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闽

论闽 曾念长 一 远方朋友来短信，让我写中国文化版图中的福建，我应允了一个多月才动笔。一则耽于琐碎事物，二则无从写起。每当想起这个主题，有时脑中空洞，有时情绪纠结。在这段时间里，我不在福建，而是在北京。一个远离故乡的人，对故乡无话可说，这或许也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症候。 福建简称闽。如果不是接受过多年的汉字教育，或许还有很多人不识得闽字。这并不奇怪。除了用来简称福建，闽字几乎无从用起。福建偏安东南一隅，在北方人看来，那是远离中心的边陲之地；还有很多人想象那边人烟稀少，是蛮荒之地。对于多数人来说，福建是陌生的，就像闽字对于他们而言是生僻字一样。 有一次，我与一位主攻古代文学的朋友聊天。我告诉他，宋明时期，福建科举盛况走在全国前列，不仅在进士总数上与苏、浙地区并肩，遥遥领先于其它地区，而且出现了两大稀奇景观：其一，连续三届状元出自福州地区的永泰县；其二，某一年度同榜状元、榜眼、探花皆出自福州地区。我的朋友先是怀疑我的夸大其词，而后经过求证，连叹不可思议。我又告诉他，南宋时期，福建不少地区的人口甚至超过现在的规模。数年前，我从事旅游区规划与推广工作，经常去福建省西北部泰宁县。这个小县在开发旅游之前，外人知之甚少，本地人口只有十三万左右，而在南宋时期，其人口规模一度超过十五万。泰宁县在中国科举史上也留下了重要一笔，宋明时期出现了隔河两状元、一门四进士、一巷九举人的盛况。再检索一下资料，就会发现，李纲、朱熹、严羽等历史名人都在这里留连过，与其结下不薄缘分。 我将这些掌故告诉给朋友们，多少是因为我意识到一种他者视角的存在。他们想象在遥远的中国东南，在过去有一片蛮荒之地，而今则是经商之风盛行的生意场。北方的朋友第一次见到我的精瘦模样，第一反应通常是，福建人都长你这样的，瘦，脑子转得飞快，像个生意人。他们甚至坦言，与福建人交往，须得提防几分。这话不难理解。在一块贫瘠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生意人，必然倚重纯粹智力，因而缺乏道德方向感。过去几年，福建人经营医院和寺庙，乃至电话诈骗，都是在全国出了名的。这两年福建高考接连全国垫底，似乎也让外省人强化了一种印象，认为福建人除去钻营生意，对文化功用之事业皆无兴趣。当朋友们向我表达这种看法时，我就试图为福建正名，告诉他们福建其实也是一块教化之地，有着你们所不知道的厚重文化之根基。 若干年前，我参加山西新绛县旧城保护与新城开发项目调研，参观了该县王阳村稷益庙。这是一座古老的农村庙堂，据说是最早见证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遗存。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这种建筑空间属于公共场所，从祭祀酬神到公共议事，各种大型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如今，新绛县把这个稷益庙作为文化遗产封存起来，平时大门紧锁，早已丧失其公共功能了。当地一位杨姓副县长介绍稷益庙时，颇感自豪，称中原地区农村庙堂所剩无几了，稷益庙或许是硕果仅存。当时我跟他说，如果县长有机会到福建走一走，你会发现，那里村村有村庙，而且作为农村公共场所，其功能至今非常发达。我说这话，是心中有数的。在我去新绛县之前，我的老师甘满堂教授刚刚出版了一本书，是一部人类学著作，谈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其研究对象就是在福建地区依然存活着的村庙。即便没有这本书，村庙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栩栩如生的童年记忆。只是在过去，我们日用而不知，从未将村庙与汉人宗法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中原只能通过典籍来想象汉传统的时候，这个传统却在南方落地，成为一种活的历史。今天的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在闽地寻找中原遗失的传统。而我的一位朋友，当他走出闽地，在北方学习古代汉语，则借助闽南方言来复活这些汉字的历史记忆。 二 由福建土著统治的古老闽越国，终结于公元前110年。此后，福建则是一个由北来汉人不断充实的移民社会。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内中记载： 武帝平闽越，以其地险阻，数反覆，终为后世患，因迁其民于江淮间，而虚其地。后复为冶县，属会稽郡。 顾祖禹叙述了一段死而复生的闽地史，倒也不是凭空生造，而是综合了《史记》《汉书》等史书成说。根据正史记载，汉武帝征服闽地，将福建土著屠杀过半，又将余众驱至现今江淮地区。这个说法我始终是怀疑的。屠杀过半或许不假，但将闽人余众迁往江淮地区，实在是个大工程，汉武帝有这个耐心吗？我猜想，会不会是在迁徙过程中途经一片密林，或是一条山谷，其余闽人皆被就地解决了？如此血腥的历史，终究只是我的想象，汉武帝征服闽地之后，闽人去了哪里，其实是没有定论的。但不管如何，有一点可以确认，这是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入闽，也是汉人统治福建的开始。 参照美国社会史，移民社会往往被认为具备一种开放的传统。它由异质性族群与文化构成，并在持续外来移民的冲击中发生新的融合与变迁。这个假设确实能够在福建文化地理中得到局部验证。今天的闽南人与客家人，他们在不同时期从中原迁徙而来，在福建地理中各安一隅，操持着不同的方言，这是移民社会展示其异质性文化结构的一个典型例子。不过这样的例子同样可以说明，闽地文化虽异质共存，却无法融成一体。我生命中有两个记忆片断，或许可以说明，福建作为移民社会，有其顽强的自我封闭性。 第一个记忆片断与我的村庄有关。我的童年在两个村庄中度过，它们分布于同一座山峰的不同侧面，相距十里有余。一个村庄的村民姓卢，另一个村庄的村民姓曾。在福建，一村一姓的现象很常见。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往往有数里距离，借助丘陵屏障，不同姓氏族群毗邻而居，却互不见炊烟。与我童年有关的两个村庄，虽然都讲闽南话，但口音相差悬殊。他们的祖先迁居于此，固守各自的世界，相传着属于自己的音韵记忆。 第二种记忆与福建土楼有关。我曾经参与过福建华安县大地土楼群的开发规划，在工作之余也细心琢磨过这些土楼缔造者的观念世界。华安县大地土楼群，位于地势开阔的大地村，在这样一块平地中，试图保持单一宗族聚居是很困难的。建造大地土楼群的原始动力，就是为了构建一个只有单一宗族存在的生活世界。一座大型土楼建起，可以确保一个宗族在这个小世界里繁衍出几百人，并隔绝于外姓，当宗族人口超出一座土楼的承载容量，边上又建起一座土楼。这就是福建土楼群的宗族动力学。根据各类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在地势相对开阔的闽南地区，这种大型土楼星罗棋布，数不胜数，它们像一个个封闭的小王国，重建了汉人迁居福建之后的宗法世界。 以上两种记忆似乎可以反驳移民社会的开放传统。那些北来的汉人，历经长途跋涉，一定没少担惊受怕。当他们在闽地觅得一寸没有战乱的土地，却依然未能安抚自己一度颠沛流离的灵魂。所以闽人的基本心态就是躲藏。闽地丘陵地貌，以及武夷山脉、鹫峰山脉横隔北部，形成一道天然屏障，使得惊魂未定的福建汉人有了安养生息的可能。现在想来，每一座躲藏于深山之中的福建村庄，都是一个世外桃源。我们村庄的世祖在明初沿着九龙江溯源到一个海拔千米之上的深山地带。起初，这里只是住下了一对夫妻，如今已是一个聚居了三千多人的曾姓村庄。一直到我的童年时代，这里依然是一个与外面失去联系的独立世界。我曾经翻阅过族谱，知道我的村庄世祖从几十里之外的山脚平地迁居高处，与当年的匪患有关。他是怀着一种躲藏心态，择居于此。与我的童年有关的另一个村庄，其发展史也是大致如此。这些封闭的村庄，有着大致相同的运行基础。因为封闭，汉人的宗法伦理在这里得到了固化，经年累月，直至失去了创造力。 这是一个由汉人移民构成的区域社会，却是一个保守的世界。保守到固步自封。当中国文化版图因外部力量的持续冲击而发生挪动和漂移时，福建这块小版图还在沉睡。这种保守依赖于惯性，因而有着强大力量。当偶尔受到外部事物挑拨之时，福建人或无动于衷，或剧烈排斥。 漫长的海岸线让福建人有了接纳外部文化的可能，但它改变不了福建丘陵文化结构，正如海盗从福建海岸线登陆之后，必然要迷失于丘陵深处一样。福建沿海有一个地区叫莆田，古称兴化府。历史上，由于滨海之利，这里多受外部文化的冲击。但莆田也是将汉人宗法传统坚持得最彻底，甚至坚持到变形的一个古怪典型。这里的男尊女卑，至今衍化着一个看似和谐的两性世界。时至今日，当计划生育国策影响了人们的床上生活，莆田人依然从他们的观念世界中提炼出一种适应新形势的智慧：普遍默认婚前生育，直到获得男性后代，男女双方才注册成为法律意义的婚姻。 福建丘陵结构收容了落荒而逃的中原汉人，也保全了唐砖宋瓦。也正是这样一种封闭体系，让福建人忘记了斗转星移。晚清至民国年间，中国各大文化版图都在剧烈错动，处在时代浪尖上的许多福建风云人物却不约而同选择了对传统的皈依，哪怕抱残守缺，也不管不顾。严复、林纾、林语堂、辜鸿鸣，他们都是西学东渐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但同时，在那个激进时代，他们也成了激流勇退者。他们对传统的誉美，几近变态，令时人无法理喻。 退而隐藏，是福建人最普遍的一种心理仪式。这个仪式通往保守之路。当一个时代快速驱进时，福建就成了一块向后退去的人文版图，成为一个文化外省。所谓外省，是一个边缘概念，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一种俯视性称谓。巴黎人习惯称外地区为外省，而外地区的人却不会称巴黎为外省。福建作为文化外省，是它长久以来的一种宿命。自汉武帝灭闽国之后，闽地似乎已难成为一种中心。它开始了漫长的向北遥望的历史，本份地守望着传统的文化差序。福州城北部是连绵山峰，号称北峰。城市中轴线始于山峰脚下，沿着八一七路一直贯穿到闽江边。熟悉福州城建史的人应该知道，古老的福州城就是沿着这条中轴线有序展开的。长期以来，北峰一直被视为这座城市的权力高地，神圣不可侵犯。而当福州人向北峰望去，他们所站立的方向，就是外省面向中心的方向。 三 2011年9月，我来到北京，开始了走出闽门的北方生活。在北京数日，见到第一个福建人是欧亚。我们许久未见，寒喧几句便聊起了自己的南方身份。十年前，新经济正在塑造中国文化版图的新地标，我们还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一度质疑福建这个柔软而温吞的文化病体。十年来，欧亚主要生活于广州和北京两地，而我依然窝居在闽这个文化病体之内。还好，借工作之便，我也可以偶尔走出闽门，到北方地区走走看看。 只有走出闽门，我们才能真切感到自己的南方身份。十年前的年少轻狂，并不能让我们摆脱闽地的文化体质。十年之后的门外体验，反而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故乡气息对我们命运的规制。 这种身份体验极其复杂，当然不能一言以蔽之。在动笔写作此文之前，我与欧亚、蔡崇达在北京会了一面。蔡崇达是沿海闽南人，我是内陆闽南人，而欧亚是福州人。席间，欧亚说到，虽然生长在福州，但现在想来，至今还保持密切关系的朋友，却以闽南人居多。很巧，我的另一位在福州土生土长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再去回味一下这话有何意义呢？并不是说，在福建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文化优劣之巨大差异，而是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由于内部地理结构的微妙差异，福建人终究被塑造出了大同小异的性格。 福州自古为闽都。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它也是福建人的微词指向之都。如果放宽视野，我们就会发现，对中心的指责，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微观政治学现象。这种指责，往往落在一个地方的人身上。福州人广被诟病的，是他们的大嗓门，但是如果到了北京，你就会明白，这种粗放恰恰是中心地区市民的普遍风格。我刚到北京，第一次坐公交车，就目睹了北京人吵架时的嗓门之粗。那种气势，似乎就是北京市民才该有的风格。相比之下，福州人宛若鸭嗓子般的哆哆嗦嗦，实在不值一提。作为福建传统中心城市，福州是相对开放的文化杂交之地。在这里，我们无法看到福建山区地带那种纯粹的文化封闭体。但在这块沿海盆地中，依然可以看到典型的保守风格。福州城遍植榕树，一种枝虬叶茂的遮阴树。除此之外，它似乎没有任何用途。这也正是庄子笔下的无用之树：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这些树成了福州人日常生活的精神象征。福州女人好吃懒做，福州男人小富即安，恰恰是榕树哲学的世俗变体。但福州人却热爱读书，无论是古代进士，还是现代院士，福州籍都领先于全国其它城市。 相比之福州的文化汇通，闽南地区则保持一种纯粹的保守之道。闽南语最得汉唐汉语之音韵，这是受赐于闽南方言进化之慢。自宋以后，胡式汉语逐渐在中原地区取得钦定地位，而闽南人却固守着古老的汉语记忆。我读大学时，班里来自闽南的同学普遍将是说成系，其实是受困于古汉语的表达习性。外地人进入闽南地区，第一印象是闽南人排外，这也是文化封闭体的条件式反射。但闽南人却是一个有人情味的族群。一旦进入这个熟人社会内部，你就会发现闽南人的温和、热忱与大气。闽南人有一句话，叫爱拼才会赢，但是这种拼只是北来庶民定居闽南之后的一种心理习性，而非实利所驱。实际上，闽南人往往不注重物质享受。他们爱拼，往往是为了诸如家族荣耀之类的虚名。为了虚名，他们甚至放弃实利，这其实也是一种无用哲学。在泉州一些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其它地方较少有的陪嫁规矩：男方送到女方的聘金，女方不仅如数陪嫁，而且再加一份同数的回礼。闽南人宁可让出真金白银，也不能丢了面子。这个面子，也是一种虚名，是无用之用。闽南人的面子哲学，也不完全是靠虚名来支撑的。它有道家哲学的普世基础。泉州市区有一座清源山，巍巍老子像立于山腰间，似乎成了这座城市的精神象征。我小时候看福建地区的天气预报，显示在电视屏幕上的泉州形象正是这座老子像，给我极深印象。 当我们把保守和无用视为福建这个文化版图的存在之道，我们就会发现，厦门却是这块版图的异类。尽管厦门这座城市也很温和，但细细体验，这种温和并非来自传统之道，而是现代城市小资文明的一种精神变体。 如果把整个福建比作传统农村，那么厦门就是从农村里脱胎出来的现代城市。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如果把整个福建比作一块农地，那么厦门就是从这块农地里培育出来的小盆景。厦门确实具有盆景式生态学特征：精细、肤浅而做作。它是雕琢和抚摸的产物，符合现代城市人造化、拟像化和自恋化的精神需求。长年生活在厦门的市民，往往会为市区随处可见的小公园而感到满意。这些小公园是根据现代园林技术培育出来的，由整齐的花圃和永远长不大的观赏树构成。这是厦门盆景化的一个剪影。由于厦门是一个新型城市，它较大程度摆脱了福建文化版图的传统规制，成为相对独立的文化中心。这是一个与无根的盆景有关的现代寓言，没有大树的重负，因而成为轻浮的现代人竞相猎艳的精神镜像。厦门与福建的关系，可以比作是现代城市与传统农村的关系，也可以比作我与父亲的关系。我的父亲长年生活在农村，喜欢种树，门前屋后，毫无规则地种。而我生活在城市，喜欢买盆景，买得有章有法，还自鸣得意。 当然，厦门在当代福建文化版图中已不可能是一种独立存在，而是一种被向往和效仿的中心。盆景化是这个中心的核心逻辑。这几年来，福州正朝这个核心逻辑一路狂奔。新千年之前，当我刚到福州时，它还是一座古老的、巨型的农村，因而被调侃是全国最大的县城。它是农业时代的城市，小巷交错，宛若阡陌；院落低矮，恰似农舍。而如今福州正被盆景化都市逐步取代，偶尔还有一两处旧城角落，命不该绝，成为需重点保护的遗产，就像重症病人，躺在ICU病房里。我在前面说过，北峰是决定传统福州城的秩序制高点，神圣不可侵犯。但盆景化时代则无需这种愚昧信仰作支撑。如今，北峰已被开发成休闲去处，峰顶人头涌动，旌幡招展。它不再是权力崇拜的象征，而是一种都市消费品。北峰与东边的鼓山、西边的旗山连成一个弧围，在传统观念中被视为权力宝座的象征。如果这种古老寓言对于今天的我们还存在一种心理宰制作用，那么北峰破相，无疑意味着一场风水学灾难。 盆景化逻辑正在挺进福建腹地，改变了整个闽地丘陵文化结构，一个个相对封闭的文化体正在被打破，走向一个共同的盆景化世界。中原版图的文化变迁告诉我们，一种封闭文化体系一旦被打开了切口，就会加速变迁。福建文化版图正处于这样一种历史巨变中。城市体系、现代交通体系与信息化体系，三股力量构成无坚不摧的现代性飓风，将丘陵深处的文化封闭体向外翻卷出来。在这个外卷过程中，与丘陵结构相对应的区域文化心态，一种被我称为保守与无用的心态，也正在被抽空。数年前，福建提出海峡西岸经济区概念，试图塑造一种区域中心形象，这样的中心观，恰恰是以前的福建人不曾拥有的。 2012年2月，一稿 2018年1月，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