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荒诞的反抗者：纪念加缪逝世58周年
加缪逝世58周年之际，谨以此长文纪念我最爱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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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4日，阿尔贝·加缪搭上好友伽利玛·米歇尔的顺风车从普罗旺斯去巴黎。米歇尔驾车，加缪坐在旁边，后面是伽利玛的女儿和妻子。他们从路马兰小村启程——加缪用诺贝尔奖金在那里购置了一套房产。他们一路由南向北，中途只有少量的歇息，路经巴黎郊区的维尔布勒万小镇时，意外发生了——加缪大骂一声，汽车失控飞出路面，撞上一棵悬铃木，又反弹到另一棵树上，解体后的汽车残骸散落在附近的农田里。坐在副驾驶的加缪被狠狠甩向后窗，脖子折断，颅骨破碎，当场死亡。伽利玛五天后也不治身亡，妻子和女儿安然无恙。
加缪的死席卷了世界各大报纸媒体的头条，人们惶恐、不安，在缅怀之前更多的是迷茫和震惊，人们震惊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萨特悼词中所指出的：“对于所有爱过他的人来说，他的死包含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荒谬性。”车祸！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死亡方式，可以如此直接地证明加缪所说的世界本身的荒诞。在得知儿子的死讯后，加缪孤独的母亲只轻轻说了一句：他太年轻了。”九个月后，母亲也郁郁而终。
加缪之死，衍生出一系列猜测和传说，譬如克格勃谋杀一说，加缪曾是一位共产党员，然而在长期的接触中，加缪逐渐认清了苏联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实质，并公开批驳苏联共产党的行为，这导致了加缪和共产党的决裂，根据意大利学者乔万尼·卡特利的说法，心怀过节的苏共命令克格勃间谍对加缪下了毒手，然而这种推测漏洞百出，有阴谋论之嫌；另一种说法是开快车说，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快车文化盛行，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不胜数，加缪很有可能死于车辆超速造成的失控和打滑，然而加缪本人并不喜欢开快车，这又为真相蒙上了一层疑云。
无论真相如何，加缪的死亡都是法国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常常对加缪的死津津乐道妄加猜测，但似乎很少有人关注他生前做过什么，经历过什么。大多数人理解的加缪，意味着艰深晦涩的大部头著作，意味着44岁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风光无限，也意味着二战后法国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思潮。加缪逝世58周年之际，我们不再过多强调他的死，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他怎么活。
1.存在主义与荒诞
加缪一生，除了因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不得不接受之外，几乎从未承认过自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事实上，与其说加缪不接受存在主义的标签，不如说是他拒绝接受萨特式存在主义虚妄的压制。
二战后的法国，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亡国的屈辱记忆和满目疮痍的战后现状，让法国那一代知识分子充满了消极颓废、悲观无助的情绪，在苦闷和孤独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奉行及时享乐的犬儒主义思想。以萨特为代表的一批法国思想家推崇的“存在主义”，因标榜自由、放纵、个人存在而成为那个时代的哲学潮流。
1943年，因写作《局外人》而一举成名的加缪结识了萨特和波伏娃，开始了一段注定要反目成仇的友谊，加缪常常参加由萨特和波伏娃夫妇举办的聚会沙龙，认识了不少法国文学界人士。那时的加缪和萨特，逐渐成为精神和思想的战友，两人的的龃龉和不和也初现端倪。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想，着重展现现实存在的虚无和无力，人在虚无的存在面前无法反抗，只能消极生活下去；而加缪在不断的写作和思考中，发展出一套以“荒诞”为代表的道德哲学，直接将伦理问题作为哲学的中心。
加缪的“荒诞”哲学认为，日常生活的机械性、寄希望于未来的自欺欺人、人必死的命运以及人与世界的断裂感决定了世界的本质是荒诞的，人在这种绝望的荒诞中有三条出路，自杀、哲学上的自杀（信仰上帝）和反抗。这里的反抗是没有结果的反抗，是一种无休止的、毫无回报的反抗荒诞的斗争，也是人可以生存在这个荒诞世界的唯一出路。就像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所提到的古希腊悲剧人物西西弗斯，因触怒众神而被惩罚，将巨石一次次推上山顶，巨石又因为自身的重量而滚下山去，日复一日，枯燥而绝望。然而在加缪的笔下，西西弗斯因为漫长单调的运动以及苦难的磨砺，肌肉变得强壮，思想变得成熟，并在荒诞的生活中发现了新的意义，沉醉在自己的幸福之中，当巨石不再成为他的困扰和苦难时，众神的惩罚最终变得毫无意义。“在这荒诞的世界上生活，这本身就意味着反抗，”加缪如是说道。
然而加缪关于反抗的言论并未受到当时存在主义主流的接纳。当加缪出版随笔集《反抗者》时，矛盾爆发了，加缪在这本随笔集中阐发了反抗者不应使用暴力而成为新的压迫者的思想，这和当时萨特革命即暴力的主张相左，萨特指使好友弗朗西斯·让松在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抨击加缪，加缪毫不留情写信回击，收到信后的萨特向外界声明：“我们两人本是求大同存小异，可这点小异还是太多了。”
至此，萨特和加缪彻底决裂，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爆发，苏联进军布达佩斯，萨特的浪漫主义想法彻底破灭，历史证明加缪的想法是正确的，然而直到加缪车祸身亡，萨特也没有和他和解，这段让人唏嘘的革命友谊，草草以悲剧收场。
2.肉体的病和精神的病
有两场大病折磨了加缪一辈子，一个是身体上的，也就是缠绕了加缪一生的肺结核；一个是心灵上——他的故乡阿尔及利亚。
脏乱的生活环境和贫穷导致的营养不良让加缪在中学时不幸染上肺结核，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个病几乎成了加缪的噩梦，他不能做剧烈运动，随时随地可能被胸闷和咳喘击倒。肺结核让他大学毕业后错失了任教资格考试，他光荣的参军计划也泡了汤。加缪从小喜欢踢足球，然而病痛使他变得郁郁寡欢，只能在马路上踢石子取乐。
加缪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有意隐藏了自己的病情，他瞒着朋友参加聚会，和其他人谈笑风生，在得知好友米歇尔查出患有肺结核时，加缪以患病16年资深病友的身份教他如何去学会调整心态。他们两人甚至会互相展示自己的骨灰盒取乐。加缪的病，严格来说不是肺结核，而是贫穷和恐惧，贫穷使他迎面抗击着平常人难以承受的绝望的生活，并促使他形成了“荒诞”的世界观。
加缪的另一种病，是关于故乡的疼痛，他一生的矛盾都集中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摇摆不定。
从1830年法国开始入侵阿尔及利亚，到19世纪中叶，法国用20多年时间基本占领了整个地区，此后，法国政府就一直向这片广袤的北非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这些法国移民经过长期的生活和繁衍，逐渐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中。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祖籍在法国的阿尔萨斯，像加缪这样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被称为“黑脚法国人”。
殖民时期的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推行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不断掠夺当地阿拉伯人的土地和财富，这些行为直接激化了法国人和当地阿拉伯人的种族矛盾，再加上二战后的非洲大规模的独立运动此起彼伏，争取独立的战争一触即发。
1945年5月，阿尔及利亚赛提夫城发生武装起义，法国政府进行残酷镇压，当地阿拉伯人死伤数万，加缪对阿尔及利亚的流血事件十分悲痛，撰文抗议法国政府对阿拉伯人的剥削，要求法国当局赋予阿拉伯人平等的公民权。然而加缪毕竟只是一个调和者，他没有清醒认识到民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法国殖民主义的本质，并幻想由法国政府主导，在阿尔及利亚和平实行民主政治，找到摆脱仇恨、解决冲突的方法。这成为了加缪一生中最惨痛的教训之一。
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正式拉开序幕，法国出兵镇压起义。这场战争逐渐偏离理性滑向极端，一方面是“阿解”阵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对当地法裔阿尔及利亚人实行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另一方面是法国当局对阿拉伯平民的大肆屠杀。报复性的袭击和冲突无时无刻不在阿尔及利亚肥沃的土地上发生——双方已经很难看到和解的曙光。
此时的加缪痛苦万分，他即是法国公民，又是土生土长的阿尔及利亚人，双重身份让他在战争面前进退维谷、不堪一击。他不得不在这场他认为是自相残杀的战争面前保持沉默。加缪的中立并没有为他带来安宁，一方面，他被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人所怀疑：这位被称为“阿尔及利亚之子”的圣人为何在祖国遭受侵略之时选择沉默？一方面则是法国左翼分子漫天的指责。加缪被夹在中间，眼睁睁看着两个祖国分崩离析。阿尔及利亚问题成为了加缪一生的伤痛，他既反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又反对法国殖民当局的歧视和迫害政策。他为难以存续的和平而奔走，以肩负使命的正义者自居，却陷入了海底捞月般的虚无。
1962年，也就是加缪与世长辞两年后，阿尔及利亚赢得独立，100多万法裔逃亡欧洲，加缪的梦想终究是破灭了，他也成为了自己笔下的“局外人”。
3.加缪与女人们
加缪的一生，受女性的影响明显多于男性，这赋予了加缪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加缪出生一年后，父亲就牺牲在一战的缅印战役中，贫困潦倒的母亲携加缪兄弟俩移居阿尔及利亚贫民区的外祖母家生活。外祖母为人专横、粗暴，为加缪的童年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创伤，童年的不幸让加缪对女人一直持怀疑态度。而与第一任妻子失败的婚姻，则彻底改变了加缪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加缪的第一任妻子是美丽的西蒙娜·依埃，这或许也是加缪唯一一次投入全部精力细心呵护的感情。西蒙娜年幼时因痛经注射吗啡，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染上毒瘾的西蒙娜神秘而又性感，大大咧咧不拘一格，让加缪为之疯狂。他们的关系动荡不定，时而分手，时而和好。无知的加缪将这段感情视为生命，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完婚，又以闪电般的速度消耗彼此。一次旅行中，加缪在邮局偶然看到阿尔及尔一名医生寄给西蒙娜的信——那位不知名的医生向西蒙娜提供毒品，甚至还是她的情人。
加缪万念俱灰，他们的感情就这样颇为讽刺地走到了尽头。失败的婚姻彻底改变了加缪，他从此拒绝与一切女性保持持久而忠贞的关系，并借此报复女性使他蒙受的羞辱。加缪强行将自己变成了风流浪荡的“唐璜”，并乐在其中。
1937年夏末，加缪结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弗朗西娜·弗尔，加缪不停向弗朗西娜表达爱意，弗朗西娜有着猫一样优雅的面容和修长的双腿，在和加缪的交往中，弗朗西娜被他对生活的激情和无限的才华所折服，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和加缪结婚，彼时的加缪没有固定工作，即将和西蒙娜离婚，贫穷和肺结核双双折磨着这个绝望的男人。他们于1940年完婚，经历过第一次失败婚姻的加缪十分谨慎，并未保证忠实于她。然而弗朗西娜仍然十分爱加缪，并承诺给予加缪自由，不过加缪对这段婚姻并没有那么满意，他曾对弗朗西娜说：“你就像我的妹妹，你很像我，可一个人不该娶自己的姐妹。”
比起单调的婚姻生活，数不胜数的情人似乎是加缪乐趣的来源，他相貌英俊，幽默风趣，成熟的气质吸引了无数情人投怀送抱。其中玛利亚·卡萨雷斯无疑是加缪的“最爱”。加缪与玛利亚的牢固的情人关系，甚至超过了和弗朗西娜的婚姻。
玛利亚·卡萨雷斯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演员，父亲是西班牙共和党人，内战期间从弗朗哥政府的魔爪中逃离。加缪和玛利亚更像是蓝颜知己的关系，他们彼此赞同对方的西班牙作风，被对方的热情、傲慢和专横所折服。他们游走在法西斯占领时期的巴黎街头，为突然到来的大搜捕而神经紧张、互相安慰，玛利亚火辣而粗鲁的性格让加缪无所适从，却又给予加缪以特别的安全感。然而这场罗曼蒂克式的精神恋爱随着妻子弗朗西娜的怀孕而终止了。加缪在赤裸裸的现实面前尴尬不堪，他爱弗朗西娜，但那是亲情的爱，他将真正的爱情献给了玛利亚。当加缪犹豫不决时，玛利亚果断和他断绝了关系，从此两人很少再有联系。
1948年，加缪和玛利亚再度相遇，玛利亚此时已经成为出名的演员，而且是著名演员让·塞尔韦的伴侣。两人心生感慨，却也只能匆匆寒暄，就此别过。
弗朗西娜扮演的角色，是忠贞的妻子和母亲，是平淡无奇但不停运转的生活；而玛利亚是加缪的魔鬼，是他的情与爱，疯狂与激情，然而这毕竟有太多烟火气，怕是会熏黑了脸，剩下空虚和乏味。张爱玲的红玫瑰和白玫瑰，说的也不过是这个道理了。
加缪的一生，都在走一条决裂的路：和萨特的决裂；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决裂；和共产主义的决裂；和这个荒诞的世界的决裂。无论是哪种决裂，都意味着孤单前行。加缪对这世界荒诞实质的认识告诉我们这么一个绝望却坚韧的现实，我们的反抗是没有作用的，莫尔索“局外人”式的反抗仍跳脱不了死刑的厄运，肆虐的鼠疫也并非是因为里厄医生徒劳的努力而消退。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抗毫无意义，生活本身即是对荒诞的反抗，因此无论你承认与否，清晨醒来的第一眼，我们就已经开始对这个荒诞的世界发起进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