的观点而不是导致从众与屈服。群体差异导致的群体之间的对抗比个人对抗群体更加容易。

认为沉默的螺旋在网络时代下失去了效能的学者们认为：在网络环境中“沉默的螺旋”的始动力不足，网络传播支持了匿名接触的无限性和开放化，网络提供的是一个拟态社会，给受众以坚持己见的自信；[1]该学者认为网络环境失去了群体产生压力的环境，由于人们生活于网络环境的是一种拟态环境，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都是匿名的，所以就不会产生群体压力。那么是不是网络交流CMC和面对面交流的人际交流FTF（face to face）存在很大差异，拟态环境下不会存在群体压力呢？瓦尔特和伯贡(Walther and Burgoon)对16组面对面传播和CMC使用者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有关人际关系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 1)在这两种不同的交流方式之间差异很小; 2)面对面传播和CMC的使用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际交流中达到同等水平的亲密关系; 3)由于交流方式的不同产生的差异很少; 4)使用电脑进行交流的人,实际上比面对面交流者更专注于发展社会关系。[2] 这些研究证据表明, CMC与FTF相比除了在时间上需要更多外,在许多方面二者几乎没有太明显的差别。每一个人都在网络环境中具有一个ID,这个ID是他本人身份在网络中的外化，当这个身份发表和大家相差很大的观点的时候也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和批评甚至侮辱与谩骂，这一点在微博上表现的最为明显。至于微信朋友圈这些熟人社交媒体本身就是真实的社交关系在互联网上的延伸，自然会受到群体压力。陌生人社交网络环境也是如此，只是群体压力大小而已。针对反沉默的螺旋主义者提出的有一些人会固执己见并不会选择从众，这部分人在网络上往往成为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带领话题来引导大众。传统沉默的螺旋理论的研究对象与网际空间的人群相比具有较大的区别,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沉默螺旋理论将被网络淘汰的理由。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素质的提高，这种知识上所引发的差异将逐渐被拉平，少数的“中坚分子”正是补充了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不足而不是推翻了这一概念。大多数人并不能直接获取信息，他们所获得的信息都是媒体所提供的，即使网络社会使得人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但是由于专业媒体的权威性、专业性、影响的广泛性，专业媒体还是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媒体进行议程设置的功能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沉默的螺旋理论还涉及一个“公共空间”的概念，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类事物能够在全体参与者自由、平等、非强制的情况下得以形成。[3] 互联网所代表的这种乌托邦式的公共性正逐渐被各种权力入侵,比如说国家暴力的侵入、经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介入、法律制度的约束等等,其结构也在经历着一个归入传统主流媒体的过程。而纽曼所提出的沉默的螺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可以自由表达,如果这个前提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沉默螺旋的运用机制是否会产生变化?这一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网络空间网络个体的孤独恐惧感依然存在，网络中群体压力虽有所减弱，但并未消失；网民的从众心理没有本质的改变，从众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而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也没有本质的变化"，所以沉默的螺旋并没有从网络空间消失，而是依旧存在的，反沉默的螺旋理论并不成熟，具有很多理论局限，并不能全面地否定沉默的螺旋理论。

参考文献

[1] 刘聪. (2010). 网络环境中"沉默的螺旋"的弱化. 改革与开放(22), 98-98.

[2] 约瑟夫·B·瓦尔特《以电脑为媒介的传播:非人际性、人际性和超人际性的互动》,《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第4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1964),《文化与公共性》,第125页,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