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洛到九宫山——李自成的成与败
《李自成》，姚雪垠著，俞汝捷精补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部分引自书中内容，下文对人物及事件的评价和议论均基于该书，而不基于史书）
读书如会友，读《李自成》则是一次迟到约十五年的相会。初次接触该书，是初中时代偶然看到一本改编自此书的《京郊之战》连环画，描绘的是卢象升抗清殉国的事。那时就记住了卢象升、崇祯、杨嗣昌、高起潜等名字，那时还迷信着“军民团结一家亲、试看天下谁能敌”，为附近百姓的增援力量未到而叹息，十多年过去才发现，即使卢象升的好友姚东照带着增援的百姓及时赶到，也很难改写卢的悲剧。
姚雪垠的《李自成》，因时代所迫不得不加入了许多说明议论性的现代化文字，这些刻意为之、明修栈道的文字，也是饱受读者诟病的根源，经俞汝捷精补后，全书面貌焕然一新（可参见精补本后记）。看过非精补本的首章，两相对比下，说精补本比原著艺术价值更高也不为过。该书描写李自成的战斗生涯起自潼关之战，终于九宫山遇害，追记最后以李来亨为首的大顺军余部在茅庐山的覆灭。李自成本人是刻画的重点，展现了从亲民、求贤若渴的领袖，到为拉拢其他派系不惜牺牲义女幸福的盟主，到曾经的亲随欲禀报紧急军情都难见上一面的大元帅，到杀伐果断、为统一义军领导权不惜捏造罪证、对曾经战友痛下杀手的枭雄，到不听忠言、直至对进言谋臣猜忌和加害的帝王，到屡战失利、失去与清军对抗信心、疑心更重至孤身遇害的失败者转变。
全书虽对李自成集团人物的整体形象有所拔高，但对卢象升、崇祯、张献忠、罗汝才、洪承畴、杨嗣昌等的刻画也是精雕细琢，人物个性鲜明。内外交困、决死抗敌的卢象升，刚愎自用、诿过臣下的崇祯，嗜杀成性、不失细心的张献忠，狡诈多谋、反复无常的罗汝才，回天无力、晚节不保的洪承畴，急功近利、孤掌难鸣的杨嗣昌等跃然纸上。
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也是该书重点，突出了明朝在关内义军和关外清军的双重压力下苦苦支撑，拆东墙补西墙，使关内数次出现转机又旋即恶化，为筹饷练兵使民不堪命，最终局势崩坏如烈火燎原不可扑灭。明军在潼关南原伏击李自成、卢象升孤军巨鹿抗清、张献忠谷城再起兵、明清松锦之战、开封围城战、李自成击败孙传庭、山海关大战等，作者均不吝笔墨。
展现直接作用于时局的战争同时，作者也不忘着眼于明朝和义军各自内部的矛盾。崇祯和杨嗣昌为向清和议对卢象升断援断粮，明朝君臣关于是否停征练饷的激烈争论，洪承畴、孙传庭集团在朝廷催战下先后覆灭，李自成张献忠谷城会，李自成罗汝才合营，张献忠兵败投奔李自成，李自成火并罗汝才，义军攻克北京后如何对待缙绅的争议等事件中各人物的言谈、性格、意图、心理变化等清晰可见。
《李自成》不是史书，但这并不妨碍对明末是如何从社会崩溃逐渐走向王朝覆亡的剖析。崇祯殚精竭虑力图挽救危亡，仍以失败告终，原因并非“诸臣误我”那样简单，其个人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败亡。书中借洪承畴之口，说出崇祯“一向用心良苦，但事事焦急，顾前不能顾后，愈觉束手无策，愈是焦虑难耐”；借李自成之口，讽刺崇祯“一向功则归己，说他如何英明，过则归于臣下，喜怒不测”；借吴孟明之口，评价崇祯“做事常常反复，自己又不肯落半句不是”；借宋献策之口，抨击崇祯“猜忌多端，刚愎自恃，信任宦官，不用直臣，苛捐重敛，不惜民命”。
在关外对清作战上，崇祯和战不定、来回摇摆，先是图谋对清议和，以保存实力消灭农民起义军，对主战的卢象升先支持后冷落，默许杨嗣昌、高起潜等人对其绝援断饷，导致卢象升孤军难支、壮烈战死。继而和议密谋泄露，崇祯又不肯承担责任，诿过于兵部尚书陈新甲，将其以“违旨议和”的罪名处斩。到了明清松锦会战时，崇祯又“别无庙算，唯求侥幸”，屡次催逼洪承畴进兵决战，终至兵败雪崩，回天乏术。
在国家治理和关内战场上，崇祯急于求成、饮鸩止渴，在灾荒频发、兵饷两缺的困境下，加重对平民的剥削，在正赋以外加征“辽饷、剿饷、练饷共一千六百七十万两”，在社会崩溃的背景下，这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方式使大部分农民生机彻底断绝，不得不揭竿而起或索性投奔义军，最终剿不胜剿，义军越杀越多。剿不成就转向抚，朝廷喘一口气，义军也借机蛰伏，但“官民两立，势如宿仇；贫富悬绝，情逾冰炭”的困境并未改变，也未能解决“百姓贫无立锥，饥寒流离，而陷溺苦痛日深”的根本问题，一旦时机成熟义军就重举反旗，官军疲于奔命。
在军事指挥上，崇祯并无其先祖朱元璋、朱棣那样的实战经验和统帅经历，却爱好遥控指挥，“只凭一些塘报、一些奏章、锦衣卫的一些刺探，自认为对战场了若指掌，遥控于数千里之外”。使督师剿“贼”和对清作战的大臣“动辄得咎，难措手足”，下严旨催战先后葬送傅宗龙、洪承畴、汪乔年、孙传庭等及其部属，不反思自身，首先将失败原因归罪于武将不听指挥、“先期噪归”。
官僚糜烂也是明朝败亡一大因素，书中借崇祯哭祖庙道出无奈：“用武将则将骄兵惰，不能实心剿贼，徒会扰害百姓，驱民为乱。用文臣则几乎无官不贪，在朝中各树门户、互相攻讦”。崇祯个人性格缺陷和官僚阶层腐化堕落，双重作用下使明朝房倒屋塌。如言官程国祥曾以敢言著称，但“见崇祯猜疑多端，刚愎任性，加上朝臣中互相倾轧，大小臣工获罪的日多”，就遇事缄默、唯唯诺诺。长此以往，崇祯就对朝臣愈发的不信任，导致“耳目参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术杂刑名，政体归从脞。天下事日坏而不可收拾”。
李自成的失败与崇祯不同，崇祯毁于有心无力，李自成败于骄傲轻敌。李自成未把关外的满清视为强敌，准备不足，导致在山海关遭遇毁灭性的失败，说是目光短浅也不为过。李自成并非没有经历过失败，然而山海关战败、失去北京比其他失败不同，占据又失去北京，象征着李自成试图取代朱明正统的失败，也是之后一系列崩溃性失败的开端，而这早在之前的高歌猛进中就已埋下伏笔。
李自成虽然先后攻克襄阳、潼关、西安等地，设立中央机构并建立了大顺政权，但所占地区的建设并不稳固，百姓生活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许多暂时归附的地方武装和投降的明军随时都可能改换门庭，而随控制区域的扩大，大顺军的兵力也渐渐不敷分配。书中借投降满清的洪承畴之口批评大顺军“自从攻破洛阳以后，不断打仗，不肯设官理民，不肯爱养百姓，令士民大失所望”；借刘子政之口警示大顺军“李王连年征战，占地虽广，却没有站稳脚跟……此是最大可忧之事。你们进兵北京，实际是孤军深入，一旦事出意外，不唯不能争胜于疆场，而且退无可守之地。彼时将见畿辅、河北、山西、山东以及中原各地，无处不纷纷与大顺为敌。何以言之？盖大顺对各地既无理事之深仁厚泽，又无强兵可守。” 果然大顺军在山海关作战失利后，唐通、姜瓖等将领和原本投降或躲藏的官吏士绅纷纷叛变，在兵力不足的河南、山东等地，大顺政权新任命的官员被捕杀或驱逐。大顺军连战连败，“黄河不能守，潼关不能守，延安和榆林也不能守”，军心瓦解，在关中和山西等地投顺的众多官员也在大顺军撤离长安时逃散，最终李自成也败死于九宫山。
在对明军的多年作战中，李自成屡败屡起、愈战愈强，但面对清军却迅速败亡。除上述因素外，直接原因在于所面临的外敌之强大。满清虽然在明亡前数次突破边塞，但对明朝统治的破坏程度远不及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解决问题的优先程度也在平定内乱之后。如杨嗣昌认为：“东虏虽迭次入塞，骚扰畿辅，然东起辽海，西至大同，雄关重镇，均在我手……一旦国家无内顾之忧，即可以整军经武，对东虏大加挞伐……谅彼蕞尔小邦，偏处一隅，何能与大朝抗衡”。但李自成与满清对阵时，形势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李自成虽然有颠覆明朝统治的能力，但没来得及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政权，以纠集全国的人力物力来对抗满清。大顺军攻克北京时，从江南到四川的广大区域仍处在明朝和张献忠等控制之下，不仅不能为李自成对抗满清提供助力，反而威胁大顺军后路、分散了其力量用于防范。即使在大顺军新控制的北方地区，大顺政权的统治也并不稳固，根本无法与明朝对抗满清的局势相提并论。
李自成攻克北京后，首先面对的就是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集团。吴三桂的关宁军长期处于与满清作战的前线，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内地明军为强，这支军队直接倒向满清，不仅使大顺政权失去山海关这一屏障，还不得不面对关宁军和满清的联手剿杀。而对满清军作战时，大顺军原有的对明军作战的优势也不复存在。卢象升评析杨廷麟的招抚“流寇”对清作战设想时，对闯军的战斗力并不看好，认为农民起义军“在内地因利乘便，东西流窜，有时还能使官军吃点亏，好像他们还有一些本事。其实，他们一旦离开内地，一无奸细猾民供其驱使，二无饥民供其裹胁与号召，就无从施其伎俩，何能与虏作战？”在山海关作战前夜，借刘体纯之口说出对清作战困难：“近几年来，满洲人对关内的朝政大事、军旅部署，随时侦探很明，我们却对满洲的动静不很清楚……我们平日探听明朝的各种消息很容易，如今事到临头，探听满洲方面的消息十分困难。”战前对主要威胁判断失误，情报不明，导致大顺军对清军作战时“两眼黝黑”，被动挨打。
大顺政权未能取代明朝正统，以取得官绅和百姓支持，也是败亡的重要原因。北京城破之后，大顺军继续施行 “追赃助饷”，对明朝六品以上的官员进行拷掠追赃，失去官僚士绅的支持，许多明朝较有声望的文臣宁可自尽，也不愿投降。大顺政权甚至也未取得部分百姓的支持，“北京和畿辅士民表面上不敢反抗，暗中却等待着吴三桂西来”。在大顺政权力所不及的江南地区，“士民仍以明朝为正统”，处处与其为敌。在李自成战败不断南撤后，“在大江以南，没有人对他同情，只说他是反叛朝廷的‘流贼’，破了北京，逼死了皇帝和皇后”。
原明军和百姓对大顺政权的不认可，却不妨碍他们倒向满清，甚至积极主动充当向导和帮凶。清军追击李自成时，百姓“认为清兵是来替明朝皇帝报仇的”，所以理所当然地将地理形势和大顺军的驻扎情况告诉清军。部分原明军更是为虎作伥，甘当走狗：“自从满洲人进了北京，明朝的文臣武将、各地官吏豪绅，纷纷投降。不是满洲的人马众多，是汉奸替胡人增加了数倍兵力”。最终满清以入关时的十数万众竟取天下。
明亡清兴非一部书可尽言，《李自成》并非史书，但在很多官修史只是官方说法和可随意篡改的官样文章的时候，小说未尝不能是一扇窗口，送来历史的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