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迈向新的千年

20年代末的局部战争，其军事动作很难界定，极不符合传统“战争”的定义，既不是国际交战，也不是国中内战。（战争不再是师出有名，不再是为某种目的，而是为了某种损耗与矛盾转移，为了战争而战争，就好像让小男孩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仪式而长大一样） 小群体不满集体的暴力恐怖活动（受害者是无辜的平民） 毁灭武器的普及化和民间化，使得治安成本增加（破坏力与保护力由于拥有同样的武器而势均力敌，于是长期对峙，谁也灭不了谁。这个一方面选举保护者另一方面又制造毁灭者的黑衣人，当他还有一天成为世界的引导者，其价值理念仍是世界的普遍理念，那么这种对峙互损局面是不会终结的） 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思维未变–圣战，优越感，但却吸收着西方信息者–西方优越感，生存危机，荣誉丧失的危机使其暴力，以为毁掉西方，一切都会回到过去？亦或是他们本身并不想回到过去，只不过是想毁掉西方，以及享受毁掉这个过程成自己的消耗人生。） 第一世界能轻易的毁灭掉第三世界，两者的武器装备的先进性不在同一层次（但此差距比较小），思维思想意识也不在同一层次。（此差距才是大。这种思维意识加上高科技武器的密切配合，往往产生极大的毁灭力。） 动员一场大战所需的兵力得很大（自己的人海战术对抗对方的机械自动化战术，人与无感情的机器作战，结果可想而知） 这种能胜利的战争并不意味着第一世界国家愿意打，如果背后无太大利益，他们是不会出兵的。因为对方的杀伤性虽此自己弱但依旧有很大的毁灭性。 20世纪，宗教性思想大战的年代（新与旧的融合，合适的被留下，不合适的被淘汰），因此有了世俗宗教（神被移下了神坛，但人能力不够或精神不够强大，仍一样神在人间助他们一臂） 纯计划经济（过去的经验世界加现在经验世界）与纯市场经济（未来经验世界加自然世界）完全失败，不合时宜。 各种新异宗派以及聚教众而居的现象流行，世间男女逃脱他们不再能理解的世界之余，纷纷投入到各种无理性与最大追求的怪异信仰。（现代世界的精神真空，即使消费性爱等能提供短暂的强烈的精神满足，但长期的平稳的精神盈满却处于失真状态。因此人多处于精神持续空虚，间断满足状态。） 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直接将中国人推到了经验世界的合理建设中，因此中国少对自然世界的内容思考（逻辑抽象，原子，细胞，天文学等科学验证兴趣低–西方强大的思维，其耶稣是一种具体符号，可移除），相反由于道家思想影响，他们偏重于与自然世界的大局和谐统一（瞬时而为，不主动，不探索，只是容纳于自然里，享受且思考人类与自然种种，因此各种意象感很高–中国强大的情感性，其神是一种模糊的形象） 威尔逊–列宁式的“民族自决权利”，破灭。（民族失了共同根基的主力，且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让这种旁枝末叶的力摇摇欲坠） 大量青壮劳动力的穷国国民，必然在富有世界中争那卑微工作，后者则长者日增，孩童日少，其可做三种选择：1大量开放门户欢迎移民（补充逐渐不足的劳动力）2必要时高筑栅栏防范移民（劳动力足，但其低端人口的入驻引发各种危机，民众普遍无安全感，利益受损大于获得）3另谋他法。最有可能途径，也许是给予暂时性的工作许可以及有条件的移民，不授予外来者以公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也等于创造出一个根本上不平等的社会（只将其当成劳动力工具，不利给予他成为“人”的资格，就像封建时期的奴隶一样，让其成经济生活的附庸品，而不想担负起对其的社会责任–需要花一大笔来安置–，加上国内居民普遍对这群外来者的排斥–其自然反对这种安置，“纳税”名义下的他们只顾自己利益–所以这群外来者成为人类世界里的非人）。这种安排，从干脆表面态度的南非、以色列两国的“隔离政策”一直到非正式的容忍移民，情况不一。（城内贫民窟，城内有钱人与穷人教育活动的场所无交集，某种意义等于隐性隔离。） 生态危机的威胁。 一科技进步使得劳动力脱离生产运作，然而人脑力的未普遍开发使得被遗弃的劳动力无足够合适的工作替代（或许会出现新产业人口缺乏，旧人却无用大量遗弃的局面）。二高工资地区转向低工资地区（高工资地区空出一大半劳动密集型人群，比人群若得不到有利的资源转移–通过技术培训提升，让其适应新的产业–，或新产业的兴起滞后于旧产业的移动，导致此被无处安放的人群成了不稳定因素。就像黄金时代，70年代产业更迭一样，赶得上的人成为推动者，赶不上的人成为攻击者。而低工资地区人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至于一些高科技创新领域人群不多，阻碍这个领域的发展）三世界经济越来越不稳定与摸不到规律，过去的经验越来越无法解决这种新经济下的问题。（这说明整个经济的质在变化，以至于过去思维的解决方案已无法适应的了新阶段的产生的问题。新经济里被参与了越来越多的因素–新一代雀跃的思想意识，而使得经济主要参与与控制者–老一代人–无力捕捉。如果他们不吸取新的血液–很难，40.50年的观念不可能被轻易撼动，那么他们只能被35岁后的市场参与人取代。可以预见未来的市场经济经济参与人的年龄度会越来越低，类似推特创始人，比尔盖茨等年轻领袖层出不穷的出现。当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依赖于新–持续的互联网参与，信息接接收–而遗弃掉旧，旧的人情世故，模型，保守，那么注定以后的年轻血液会成为主流。老一辈放弃信息接收者，会成为圈子边缘人。边缘人若不甘心这种边缘化，必然会有一番大搅动，于是未来产生的意识战争包括年轻一代与老一代的对立） 未来可能没有所谓国家的兴起，而是某类人群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组织兴起。 各国逐渐失去对国事的传统独霸权力，私人保安和快递服务的兴起，恰好证明原本普遍由国家部门负责的事务，正大权旁落至民间手里。 互联网这种普遍信息传播网络已无法被政府控制住信息的传播与篡改。人的思维意识已不再听命于政府，但也暂时未听命于自己，而是听命于“大家”，网络参与者，甚至某些强大的网络信息发源者，控制者。 社会财富的分配而非增长，势必主导21世纪的政治舞台（重点是21世纪的人都忙于财富创造，无普遍同情观与消除贫富意识的概念，政府力量又减弱到无法进行强制进行分配，最终还是贫愈贫，富愈富。）消除贫富差距，让社会财富得到合理分配的前提是，所有人不再过着以追求利益，以高等级身份践踏低等级者的优越感的生活里，不再有这种不满足思想，而是回归到对人的真实关注与爱之中，对人的真情实意中，而此下产生的对人的爱会成为真正的力量让人和平共处，不再有等级意识，财富意识。 这是一个“民有”“民享”的凡夫俗子时代，但却不是一个“民智”的时代，因此“民治”便不可能。 由于“民众”拥有越来越大的选择权，政治人物的选举便不再围绕如何造福于人，如何使得国家更好，而是围绕着如何吸引民众的好感，使其投上一票。可惜大部分民众的低脑力使得他们只顾自己的私心杂欲，无法顾及到他人，于是围绕民众私心杂欲的口号展开，于是有了特朗普这个纯粹代表普遍无安全感的民众所推举产生的代表。 私营大企业，超国家级组织（新）vs现代主义未革新的政权（旧） 20世纪末的兴起的新一代放弃了对政治的关注，这意味着政治缺少革新的动力（少压力），也意味着政治不再重要（少支持力。 当政治者不再有合适的有利的作为带给普通民众时，就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等在1904年的遭遇一样，瓦解尘封。然而可能正是这种对政治的低关注，使得在进行下一轮变更的时候不会有合适的过渡，造成变更后的阶段依旧扭曲不稳。 人类“智行”与“愚行”共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