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说的不只是性侵，还有我们都会遭遇的伤害

在昨晚刚刚落幕的第54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导演文晏凭借《嘉年华》获得“最佳导演”奖。这或许会帮助这部正在院线上映的片子，增加一点点排片率，让更多人得以走进影院，看到这部电影。

影片的故事不复杂：在一座不知名的海滨小城，两名小学女生被某民间商会会长性侵，影片对准的是性侵之后发生的种种故事，两位女生、受害者父母、事发宾馆经理与服务员、派出所民警、医院鉴定医生、性侵官司律师....等不同角色在整个过程中的反应与变化。

电影的镜头与叙事，让我们得以以一种更加切近、更加共情的方式去走近这个性侵题材的故事。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所讲述的是性侵，却又远远不止性侵。

撰文 | 宗城

女性之躯

物化与观赏

“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女性、女性的身体，这些东西都是在怎么被看待？”

目睹大量新闻后，文晏好奇这个问题，于是，她拍出了《嘉年华》。

这是她导演的第二部长片，早在大陆公映前，它就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金马奖三项提名等殊荣，这让《嘉年华》吊足了批评家的胃口。

文晏说：“这个社会时如此浮躁，是如此喧嚣，就像是嘉年华。但在浮躁和喧嚣的背后，有太多东西被遮挡住了。”嘉年华原是欧美“狂欢节”的英文音译，承载了物欲社会的喧嚣与激情。人们在嘉年华中容易集体激动，但他们的关系都是很浅很浅的，都只服务于一时的快感。这是一种大而空的美好。

《嘉年华》剧照。

就像影片中巨大的梦露塑像，多么性感的符号，象征着男人对女人的美好形象。可时间一长，梦露光滑的大腿上却布满了广告单、脏东西。犹如华美的袍，长满虱子。

顺着巨大的梦露塑像，男人与少女的不同态度发人思考。在部分男性眼里，梦露的塑像满足了他们对性感的想象，激起他们对女人肉身的观赏欲望；在卫道士眼里，梦露塑像有伤风化，象征了堕落的色情文化；但在影片主人公——几位少女眼中，她们欣赏塑像，只是因为一个美字。

《嘉年华》“梦露雕像版”海报

女性之躯被物化与观赏，《嘉年华》中的少女们受到困扰，她们无助的眼光，折射出现实社会的冰山一角。当我们浏览各大门户网站和墙壁广告，看到一位位展示蜂腰翘臀的女性抛出媚眼，显然，女性在这个景观世界里更可能成为被观赏的对象。美瞳、假睫毛、耳环、高跟鞋、长靴、渔网袜、吊带衫等，每一件女性身上的物品都可以被赋予满足男性审美的意义，甜美、性感甚至色情，女性的观赏价值被放大到极致，以至于在商业作品中，擅于投机取巧的导演作者也要添上几笔展示女性肉身的戏码。基于这个背景，“女性被如何看待”、“女性如何应对这些眼光”是很实际的问题。而经典的女性主义理论早已呼吁——女性要从男性审美需求跳出，才能减轻被观赏与物化的压力。但是，知易行难，直到今天，女性仍要面对更重的“观赏负荷”。

同时，在父权色彩更重的社会，道德施予女性的力量较之男性更重。同一个道德污点，男人可能只是受到争议，女人却可能万劫不复。本来就在职场遭受一定歧视的女性，一旦背负道德污点，将来的职业之路会更为艰难。即便这错误不是她犯下，她可能还是受害者，对方仍可能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伤风败俗”的心态将其拒之门外。

在重视道德评判的环境里，女性从小被期许宽仁大度、温柔和善，随意挥洒自己的个性，反而被视为不成熟的体现。所以，《嘉年华》里，小文的家长希望她大事化小，甚至教训自己的女儿衣着暴露，而小文等人的话被人质疑，因为她们看起来并不乖巧，像极了被传统父权世界观建构的“坏女孩”。

性侵以后

二次伤害

由于选题和宣传等原因，同题材电影容易被比较。《嘉年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导演文晏“想展现的不是性侵的暴力，而是这件事发生后社会的反应”，但影片上映伊始，就有不少观众联想起《熔炉》《素媛》等韩国电影。

其实，不仅是韩国，性侵一直是电影导演喜欢关注的角度。在美国，荣获奥斯卡奖的《聚焦》，涉及神父性侵儿童案；在中国，如《疯狂的代价》《不能说的夏天》《罗曼蒂克消亡史》等片也与性侵有关。

关键是——如何反映性侵。《熔炉》以教师仁浩和被侵害男女的视角讲述故事;《素媛》侧重于被侵害子女家长的角度;而《嘉年华》给了目击者和旁观者更多镜头，放弃由头至尾讲述性侵案件，导演把关注点放在了“性侵以后”。

这令《嘉年华》避开了同题材作品的套路。《熔炉》《素媛》已经将情感宣泄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熔炉》，上映以后引起轰动，甚至推动法律修改，可谓电影史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后来者沿着它们的路子，极难超越，最终只能拾人牙慧。

《熔炉》海报。

《素媛》海报。

《嘉年华》的侧重点区别于《熔炉》。《熔炉》严格遵循了“事起、冲突、反转、二次反转、高潮”的韩影套路，设置了典型的善恶冲突，情绪渲染饱满。但《嘉年华》却放弃用大量笔墨呈现“性侵发生时”，也淡化了煽情。在结局上，《嘉年华》的结尾亦富有“中国特色”。

这不仅是为了避免雷同，也与文晏的导演趣味有关。文宴欣赏法国导演罗伯特·布列松，从处女作开始，她就习惯用“不事声张”的风格来拍摄电影。总体来说，文晏的电影沉静、寡淡，是冷色调的。但其中又富有张力，且保持有一定的逻辑性。这些特点延续在《嘉年华》中。

文晏没有刻意渲染侵犯者的可憎，甚至刻意把侵犯者的面孔模糊化，她不吝笔墨地书写了“性侵以后”的群像。这些“群像”由家庭、医院、警方、律师等构成。

在家庭，性侵以后，小文的妈妈剪掉女儿的头发，斥责小文：“叫你穿那些不三不四的衣服！”小文的父亲保持庸弱，而小新的父亲选择与刘会长私了，因为“就算判了刘会长又怎样？他关几年再出来可以继续呼风唤雨。但我们的孩子呢？就要被人们说三道四”；

在医院，性侵以后，医生对小文进行两次检查，却得出不一样的结果，这一幕如同《熔炉》里被校长一方收买的女医生，但文晏更进一步，她设计了一个情节——医生对媒体公开检查结果，却全然不顾及小文的感受。一个小小的个体，就这样被舆论大潮二次伤害；

在警方，小文的精神状况还未好转，警察就要求小文回忆性侵细节，为了尽快侦破案件，一次次对小文进行施压。

正是这些“群像”的自私与冷漠压制了正义、驱走了善良，让小文、小米这些受害者非但得不到慰藉，反而陷入更深的无助。所以，最后她们才选择出走，这个好似《四百击》的结尾，和《四百击》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这个角度来说，《嘉年华》比《熔炉》更绝望，被伤害的人不但改变不了世界，自己也被世界改变了，《嘉年华》的世界里，愿意伸出援手的人太少，自私冷漠的人太多，但观众不觉得这是导演的阴暗，他们的现实经验告诉他们：的确如此。

影片中，性侵案只是一个引子。一部优秀的作品能够从特定事件中以小见大，在不经意间唤起人的普遍经验和情感，由浅入深去摸索人性。《嘉年华》的重点不在性侵，不是控诉凶手，而在于社会对受害者施加的有色眼镜和集体冷漠。

《嘉年华》剧照，图为王栎鑫饰演的“小健”

《嘉年华》呈现了集体的冷漠，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有许许多多鲁迅笔下的“路人”。在鲁迅眼里，即便路上有人暴病倒地，路人也只是围观、高兴或惊诧，“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

鲁迅笔下的路人，还只是旁观者，但一旦遇到利益相关的事情，可能影响自己声誉的事情，他们不只是旁观了，还可能成为压制正义的帮凶。一如《嘉年华》里的父亲、母亲、警官和医生，要么是觉得家丑不可外扬，要么是害怕承担风险，他们集体牺牲了小文、小新们的身心健康，换取自己的利益不受损。

《嘉年华》让我们意识到这些迫害事件不只是个例，不只是坏人对其他人的虐待，还可以是集体的自私情绪对个体的伤害，是一次次人们不经意间参与的平庸之恶。如此，即便我们不是性侵受害者，我们看到《嘉年华》也能有所共鸣，这些不是偶然，集体自私与冷漠就发生在我们周遭，我们也随时可能成为受害者。所以，《嘉年华》所呈现的环境具有普世意义，导演的反思具有关照一般个体的行为模式的力量。

集体冷漠

看不见的暴力

谈到自己的意图，文晏说：“希望人们把眼光放到这个社会。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什么样的社会可以使人变成这个样子？使他们在很多事情上做出这样的选择，然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使得这个社会可以得到改变，使得这些人可以不再做这样的选择。”《嘉年华》是一个契机，让我们探讨这个社会存在的集体冷漠问题，以及性侵发生后，我们这些“当事人”或“陌生人”该如何去面对。

当暴力正在进行时，如果一个人有能力阻止暴力，却选择冷眼旁观，她将成为施暴者的帮凶。比如：一位男子当街殴打妇女，如果旁边站着的是孩童，她没有能力阻止，她旁观或闷声离开，这可以理解。可如果旁边是身体健全的成年人，甚至是一群人，他们却对殴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实际上他们助长了了对那位妇女的伤害。身体上，他们本可以阻止殴打，但没有；精神上，个体被侵犯时，外人的冷眼旁观，那种无情的冷酷足以摧垮他对外部世界的信任和反击侵犯的勇气。

还有一种冷漠，是他人面对被迫害者，用言语诱导他们放弃维护正当权益的念头，甚至用顾全大局、“是你做错”或“以和为贵”的幌子，虚化正义与黑暗的界限，模糊作恶者的行为。因为害怕招惹事端而怂恿他人不作为，这是更普遍而危险的冷漠。

冷漠的外衣可能是虚伪的中立。曾良君在谈论小说《朗读者》时说：“当正邪两件事情同时在你眼前发生的时候，如果你什么也不做，看似中立，实际上你已经站在了邪恶的那一方，既然你偏帮了邪恶的那一方，那你就是不道德的，是帮凶。”这种“中立”看似无害，却对被侵害者和对侵害行为的调查存在干扰。

《朗读者》作者: [德] 本哈德·施林克 译者: 钱定平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06年1月

集体冷漠正在成为社会趋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却相对滞后，不断表现集体冷漠的新闻的背后，是不同阶层权力的日益分化与人们“独善其身”心态的膨胀。在一个人与人关系更加支离破碎的环境里，道德冷漠将成为常态。

如今，独居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除了单身青年，还有所谓的单身妇女、单身老人隐藏在城市里。我曾看过一组数据，1990年，独居人数占到全国人口的6%。2010年，成了14%，到2013年，独居人数达到了14.6%。在上海，每4户中有1户只有一位家庭成员，北京的比例则是1/5。这还仅仅是在籍人口的统计数据。在这个背景下，越来越多人走向孤独，城市人的关系愈发支离破碎。

个人原子化是城市人的趋势。建国后，传统家族势力与父权制度的衰落给予了个体化社会的发展空间，在城市，公共生活的缺乏和楼宇设计的封闭性使得市民互动匮乏，家庭关系原子化。由此，出现了“无公德的个人”。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个体冷漠现象，也与此有关。

但由于相对开明的生活观念和更完善的教育和法律体系，当一线城市支离破碎的少年男女受到性侵，他们还有维权的途径，社会舆论也会支援他们。可在二三线城市乃至重男轻女观念浓厚、法制松散的农村，被性侵的男男女女却求助无门。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的家乡就在偏远城市，每年也要回农村几次，在那里，法治是表，人治是里。谁在治？打着道德大旗的传统家长或地方土豪。村庄骨子里遵循的是家长制社会的一套，个体很难独立于宗族，宗族的道德评价关系到个人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当地的性教育非常淡薄，当地女性甚至连“什么是性侵”“怎样构成性侵”都说不明白，焉论让她们维权。她们被侵犯后，生怕说出来，自己就“臭”了，没人要了，所以忍气吞声。在一个法制缺失、教育匮乏的环境里，权钱成了一切，被侵犯的人如果没有圈钱的庇护，伸张正义之路就困难重重。

《嘉年华》剧照。

《嘉年华》反映了这片图景，但它的设问不局限于村镇，难道法制完善、教育补充，就不会出现社会对被侵犯女性的冷漠吗？表面上，我们的舆论场对受害者足够关心，性侵案件总能引发热点。可往深里说，有多少被侵犯者依然在忍气吞声，有多少关心只是浮光掠影？反而是人性中自私的一面，时时刻刻都在挥发。

我们身处的社会存在一种很有反差的景观。如果你每天留意微信微博，你看到暴力事件出来后公众的义愤填膺，你会感觉公众都很热情，都有强烈的善意。可落到现实里，你更多看到的却是明哲保身，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是可能影响道德评价的事情，路人们赶快避开，他们会懊悔吗？也许，但他们自有让自己心安理得的方式，那就是上网抒发议论，用一个转发或评论证明自己不是冷漠的人。

《嘉年华》是一部富有社会意义的电影，它反映的伤害不仅仅发生于特殊人群，而可能在每一个人之间。文晏说：“在这部电影中，性侵案件只是一个载体，更重要的是案件所辐射出的诸多社会问题，包括女孩成长所面临的逆境，以及社会对女性的偏见。”

进一步讲，在一个残存父权阴影的冷漠环境里，受害的并不只是女性。所谓父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冲突，并不是男性和女性的冲突，而是霸权与平权的冲突。而过去人们对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二元区分，以及潜在话语中对所谓男性气质的推崇，不但令女性饱受困扰，也让不少男性陷入自卑。

所以，当越来越多影视作品反映了女性被性侵的困境，如果有电影跳脱出单纯的女性视角，从反思男女刻板印象的角度出发，将会很有意义。

身为一个个体，我们可以拒绝冷漠。即便，我们面对铁壁高墙，感到自身渺小；我们抬头望空，正义被乌云遮蔽。但是，我们仍可行使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底线，生而为人，不要轻易遗忘，哪怕不去抗争，也切莫助纣为虐。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侵犯一个人，大概需要动机。但帮助一个人，并不需要理由。对弱势者而言，你的一丝丝善意，比想象中要重要。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宗城；编辑：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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