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蝇小馆的随想

北京最近极冷，天寒地冻的，路面上已经开始结冰了。

照例去国图读书，中午吃饱后趴在桌上睡了一会儿，醒来时环顾四周，发现已经无人和我分享面前的长桌，耳边只有远处翻页的沙沙声。顿时觉得有些寂寞。

我耐着性子呆到七点，觉得脖子发酸，腹内空空，便收拾东西准备去寻摸些过瘾的小吃犒劳一下自己。

卖力地蹬着ofo路过四道口时，余光瞥见了路对面的一家重庆小面，我想了想，便在前面找了十字路口调头，径直向店家温暖的灯光奔去。

推开店门我就乐了，映入眼帘的是六个敞亮的黑字，“面不够免费加”。我点了重庆小面和卤蛋，搓着手坐下来。

接待客人的是一对重庆口音的老夫妻，约莫四五十岁，坐在空闲椅子上瞅手机的样子带着老态。老夫妇对待客人言行十分谦卑，声音小小的，不用努力便发出和气的声音来。

他们为我捧上一大碗热腾腾的面，热气升上来，熏得我眼窝和心窝都有些湿润。“按我的食量，别说加面了，怕是这一大碗都吃不完。”我心里暗自嘀咕，“这种苍蝇馆子才解馋呢。”

这个当儿，我突然回想起五年半之前自己刚来到北京，准备开始学业的时候。第一天来北京，是和家人一起住在万寿寺派出所对面的一个招待所里。我们驱车从西三环下来，一个猛子扎到曲折简陋的巷子里，路边是小超市小馆子，以及出售烟酒茶叶同时兼职复印的小店。路两旁下水道口附近的石板被不知名的液体染成黑色，和我家乡那小县城别无二致。

初次见面，我有些失望，觉得北京出乎意料的破败——用破败形容似乎不太达意，如今我明白过来，那时的自己是不太接受北京居然也有如此低端之元素的。

五年多过去了，如今在寒风里给我温暖的恰是这些低端的苍蝇小馆。而他们的存在也岌岌可危了。

在我的家乡是没有苍蝇小馆这种说法的。“苍蝇小馆”这词，我仔细一推敲它成词的逻辑便觉得极妙，用“苍蝇”的特征做定语，生动亲切，有烟火气。

我的老乡们之所以不用这专属的名词，在我看来，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我们路两旁，遍地是这种馆子。如果每家店都有苍蝇，那么苍蝇小馆便失去了它“特指某一类”的性质，因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我们干脆就用“吃饭”来朴素的概括。

倒是去那些高端一些的场所用餐我们有专属的名词，“下饭店”。去路边小馆叫吃饭，去吃酒席则是“下饭店”。

在某种语境下，“下饭店”是常有的事，而去“苍蝇小馆”不常有，于是“下饭店”便略去；换了另一种语境，去“苍蝇小馆”常有而“下饭店”不常有，所以便把前者略去。就好比有些人，生活在高处，偶尔向下看看，给他们起一个“低端”作为专属名词，是一样的逻辑。

但是高和低是相对的，如果不存在其中的一个，那另一个自然也不存在了。要让城市里只有高端而一丝低端也没有，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这个国度存在很多“不由分说”的东西，而我对此常怀着愤怒，委屈的情绪。读儒家读到“仁”，读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把书丢在一边不愿意看了；听室友念考研的某公共课课本，忍不住坐起来驳斥之。

在我受教育，学习前人智慧的时候，有很多师长极擅长这种“不由分说”式的教育，大帽子扣下来，百口莫辩。也许是与他们抗争的久了，到现在这种愤怒还未曾减少。

只有耐着性子继续读，才恍然大悟——原来同是圣人所言，解读的方式也可以是多种的，此前所遇的不少人，是“非愚即诬者”也。揣着糊涂装明白是蠢，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坏，他们往往同流合污。

有“不由分说”式的教学，自然会出现“不由分说”式的人，“不由分说”式的管理。虽说这之间的因果关系我尚没有弄清，但它们的存在是确信无疑的了。

陈山老师上课常讲，治大国如烹小鲜。摆满了古董花瓶的房子，经不起有人在里面打拳，不由分说式的强硬，理应克制，尽力消除。

前两天课后交流，我说：“我还是对这些事挺悲观的。”

陈老师回：“悲观那你还活不活了？”

我想，来都来了，那就好好活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