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伯希和亲历记：义和团入京
1900年6月13日，义和团进京之后，四处烧杀抢掠，权贵之家，亦难幸免，当时的高官，有两人曾遭劫难，一是孙家鼐，二即徐桐。好笑的是，徐桐本是义和团的脑残粉和大护法，不料大师兄们根本不买账，照旧抢他的财物，烧他的家。
文 | 羽戈 本文选自《伯希和北京日记 》一书
二重证据法
历史研究有一种方法，曰“二重证据法”，发明者是王国维。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开宗明义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所谓“纸上之材料”，即文献，“地下之新材料”，即考古，以此为二重证据，相互格义，去伪存真，还原历史。1934年，陈寅恪为王国维遗著作序，将其治学方法归结为三点：“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后两点，王国维虽行之，却未言明。这一总结，可视为对二重证据法的一种拓展。
如果以陈寅恪所定义的二重证据法为准，其运用范围，绝不当限于古史。谈到王国维治学方法第二、三点，陈寅恪列举的王氏作品包括蒙古史、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不仅超出了古史，甚至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这则予我以启发，尝试把二重证据法应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世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激烈撞击之中，所形成的二重证据，一是中国史料，二是外国史料。这二者，一般有主次之分，外国史料更适合作为参照物。不过涉及到具体事件，譬如义和团运动——这是一场义和团、朝廷与列强的三角博弈——期间外国人的表现，尤其北京使馆区被义和团和清军围攻这一段历史（1900年6月20日-8月14日），外国史料则可能反客为主，毕竟当时中国人在外围，外国人在局中，那些亲历者的记录，遂成史料之主体，如美国驻华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北京信札》、英国记者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以及我们即将谈到的法国人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的《北京日记》。
伯希和这个名字，国人也许并不陌生。他一面是大师（著名汉学家，被誉为“所有西方的中国学专家的祖师爷”），一面则是大贼（敦煌盗宝）。1900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便赶上了义和团运动的高潮，被围困于使馆区之时，作为志愿者，曾持枪与清军和团民作战，横戈跃马，无所畏惧，获法兰西骑士勋章。对此期间的种种见闻，他利用零碎时间，以最精简的笔触，记在纸片之上，“纸片的大小刚好可以放进他制服上衣的口袋”，“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写出的笔记令人读起来有时会觉得有些粗暴甚至是赤裸裸的”，然而恰恰是这些原生态的记录——其中不无偏见和谣言——更有助于把我们带回那个混乱、血腥的历史现场。遗憾的是，其记述过于简略，形同碎片，只适合作为历史的拼图或注脚。
徐桐与义和团
《北京日记》的插图当中，有一张使馆区地图。德国、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等公使馆汇集一处，其右下角（东南角），却是一位中国官员的住宅。此人即官拜体仁阁大学士的徐桐。徐桐属于保守派或顽固派，宗理学而厌西学，最是迂腐不过。以前读书，获知他家住东交民巷，毗邻使馆区，为了表达对洋人的憎恶，他在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此次看地图，才发现他家与使馆区如此之近，对门是意大利公使馆，斜对门是法国公使馆，的确是“与鬼为邻”——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徐桐这么讨厌洋人，为什么不考虑搬家呢？读图可知，徐桐家占地甚大，相当于德国公使馆及网球场，再加使馆区俱乐部。这么大地盘，实在难以断舍离。
伯希和日记中有两处提到徐桐。一说“徐桐每天早上都来要求通行证”（6月15日），最讨厌洋人的人，不得不天天与洋人打交道，这也难为了徐桐。6月23日下午两点，“徐桐家着火”。这是一处非常重要的记载。6月13日，义和团进京之后，四处烧杀抢掠，权贵之家，亦难幸免，当时的高官，有两人曾遭劫难，一是孙家鼐，二即徐桐。好笑的是，徐桐本是义和团的脑残粉和大护法，不料大师兄们根本不买账，照旧抢他的财物，烧他的家。其时伯希和住在法国公使馆，公使馆与徐桐家隔街相望，徐家着火，正在其视线之中。他的日记，明确了具体时间，可补历史之阙。
荣禄与炮击使馆区
除了徐桐，伯希和日记与书信还提到另一位政坛大佬荣禄。义和团运动期间，荣禄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历来有些争议。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一书认为，荣禄对于义和团，主张剿灭，对于慈禧向列强宣战，一再劝阻。他所引用的史料，最有意思的一则云，义和团祸乱京城，荣禄气得在军机处破口大骂：“这些王八旦，要把义和延入京，谓其能打洋人，闹得如许烂。”（《高枏日记》）“一班浑旦，将事弄糟，此时叫我一人作难。”（张黎辉辑《义和团运动散记》）这正可印证荣禄对义和团的敌视态度。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荣禄与慈禧系一丘之貉，如伯希和称荣禄为“清军右派”，按照法国人的左右之分，右派即保守派，这在1900年的中国，则与义和团亲近；在给路易菲诺的信中，他直言“义和团迫使那些了解我们军力的人站在他们一边，如慈禧太后及我们想要刺杀的荣禄”，居然要刺杀荣禄，可见仇恨之深；炮击使馆区，荣禄也是指挥者，“端郡王和荣禄指挥着整个事件，庆亲王被排挤在一边”。
说到炮击使馆区，则可引出一段史事。话说董福祥的甘军与义和团围攻使馆区，数日不克，慈禧下旨炮击，交荣禄的武卫军办理，武卫军炮队长张怀芝问荣禄：“太后真欲毁使馆耶？上谕给中堂，怀芝走卒，不知有上谕。果决意轰使馆，请中堂发手谕。”荣禄答：“太后不闻炮声，吾不能复命。”张怀芝道：“太后欲闻炮声，此易事耳，今夜当有炮声。”荣禄大喜：“汝退。好小子，有出息。”从此张怀芝为荣禄所激赏。这是江庸《趋庭随笔》的记载，结尾有些语焉不详。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所记更为详尽，称张怀芝领会了荣禄之意过后，“于是尽移炮位，向使馆外空地射击一昼夜，未损使馆分毫，而停攻之中旨下矣。”陈夔龙《梦焦亭杂记》认为此事与张怀芝无关，而是荣禄自己拿主意，故意放高炮：“密嘱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轰然发出，势若雷奔电掣，已超过该馆屋脊视线，出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顶穿成巨窟。”
不过，从伯希和《北京日记》来看，空炮或高炮一事，无法得到印证，相反，自7月6日下午“中国人开始用大炮摧毁我们的大门”，几乎连日炮击，导致他们死伤惨重，如7月8日上午十一点，“莫里斯住所的炮声又响起了。第一下炮击击伤萨立欧；第二下炮击击中另一名水兵；第三下炮击我们都避开了；第四下炮击时指挥官托尔曼想看看情况，结果被众多弹片击中，最深的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心脏附近，他随即身亡”。
伯希和日记中的义和团与清军
伯希和的对手，既有清军，也有义和团。其日记记载了与义和团交战的情形：“……接着大群义和团毫无畏惧地向我们冲过来，他们手舞足蹈，做着他们的宗教仪式，小孩子排在头阵。在我们第三次射击后他们才退去。”“小孩子排在头阵”一语，正印证了义和团惯用的战术：“（义和）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记》）
这样的义和团，甚至难以得到战友的尊重。伯希和曾提及清军对义和团的嘲讽：“哎，你们不是刀枪不入嘛，怎么从来看不见你们在前面开路。你们只会跟在我们后面放火、偷东西。”当然他也不忘嘲讽清军一把：“其实清兵也偷东西，董福祥手下的很多士兵偷了值钱的东西之后就离开军队了。”由此说来，使馆区久攻不下，未必是朝廷有意放水的缘故，如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认为荣禄“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纵使有之，亦非主因。
清军和义和团的战斗力与战斗欲望，着实不能高估。看看伯希和怎么评价他的对手，屡经恶战之后，他写道：“他们已经疲于与欧洲人作战，希望用饥荒来战胜我们。他们很害怕我们，因为我们更健壮，我们的步枪性能更好而且我们的射击技术也更好。他们以为我们有几千人”。事实上，使馆区的卫队士兵只有四百五十人左右，加上伯希和这样的编外战斗人员，怕也不足千人。
除了日记，《伯希和北京日记》一书还收录了伯希和的三封信，其中一封写给他的母亲。信末的“又及”充满了反讽色彩：“我忘记写了，我所在的教区的神父一个半月前对我们说慈禧太后两周后就会改信基督教！”这封信作于1900年6月12日，十天之后，即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这便是被后世演义的“慈禧向全世界宣战”。
内容简介 《伯希和北京日记》是伯希和的义和团运动亲历记录。1899—1901年，伯希和在越南、中国各地游历，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他恰好在北京，亲历了使馆区被义和团围攻的全过程，随时局的发展，他抽零碎的时间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在小纸片上。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写出的日记是零散的 、碎片化的，然而极具现场感。法兰西学院的编者将日记手稿详加辨认、整理，原样呈现出来，并且补充了伯希和第二次在远东地区生活时的日记，尽可能完整呈现这位学术大师青年时代充满冒险性的东方学术之旅。
作者简介 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世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曾师从法国汉学家沙畹等人，致力于中国学研究。伯希和的汉学研究精湛渊博，涉及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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