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丛狄： 试论悲剧性（谢林部分）
谢林
彼得·斯丛狄
yapapa 译
“人们经常问，希腊人的理性是如何能忍受他们悲剧之中的矛盾的。一个有死者，为其厄运而注定成为犯罪者，他自己虽然奋力反抗这种厄运，却要为他的罪行受到可怕的惩罚，而这罪行却是命运之工！这种矛盾的根基，这使此种矛盾变得可以忍受的东西，要比人们找寻之处藏得更深，它就在人类的自由与客观世界的势力（Macht）之间的争斗（Streit）之中，在这种争斗中，若这种势力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一种天命（Fatum）），有死者就必然要失败，然而，因为他并非不经过斗争而失败，所以他必须要为他的失败而受到惩罚。犯罪者只是因命运更强大的势力而失败，却要为此而受到惩罚，这件事本身是对人类自由的肯定，是这种自由配得的荣誉。希腊悲剧以这种方式给予人类自由以荣誉，那就是它让其主人公与命运更强的势力相抗争：为了不越过这一艺术的界限，他们必须败给命运，然而，为了弥补这种人类自由因艺术所迫而蒙受的屈辱，悲剧必须要让其主人公赎偿罪行，哪怕犯下罪行是因为命运。（...）为不可避免的罪行自愿接受惩罚，为的是通过失去其自由本身去证明这种自由，并且覆灭时依旧宣告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是一种伟大的思想。”
悲剧性（Tragisches）理论的历史从这段对《俄狄浦斯王》以及对古希腊悲剧的阐释开始，这种理论不再着眼于悲剧性的效果，而着眼于现象本身。这一文本引自《论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哲学书信》（Philosophische Briefe ueber Dogmatismus und Kritizismus）中的最后一封，是谢林1795年写成的，当时他只有二十岁。这些书信中谢林将斯宾诺莎和康德的学说进行了对比，对费希特来说，这是唯有的两个完全前后一致（konsequent）的体系。同时谢林也试图保护批判哲学，避免其自身的教条化。在这一时期，谢林在给黑格尔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认为，批判哲学和教条哲学之间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从绝对的（并非不受客体限定（bedingt）的）我，而后者从绝对的客体或者非我出发。”与之相符的是一种对立的意义，这一种意义在两种自由的学说中都得到认可，谢林在其中看到了“‘我’的本质”，“一切哲学的开始与终结”。在独断主义中，主体以“绝对的被动性”收买将绝对者作为知识对象的选择权，而批判主义则将一切置入主体之中，并以此否定客体的一切，“向着不变的自我性，不受限定的自由，没有束缚的行动而努力”。仿佛谢林认识到，这两种可能性之里，在那客体性之物因主体的绝对的被动性而获得胜利的地方，它的势力依旧被轻视了——它的胜利毕竟要归功于这个主体，因而谢林让这些书信假托的收信者指出了第三种可能性。它不再来源于哲学体系，而是来源于生活和生活在艺术中的呈现。“您说得对，”他的第十封信是这样开头的，“还剩下一点没有提及——那就是去知悉有一种客体性的势力，它使我们的自由受到毁灭的威胁，去带着这种坚定的，明确的信念去与之斗争，去召唤起他的全部自由，并以此方式倒下。”然而好像年轻的谢林对承认这种客体的势力尚有犹豫，他只在悲剧艺术里容许这种斗争，而不是在生活里，“它不能成为行动的体系，因为这种体系是以巨人的种族（Titanengeschlecht）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前提，那么无疑会给人类带来最严重的损害。” 对于谢林来说，《俄狄浦斯王》的悲剧过程并不是因为其本身，而是在将其目标考虑在内时才获得其意义的，这也与这种观念论的信念相符，也即认定悲剧性之物存在于其暴力中，并只有当在其中可以发现一种意义的时候才对其加以承认：也就是对自由的维护。尽管如此，这一悲剧过程自己的结构也是很明确的。按照谢林的阐释，悲剧的主人公不仅仅失败于客体者更强的势力，更是为了他的失败而蒙受惩罚，原因是他究竟还是进行了这一斗争。如此这般，他姿态中的积极的价值：也就是一种向着自由，也即“‘我’之本质”的意志，也转向了自身的反面。黑格尔或许会称这一过程为辩证的【斯丛狄注：辩证法（Dialektik）和辩证的（dialektisch）在对黑格尔用语的研究中占显著地位，然而暂不论他的哲学体系，指的是以下的事实和过程：对立面的统一，向自身反面的转化，自身的否定化，自我分裂（Selbstentzweiung）】。自然，谢林考虑到的是通过覆灭而收买到的对自由的维护，一种纯粹悲剧过程的可能性对于他是陌生的。然而这个作为其对悲剧问题一切探讨的句子里，即“为不可避免的罪行自愿接受惩罚，为的是通过失去其自由本身去证明这种自由，并且覆灭时依旧宣告自己的自由意志，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在这句话中已经鸣响了这一晦暗的动机，往后，对崇高的胜利的意识再也无法盖过它的声音：这就是对最高之物恰恰通过本应使之获得拯救的方式而遭受毁灭的认识。
“悲剧的本质在于（……）主体中的自由和作为客体的必然性间的争斗，这种争斗并不以其中某方的失败而结束，而是以两者既获胜，又败北地在完全的无差别（Indifferenz）中显现而告终。
自由与必然性的争斗确实只存在于那必然性侵蚀了意志，而自由在自己的地盘遭遇斗争的地方。”
谢林1802/1803年间第一次艺术哲学讲课中对悲剧的阐释与他青年时论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的著作关系依旧非常密切，然而这里的出发点不再是在原则上可能的两种主客体的关系之外保留给艺术领域的第三种关系，而是从谢林的同一性哲学的原则中发展出来的，并在以此为基础的美学之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当谢林把神看作“无尽的，将一切现实包括在自身的同一性”，他也把美规定为“现实者和理想者的合为一体（Ineinsbildung）”，规定为“自由和必然性的，在一种现实者之中被直观的无差边。”三种诗的体裁以三种不同的现象形式出现在这种同一性中：在史诗中谢林看到“仿佛一种无辜的状态，一切都在一起，都是一体的，而之后只是分开地存在，或者只是从分开中重新回归整体。这种同一性在发展到形成抒情诗歌的时候激起了冲突，这一形成的后期最成熟的果实里，整体和冲突才在更高的层面和解，两者在更完满的形成中重新成为一体。这一种更高的同一性就是戏剧。”这里也是谢林整个体系的顶峰，它的本质是自由和必然性的同一性，在他对悲剧过程的规定中则是这种无差别的再造。而悲剧性之物在这里重又作为一种辩证的现象被理解。因为自由和必然性的无差别只有付出这一代价才有可能，也就是胜利者同时又被战胜，而被战胜的同时也是胜利者。而斗争的舞台不再是处于斗争的主体之外的中间地带，而是被迁放于自由之中，这样，自由，好像要与自身共同毁灭，也成为了自己的敌手。
